(2020/10/27於政大哈佛生醫讀書會分享個案,此為會後記錄)
起初會想探討Gilead,純粹是對這家藥廠的興趣,一間1987年才成立的公司,卻能夠在短期間高速成長,甚至研發了許多突破性的抗病毒藥物,包含今年轟動全球的瑞德西韋,非常具有故事性,其中如何讓高價藥物進到低收入國家更是一個大考驗。
為了瞭解公司背景,必須回溯到創辦人身上──Michael L. Riordan,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拿了醫學學位又攻讀了哈佛MBA,他特別專注在反轉錄病毒的研究上,創立了Gilead後,也將愛滋病、B肝、流感作為研發目標(註:著名的克流感便是Gilead授權給Roche的)。後來接手的John C. Martin將眾多研發成果推向國際,擔任CEO的期間不僅獲得生醫獎,更奠定了Gilead的聲譽。
Gilead的股價有兩個高峰,一個在HIV新藥,另一個在HCV新藥。這次分享特別以兩個案件去鋪陳故事的漸進性,希望能剖析每次抉擇的難處,包含價格背後的需求、成本、輿論、社會關懷等等。那時還不算太大的Gilead做出了別於大廠差別訂價的決策,採取授權學名藥廠、與經銷商合作來解決藥價問題,獲得Business Week最佳企業獎,也建立了特別部門AOEM(Access Operation and Emerging Market) 來解決130個低收入國家的Access問題。但同樣的模式不一定能被複製,高價藥品與研發風險、先進者定價都息息相關,若從單點切入就容易忽略決策的脈絡。Gilead的HCV成功Access了嗎?當時,不是所有保險公司都給付,也不是所有國家都願意積極談判,談到受刑人是否能獲保險給付時,又涉及人權議題。
如同CEO Martin說的:
「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商業模式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在健康、經濟、政策的多面向影響下,定價策略和市場准入永遠都在尋找最佳平衡點,以政府角度,該如何分配預算,以達最大效益?以廠商角度,又該如何制定價格,在合理的利潤下維護商譽?各種因子的交互作用下,勢必有人反彈、有人倡議,然而跳出各方思維,我們最終會回到「社會期待什麼」的問題上。印度人民期待低價、埃及國家想解決特定疾病、人權國家要求平等、聯合國要消滅HIV……也許現今社會,不只要有彈性的定價策略,更需要理解期待,或是創造期待。
參考文獻:
§ Harvard Business Case: Gilead Sciences, Inc. Access Program
§ Harvard Business Case: Gilead Hepatitis C Access Strategy (A)
§ Harvard Business Case: Gilead Hepatitis C Access Strategy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