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三里塚》日本土地徵收爭議

當一個城市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需要邁入下一步時，通常都市更新、增添交通與公共設施是一個選擇，尤其在地小人多的海島國家更是如此，例如日本有著兩億多人口與世界數一數二的密集度，土地不僅是居住者少數僅有的財產，更有著寸土寸金的價值，但許多時候政府的土地徵收並不是每個人都滿意。

紀錄片《活在三里塚》是一部講述日本興建成田機場時發生的社會問題，主要以政府強制徵收成田市三里塚地區農民與住戶的土地而未做妥善的溝通，發生一連串反抗、鬥爭與死傷的社會事件。紀錄片在事件過去多年後拍攝當時參與事件的農民、婦人來憶起當時的事發過程與讓這起日本地方運動的土地抗爭不被遺忘。

時代往往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一般外國大眾對於日本的印象像來是正面多於負面，甚至在台灣有所謂新時代「皇民」這貶抑詞，來說對於日本無條件吹捧歌頌的台灣人。但在很多地方其實可以看見日本人民對於自己社會反思與民族性的困境，如展覽《表現の不自由展》中提到即便到今不敢提的關於天皇神格化的戰爭反思、慰安婦女性權益、核災對當地人的影響。

過去1970年代在「東大全共鬪」中三島有紀夫和那一代日本民主運動的參與者所擔心的，日本人會越來越不懂抗爭、活在一個自以為安逸且不問政事的日本社會，對比現今當時的討論辯駁有如預言。

《活在三里塚》是日本在60、70年代頗具代表性人民衝撞政府，具體表達自己土地正義的一項社會運動與事件，事件起於成田機場設置地點土地強制徵收的衝突與地方農民不滿和政黨之間鬥爭加上當年極左派青年加入而讓戰局一發不可收拾。

這部電影是以45年之後找尋當年參與土地運動的原當地居民來敘述與回顧當時的事件，並對於年輕的他們參與這項小搏大甚至絕對會輸的抗爭運動一種回顧與看法，甚至對於自己親身經歷到活動所走向變質與傷害甚至朋友、家屬在抗爭中死亡這些導致後續政府與人民之間更加對立的局面往日談。

這是1968年拍攝《三里塚之夏》實際走進這場日本土地徵收抗爭運動的導演大津幸四郎，在暌違45年後再次拍攝當年三里塚原居民的後話與回憶錄。而也是這名以日本各項社會議題為題材的紀錄片導演已故前最後一部作品。

製作人島春彥想透過募款的方式讓這部具有紀念和社會意義的影像，公開在日本與國際上映，讓人看見日本社會的真實問題和日本政府想掩蓋事件製造和諧的一幕。當年導演拍攝《三里塚之夏》抗爭者組織與團體真實一面想傳達給大城市的人群時，卻被日本政府給拘捕，可以說觸動到日本政府敏感之處和積極想掩蓋的地方。

三里塚鬥爭整體來說在時代背景下都非常複雜，可以說是60年代日本民主社會當起步的一項時代環節與必經之路，這之中最主要則分為三個部分讓這抗爭運動越演越烈：

一、日本政府無溝通和招開公聽會跟當地居民農民討論，初期強制以低廉價格徵收土地。二、反對黨的介入煽動對政府仇恨，與新左派份子激進的燒屋投彈的作法，政府派出鎮暴部隊強押讓抗爭失焦。三、抗爭團體成員三之宮文男自殺、警方單位有警員在械鬥中死亡，使政府與當地民眾更加對立與不信任。

導演大津幸四郎當年所拍攝與現今的影片會讓政黨們那麼汗顏，主要是他拍出沒有那負責政治鬥爭和地方中央利益下，純粹保衛自己土地與家園的居民，他們並不是不願配合政府的機場建案，而是需要政府給予他們「說服的理由」和「合理的談判」，他們顯然覺得政府只想快速解決事件拒絕與他們地方農民對話。

也就是其實最根本衝突在於日本政府積極的規劃成田機場興建工程，以為可以用便宜的金額收購當地農民私有地，不配合就動用權力的鴨霸作法想便宜行事，引發後續農民的不服與反彈，也讓反對黨和共產組織蠢蠢欲動。

雖然我認為導演對於事件的追尋很深入與深刻，無論是1968年拍攝的黑白紀錄《三里塚之夏》、或後日談的《活在三里塚》兩部紀錄片都有著它在日本土地徵收與抗爭上頗具歷史與意義的一面。

但以電影和觀眾的觀點來看，這兩部甚至導演其他部電影都有著太過冗長，與剪輯、訪談跳躍的毛病，甚至對於一些事件外的細節太過注重，而導致重點被掩蓋變成主題不明確的電影內容，這是導演一直以來的問題，就像是《活在三里塚》中是要以回顧當年參與運動者的往事，還是現在經過抗爭後幾十年的生活？在電影裡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軸。

我認為每個國家有它們需要克服的問題，我們去觀光或短暫居留往往是在該地繁華的地段，看見他們最好與政府外宣出來想給外國人看見的那一面。有時候需要透過獨立媒體和獨立電影與當地文藝來看見那不美好的一面。這不是揭露傷疤貶低地方的獵奇行為，而是了解這個國家的問題與反思我們自己國家的問題。

在台灣同樣也有在土地改革與徵收所造成的社會事件，如樂生療養院、大埔、相思寮等都有著同樣的抗爭與對政府徵收的不滿。土地改革跟都市規劃是到一個時間點的必然，但你要如何與人民溝通這個民主社會政府所需承受與協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