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九月，中國高階軍官召開長達一個月的會議，討論中國的戰略，以抵禦蘇聯可能入侵。當時，蘇聯在中國北境邊界部署約莫五十個師。在會議的最後一天，鄧小平講話了，他用直率的風格說：「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採取什麼方針？ 我贊成就是『積極防禦』四個字。」鄧小平用簡短幾句話，不僅認可要改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一九六○年代中期採用的軍事戰略（立足於深入中國領土打持久戰，也贊同採用新戰略來對抗蘇聯侵略；解放軍最高指揮中心已經在會議中制定了新戰略，刺激中國採取行動，進行軍隊現代化。
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一共採用過九套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ies，又稱為「戰略方針」（strategic guideline。這些方針提供了中共中央軍委所下達的權威指導，包含解放軍的作戰準則、軍隊編組與訓練。一九五六年、一九八○年與一九九三年採用的方針，則全力改造解放軍，準備以新的作戰方式發動戰爭。中國何時與如何大幅更改軍事戰略？ 為什麼中國在這三
個時刻，而不是其他時間點大幅改變軍事戰略呢？基於幾個理由，這些問題的答案很重要。第一，理論上，從中國對軍事戰略的各種態度，可以發現豐富的案例，深入了解軍事組織改變的根源。一般來說，目前學術研究檢驗過的案例相對較少，大多局限於民主社會的先進軍隊，尤其是美國和英國。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研究聚集於探究兩個時段：第一段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第二段則是冷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像中國那樣的非西方國家比較少獲得學術界關注。同樣地，除了蘇聯以外，關於擁有政黨軍隊（party-armies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改變，研究仍舊不足。此外，除了美國和蘇聯以外，學者鮮少研究個別國家的軍事戰略改變進程，儘管這樣的研究計畫能在無涉於文化和地理等背景因素的情況下，有益於解釋戰略的變化。
因此，檢討一九四九年起的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提供了機會，能夠在數個面向上豐富關於軍事準則和創新的現有文獻。第一，這項研究可以用新的重要案例，也就是當代中國，來評估現有的理論。第二，這項研究讓學者能夠廣泛探究諸多潛在變數的影響。中國一九四九年起的諸多特色如下，包括：作為非西方國家，有豐富且與眾不同的文化遺產；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軍隊隸
屬政黨而非國家；是革命國家，在激變中創立；跟其他強權相比，屬於軍隊現代化較晚的國家。如果從西方案例推導出來的理論能夠解釋中國的軍事改變，那麼，那些理論應該就能通過一系列困難的重要檢驗。然而，如果現有的理論無法說明中國的戰略改變，那麼學者就應該重新思考那些理論可以應用的範圍。
第二，根據經驗，目前還沒有針對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軍事戰略改變所進行的全面系統化研究。在研究當代中國的領域，有一小群橫跨幾個世代的活躍學者，曾經檢討解放軍的組織演化，以及解放軍在社會、政治與國防相關政策上的角色。雖然對於理解中國對國防政策的態度，現有的研究貢獻良多，但卻在三個方面有所限制。
首先，現有的中國軍事戰略研究在實證範圍或時間區段上有局限。檢視中國的軍事戰略，一般多從兩個角度出發。第一個作法是研究解放軍的組織發展，同時檢討戰略和其他主題，像是訓練、軍隊編組、編制、政治工作與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第二個作法比較常見，就是利用記錄當代變遷的書籍資料或期刊文章。從一九七○年代中期起，高德溫（Paul Godwin、黎楠（Nan Li與馮德威（David Finkelstein等學者，對於這個主題有最多的論著。
雖然這些作品在出版時是十分前沿的研究，但是這些文獻並沒有全面研究中國對軍事戰略的態度，然而軍事戰略在軍隊發展和現代化的其他大部分面向上，都具有指導性作用。
此外，完成於二○○○年代之前的絕大多數現有中國戰略學術研究，都仰賴於數量有限的中文翻譯原始資料。然而，在過去十年裡，已經可以取得來自中國、有關現行和過去戰略的材料。早期能取得的中文原始資料有限，影響重大，原因有二。第一，許多關於中國軍事戰略的研究，沒有用解放軍本身使用的術語來解釋這個現象。戰略方針的概念反映了中國在不同時期的戰略精髓，近期才吸引了西方學者的關注。儘管戰略方針在解放軍裡很重要，但以往大多數的學術研究都沒有系統化檢討這些戰略方針的採用與內容。
第二，過去的一些中國軍事戰略，在無意間被錯誤地描述，例如，許多學者（包括我在內曾經說解放軍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戰略，是奉行「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因為有幾位值得關注的將軍使用這套詞彙，表達出希望將
解放軍現代化。然而，中央軍委本身卻不曾使用過這句口號來說明中國的軍事戰略。再者，中國高階將領首次使用這套詞彙是在一九五○年代後期，接著持續使用到一九九○年代─但中國在這兩個時期都採用了不同的軍事戰略。同樣地，中國在一九八○年代以前的軍事戰略，經常被說成是「人民戰爭」。然而，在這段時期裡，解放軍採用了四套不同的戰略方針，其中只有兩套說得上接近毛澤東所說的人民戰爭。
最後，現有的解放軍學術研究，與政治科學中討論軍事準則與創新的相關文獻缺乏整合，這很可能反映出取得的原始資料相當不足。無論原因是什麼，整合不足的代價很高，導致阻礙將「中國案例」的發現結果，放在比較廣泛的理論文獻中進行辯論；亦造成無法與涉及世界強權的個案進行比較，並造成新架構無法應用於研究中國政治。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是了解中國的軍事戰略從來沒有像今日這麼重要。經過了四十年經濟快速成長，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現今中國的國防支出僅次於美國，解放軍有兩百萬現役軍人，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龐大的軍隊。但是，有些關於中國的重大問題，包括中國會如何運用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以及使用在什麼樣用途上，這些無法用國內生產毛額或國防支出之類的簡單度量來回答。答案的關鍵在於軍事戰略，若能了解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戰略態度，就能知道評估未來改變的重要底線，也能洞悉這其中重要的意涵，包括對中國軍力的淨評估（net assessment）、威逼（coercion）在中國的國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東亞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的強度，以及中美爆發衝突是否可能擴大到高層級。
書名：積極防禦：從國際情勢、內部鬥爭，解讀1949年以來中國軍事戰略的變與不變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年05月05日
作者簡介：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政治科學Arthur and Ruth Sloan 教授暨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學程主任。
經常接受《華盛頓郵報》、《衛報》、《金融時報》與《新共和》等西方主流媒體採訪，評論中國軍事政策與地緣政治等議題。專長包括國際關係、國際安全、軍事策略、軍事準則、核武器、核策略、領土爭議與海域衝突等，主要研究區域為中國與東亞。作品常見於《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國際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與《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等。著有《強大的邊境，安全的國家》（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 2008〔暫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