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博物館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對「西方」的叩問

2020/10/21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廢除1934年的內閣法令,終結了聖索菲亞(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館歲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隨後也簽發總統令,恢復了聖索菲亞過往長達482年的清真寺地位。
根據土耳其政府規劃,未來的建築體將劃分為禮拜與參觀用兩區,前者供穆斯林使用,後者將繼續向各國遊客開放;而恢復清真寺地位後,也將取消博物館原有的收費機制,未來聖索菲亞將能免費進入。埃爾多安表示,「作為世界的共同遺產,聖索菲亞將以其新地位,用更真誠的方式擁抱所有人。」
然而除了土耳其人與穆斯林外,世界對此事的反應普遍是驚愕多過讚許。建築體改制,竟能引發國際規模的滿城風雨,主因還是其牽涉了西方與土耳其雙邊的歷史主體問題,兩相糾結,宛如烈火遇上甘油,引發輿論爆燃。

一切源自1453年

綜觀此次外界批評,大抵有三大來源,一是教皇、各東正牧首等基督世界領袖;二是與土耳其有過歷史情仇的相關國家,例如希臘與塞浦路斯等;三是西方的政治機構與組織,例如美國國務院、俄羅斯外交事務委員會、歐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而批評的理由,大抵不出橫陳百年的歷史情結。
聖索菲亞博物館始建於公元532年,彼時「伊斯坦堡」尚是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位處首都的聖索菲亞不僅是拜占庭建築典範,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而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攻滅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因而陷落,聖索菲亞教堂(Church of Hagia Sophia)也改以「阿亞索菲亞大清真寺」之名存世。
而儘管帝國已滅、首都已遠,教堂也被加上喚拜塔等伊斯蘭元素,成了清真寺,基督世界仍對聖索菲亞懷抱念想。但歷經近600年分隔,這份念想早與政治要求脱鈎,且不論西方諸國在奧斯曼逐漸站穩腳跟後,便紛紛與其建立外交、商業關係;就連在君士坦丁堡剛陷落不久的1459年,教皇提議發動十字軍,基督世界的政治領袖也多冷漠待之,致使提議胎死腹中。

缺乏主體的追念

此外拜占庭滅亡後,帝國的遺產名份隨即被各政體瓜分,致使追念的主體駁雜不堪。例如保加利亞在拜占庭尚未滅亡前,便自稱羅馬正統繼承人,更在帝國覆滅後自稱「第三羅馬」,並以沙皇格勒(Tsargrad)一詞稱呼伊斯坦堡;無獨有偶,莫斯科也自稱第三羅馬,為拜占庭繼承者,並自保加利亞處襲用了源出愷薩(Caesar)的「沙皇」(Tsar)一詞,同時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
然而,渴求繼承者名號的並非只有上述政體,奧斯曼蘇丹在攻滅拜占庭後,也出於統治需要,自稱「羅馬的愷薩」(Kayser-i Rum),為拜占庭法統的繼承者。上述頭銜不僅明載於官方文件,也受當時伊斯坦堡東正教牧首承認。拜占庭由此成了特殊的精神存在,肉體消亡、靈魂分裂,這般模糊狀態直至土俄兩大帝國相繼崩解才算吿終,拜占庭之魂正式逸散。各國如今對其雖有情結,卻缺乏共感,恰如對待伊斯坦堡與聖索菲亞的尷尬。
伊斯坦堡雖曾為基督世界大城、帝國首都,但比起宗教角色,首都的色彩向來更為顯眼,這也導致其文化地景易受政體氛圍影響,除了聖索菲亞的改制外,城中今日林立的清真寺皆為例證。而西方儘管對聖索菲亞有過執念,卻也早在拜占庭主體裂解、承認奧斯曼、放棄十字軍路線等背景下,逐漸淡忘,甚至在無數文化作品中,將其與伊斯坦堡共同異國化,作為東方主義的元素之一。
國際此次的對土聲討,過程仍如教皇當年號召十字軍般:一陣哄亂,餘下便是無所作為的空虛。缺乏主體的追念,讓抨擊流為空談,比起1453年的陷落,此次事件反令人憶起1459年的萬人響應、一人到場。在西方對土耳其的口誅筆伐中,行伍盡是出自史書的骷髏,但其究竟能對土耳其有多少殺傷力、又到底是拷問了敵人抑或自己,顯而易見。

伊斯蘭回潮

而對土耳其來說,此次改制,也是一次面向西方的身份叩問。
1922年奧斯曼帝國崩解,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黨人以威權之姿掌握了國家機器,強推現代化改革,意欲讓土耳其擺脱腐朽的帝國前塵,全盤西化,成為歐洲一份子。於是哈里發制被廢,伊斯蘭的國教地位也遭取消,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成了立國基礎。聖索菲亞便是在這般脈絡下,於1934年被改建為博物館,結束了482年的清真寺歲月。
然而上述去宗教的現代化結構有一巨大天敵:民主改革。凱末爾於二戰前夕去世,面對隨後的冷戰對峙,土耳其選擇加入美國與北約陣營,從而被迫服膺西方要求,開放黨禁、放寬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此態勢下,過往凱末爾以一己權威營造的肅殺氛圍開始鬆動,長年位處邊緣的政治勢力悄然崛起,其中既有自由主義、庫爾德民族主義,也有沉默已久的伊斯蘭。
1996年繁榮黨(Welfare Party)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正式崛起,儘管其於一年後便因軍人干政而下野,卻在埃爾多安等人另起爐灶下,以正義與發展黨(AKP)的面貌重歸政壇,並自2002年起執政至今。如今的凱末爾黨人已難藉軍事幹政,失勢漸成定局。
而隨着政治主軸移轉,伊斯蘭文化也同時回潮,曾經禁止女學生穿戴頭巾的大學,如今放眼望去盡是以巾覆髮的景象,親伊斯蘭的媒體與頻道也有增加趨勢。回顧過往,曾是立國基礎的世俗化,如今倒像是段尷尬的歷史變態期。

解放聖索菲亞象徵的歷史主體

然而伊斯蘭旗幟下裹挾的,並非只有對宗教的嚮往,更藴含土耳其的主體更迭。
當年凱末爾軍功壯盛、一呼百應,自然舉國無人質疑「土耳其應該加入歐洲」的想望。但經過多年接觸,土耳其始終被拒歐盟門外,在歐的土耳其移民也不被視為「歐洲人」,關係挫敗激化了文化自卑,終令土耳其發生反彈,欲藉過往歷史建構自尊與新主體,從而導致了新奧斯曼主義的崛起。
在此視野下,土耳其的「歐洲夢」逐漸溶解,「帝國夢」則方興未艾,寄託其上的,既有再做伊斯蘭領袖的想象,也有經略中東與巴爾幹的野心。此一思潮恰逢土耳其經濟起飛、阿拉伯世界動亂,受到數倍加成,如今已是構成國家記憶與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在此脈絡下,兼具帝國與宗教意義的聖索菲亞,自然被推到了國內輿論的風口浪尖。
此前西方雖有「解放聖索菲亞」的口號,卻細微至極、宛若無聲,倒是土國近年共鳴漸強,只是其意欲解放的並非教堂身份,而是清真寺。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紀念大典上,已有不少穆斯林在博物館的廣場上舉行晨禱;2018年土耳其伊斯蘭協會申請在館內舉行禮拜遭拒;2019年埃爾多安公開提出改制聖索菲亞的計劃;2020年,最高行政法院終於鬆開雙手,博物館的封印由此碎裂。
由短期視角觀之,埃爾多安此舉自有應付選舉與經濟的民粹考慮;但長遠來看,卻也足以代表曾被壓抑近百年的身份之鳴。如今聖索非亞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叩問的不僅有前來聲討的西方國家,更有過去,那一心一意「想做西方」的自己。
本文發表於:
2020年7月16日《香港01》:
2020年7月16日《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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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
中東時事分析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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