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整改清真寺：莫名其妙的「同化」　五十步笑百步的「迫害」

6月27日至28日，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於青海西寧考察，期間前往東關清真寺訪視整改工程，過程出現在30日的《新聞聯播》中，是為2021年東關清真寺整改計劃啟動後，官方首度證實並展示成果。由報道畫面可見，寺中原有的阿拉伯風格圓頂和宣禮塔已遭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傳統中國建築。如此場景一經播出，引發了網路輿論熱議。

首先，有部分輿論質疑，如此更動是將古蹟強硬改成「人民大會堂」，意味中國正對伊斯蘭進行文化清洗，更有甚者，抨擊中國正在強制「同化」穆斯林，為的是將這一信仰族群連根拔起；然上述言論面臨了另一角度的反擊，有部分網上輿論表示，任何宗教都要適應「本土化」的過程，況且今日「整改」並非拆毀清真寺，而是要使其外貌更具中國特色。如此論辯不僅在海內外輿論場浮現，也出現在不同區域、世代的中國穆斯林社群內。

平心而論，清真寺整改工程的推動，早自2017年《宗教事務條例》公布後，便在寧夏等地陸續開展，不少清真寺的阿拉伯風圓頂、宣禮塔皆被拆除，改為中國式建築，其中亦有部分整改是針對未照原圖施工、自行改建為阿拉伯風格的清真寺。在此背景下，西寧東關清真寺的整改並非首例，卻仍引發輿情波瀾，究其原因，除了官方報道起到傳播效果外，也與其身為西北地區四大寺的標誌性地位有關。簡言之，東關清真寺的整改成果本身，便是此一政策深化的時代印記。

而由歷史視角觀之，中國清真寺究竟該有何種樣貌、中國穆斯林又該如何定位自身，看似皆是事件引發的時興話題，其實盡可在過往找到類似追問形跡。故與其說這是圍繞西寧東關清真寺的單一辯論，不如說是西元7世紀伊斯蘭傳入中國後，便持續存在的千年歷史迴音。

首先，整改清真寺外觀也好、清查違建清真寺也罷，其背後直指的博弈核心，乃是「穆斯林中國化」與「中國伊斯蘭化」兩股歷史趨勢的消長。

眾所周知，伊斯蘭教最早由唐代的阿拉伯、波斯等中東客商傳入，並在東南沿海、西北地區等海陸絲路集匯處，交織出了大片穆斯林社群，從而演化出不同的生活型態。以東南沿海為例，福州、泉州、揚州、杭州等地的穆斯林社群，在連接海上絲綢之路的泉州港沒落後，便失去與伊斯蘭世界聯繫的重要渠道，加上由元改明後，大量穆斯林通過科舉制度融入中國知識社群與仕紳階層，「穆斯林中國化」的趨勢在此較為顯著，不少穆斯林大族成了經學世家，更已不再踐行諸如做禮拜、過齋月、大淨小淨、不食豬肉等宗教實踐。

而青海、寧夏、甘肅等西北地區，則因陸上絲綢之路始終暢行，故與伊斯蘭世界保持了一定接觸，並持續為中國穆斯林帶來宗教脈動，例如19世紀後中國伊斯蘭出現的伊赫瓦尼派（Yihewani），便是源於東鄉族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聖後，受當地主張回歸原教旨的薩拉菲運動（Salafi movement）影響，歸國後宣告帶來「新教」而成。與東南沿海相比，西北地區的穆斯林社群顯然帶有較強的「中國伊斯蘭化」力道。

但儘管東南、西北或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社群演化有所歧異，綜觀明清以降的中國伊斯蘭發展，「穆斯林中國化」仍是相對顯著的時代趨勢。在人群形態上，經過漫長通婚與文化融合，「漢語穆斯林」於焉而生，且逐漸成為中國穆斯林的主流人口，就血統而言，此類人群與一般漢人並無顯著區別，最大差異只在是否信奉伊斯蘭、貫徹信仰實踐。

而在知識社群上，由於穆斯林的「儒化」勢不可擋，許多人不僅已無法閲讀以阿拉伯文、波斯文書寫的宗教原典，更不知宗教實踐的意義，甚至放棄了信仰本身。如此現象引發了部分穆斯林知識分子、宗教領袖的焦慮，遂試圖以語言教育、教法課程來維繫中國的伊斯蘭存續，以至明清之後出現了諸如「經堂教育」、「以儒詮經」等活動。但儘管如此，其所憑藉的還是中國本土的漢語書寫、儒家體系，甚至會在詮釋伊斯蘭經典的同時，大量援引儒家思想術語與概念，其看似要推動伊斯蘭的在中國的信仰復興，實際上卻同樣推動了伊斯蘭的進一步中國化。故從現實層面來說，「穆斯林中國化」與「中國伊斯蘭化」並非全然零和的博弈關係，兩股力道間存在一定的灰色詮釋地帶。

而位處此次輿情核心的中國清真寺，亦是「穆斯林中國化」與「中國伊斯蘭化」交織互動的典型案例。明清以後，各地清真寺便皆以中國建築形制為主體依歸，再融合伊斯蘭相關元素，包括強調中軸線的四合院式院落佈局，以中國傳統木構建築為外型的清真寺寺門、邦克樓（宣禮塔）和大殿，以及有別於伊斯蘭矩形、十字形幾何佈局的中國式園林等。在此基礎上，伊斯蘭元素體現在建築整體的坐東朝西（面向麥加），以及除去偶像符碼的古蘭經文、彩色幾何或植物圖案裝飾上，北京牛街清真寺、山東濟寧東大寺、西安化覺巷清真寺、上海松江清真寺、寧夏同心清真寺等皆是如此。

簡言之，數百年來，除了新疆地區有纏回寺（維吾爾等非漢語穆斯林的清真寺體系，風格與中亞與伊朗清真寺相近）、漢回寺（即漢語穆斯林的中國風格清真寺）之分，中國其他區域的清真寺正統形制，都是上述以中國建築結構為基底，再融以伊斯蘭符碼的風格，即便是馬家軍（清末民初實際控制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馬姓穆斯林軍閥大族）時期的西北，中國清真寺也未曾有過阿拉伯圓頂建築，包括此次引發熱議的西寧東關清真寺，其始建於明朝洪武年間，馬家於1913年推動重修時，仍是遵照了中國建築的形制。

但既然如此，東關清真寺何以會有今日引發討論的圓頂構造？中國又何以湧現大量阿拉伯化的清真寺建築？關鍵轉捩點，便是文革結束前後的政治、社會震盪。在這段躁動歲月中，中國有大量宗教建築遭到拆毀，佛寺與清真寺皆在其中，階級鬥爭話語更是壓過民族論述。文革結束後，或是出於政治拉攏、或是出於補償心態，中共大力補助各地重修、新建清真寺，甚至對先斬後奏的違建睜隻眼閉隻眼；改革開放後的自由化、市場化脈動更是加劇了上述趨勢，國外的贊助資金、設計提案通過穆斯林社群的跨境聯繫湧入中國；沙特阿拉伯也自1970年代起大力推行「清真寺外交」，在贊助、協助各地興建清真寺的同時，輸出瓦哈比意識形態，同時藉機搭建留學平台等後續交流管道，擁有大量穆斯林的中國自是其目標之一。

於是中國清真寺遂在上述三股脈絡交纏下，逐步染上阿拉伯化的色彩，西寧東關清真寺便是在1979年後的重修工程下，出現了阿拉伯風格的圓頂與宣禮塔。

換言之，許多外界輿論圍繞清真寺整改工程，悲嘆「伊斯蘭傳統不再」、「中國穆斯林覆滅」，其實不過是對著興建不到50年的建築結構，發出莫名奇妙的詭異哀鳴，而被這些圓頂所取代的數百年中國清真寺建築風格，卻無法從同一群看似重視傳統者嘴中，得到同等關注與重視。當然，這些「自詡重視傳統者」中，或有不少人其實對中國伊斯蘭的漫長歷史、豐富內涵毫無興趣，只不過是跟隨媒體炮製的議程人云亦云，廉價表態一下自己對「中國人權議題」的關注，故會有此詭異表現也是情有可原。

而回顧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清真寺風格變動，從阿拉伯化的盛行到整改工程啟動，可謂是在「中國伊斯蘭化」憑靠改革開放的時代之風水漲船高後，遭到了政治力的回調與校正，欲使其與「穆斯林中國化」形成新的均衡。而推動這般政治工程的新時代之風，則是中國民族政策對「離心」傾向的調整，即自1949年起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70餘年後，要逐步修正偏離原初主旨的發展。

從功能視角觀之，中共建政後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除了解放的理想主張、學習蘇聯等脈絡外，也是意在聚攏彼時貧弱的中國，避免各區與各族人民在列強介入下頻燃獨立烽火，尤其是新疆、西藏、蒙古等傳統國防前線，受到了英俄的競相滲透與策動。故其除了成立自治區外，還通過許多優渥政策，保障了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字學習，同時輔以考試加分、工作保障名額等制度，協助其融入求學與就業市場，並創建東部地區經濟支援民族地區和西部省份的「對口幫扶制度」。

上述政策不論目的為何，核心的功能訴求便是抵銷中國從內部分裂的民族張力；然而任何制度執行時間一長，便容易出現過程與形式凌駕目的的失靈現象，正如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多年後，漸有兩制逐步凌駕一國的趨勢，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在施行70餘年後，開始出現民族凌駕國族、甚至催生另類「新國族」敍事的僵化與偏離。在此脈絡下，新疆的去極端化措施、內蒙古的雙語教材改革、清真寺的整改計劃，以及類似的取締「清真泛化」工程，皆可視作對上述偏離的再校正。

然儘管如此，要以整改清真寺來論述中國正在「同化」穆斯林、甚至「迫害」伊斯蘭，不僅滑稽可笑，更是莫名其妙。首先，先不論被整改的阿拉伯圓頂其真實來歷與歲月長短，近年被整改為中國風的清真寺絕大多數位於回族聚居區，而回族與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柯爾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東鄉族和保安族等其餘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少數民族有一本質上的區別，那就是回族與漢族並無顯著血緣差異、甚至使用同樣的語言，兩族最大差異便是宗教信仰的不同，故要用帶有血統、種族意味的「同化」一詞描繪此事，實乃無的放矢；若改為使用「漢化」一詞，則除非中國今日徹底禁絕伊斯蘭教、強迫所有回族立即世俗化或改尋伊斯蘭以外信仰，否則「漢化」同樣是不成立的論述。

至於「迫害伊斯蘭」這般西方媒體陳年論述，可謂從新疆議題發酵起，便定期出現在各式報道的字裏行間。但若細究數據，便會發現指控之下的現實令人莞爾。

若先不要求歐美各國創建類似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給予其國內穆斯林、少數族裔求職、考試上的制度保障，而是僅比較其念茲在茲的清真寺實體建築，根據德勤（Deloitte，創立於英國的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Noor Telecommunication（總部位於科威特的電信公司）、迪拜伊斯蘭經濟發展中心（DIEDC）共同出版的報告，中國的清真寺數量於2014年的統計數據為35,889座，2015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公布的數據則是39,135座，可見此一時期中國清真寺數量約在35,000座至40,000座之間，近年由於未有新數據公布，加上澳洲智庫於2020年指控中國近年來拆毀8,500座清真寺，故外界估計數據約在22,000座至40,000座間。

而對照中國的穆斯林人口規模，不論是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Statista網站估算的佔比中國總人口2%，或是「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Review）認為的截至2020年佔比1.73%，其數量乃在2,500萬至2,800萬左右。若用最極端的數據組合，即2,800萬的穆斯林人口搭配22,000座清真寺，則中國穆斯林約1,272.7人能共享一座清真寺。

若觀察美國情況，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數據，美國約有345萬穆斯林人口，是距離當下的最近數據，而最新清真寺數量則是《美國清真寺調查報告》在2020年發布的2,796座，以此數據計算，美國穆斯林約1,233.9人共享一座清真寺，與其譴責「無情迫害伊斯蘭」的中國水平，其實所差無幾；法國最新的穆斯林人口數據，是2019年Eurobarometer統計的335萬，其最新清真寺數據，則是法媒《法蘭西24》（France 24）在2021年提及的2,600座，經過計算後，法國穆斯林約1,288.4人能共享一座清真寺，比「最極端的中國數據」還遭。

而若根據2021年中國政府公布的最新數據，新疆約有2.44萬座清真寺，平均每530位穆斯林便可共享一座。雖說如此說法西方不會採信，但平心而論，與其整日炮製「種族滅絕」、「迫害伊斯蘭」等敍事狙擊中國，抓着整改清真寺大做文章，西方還不如先反求諸己，不必真要達到自己接受不了、也不願採信的「530」這一數額，但也至少先把國內清真寺數量大幅提升至千人以內共享一座的比例，並設法務實解決移民問題導致的社會撕裂。如此一來或許日後在指責中國的伊斯蘭治理上，還能多那麼一點虛幻的道德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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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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