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關係,一部統戰史──讀《地下陣線:中共與香港的歷史》黎胖黎胖

中港關係,一部統戰史──讀《地下陣線:中共與香港的歷史》

黎胖
黎胖發佈於黎胖
2022-07-01|閱讀時間約 27 分鐘
按:本文於2019年反送中抗爭時刊於medium,亦曾受邀發表於沃草,今香港沉淪中國之手已25載,特重刊於此,重溫中國如何滲透控制香港,供台人反思,在2022和2024選舉之際,避免重蹈覆轍。
香港反送中震撼世界,隨後香港人面臨的惡化局勢,令隔著海峽的多數臺灣人驚恐不已,恍然大悟「一國兩制」不過是中國發動統戰與宣傳機器所編織的美麗謊言。也不禁懷疑,我們被中國的統戰與宣傳機器製造的假象矇騙多深?
而經過2018年地方選舉後,我們才驚覺統戰對臺灣已經無孔不入。但是統戰到底是什麼?他們怎麼做?而臺灣又被中國統戰部門滲透得有多嚴重?我們是否有例子可以認識統戰的運作?
本書正以「統戰」為主軸,透過描述1920到2010年的中港關係史,讓我們理解統戰如何讓中國在為自身和被統戰的精英集團博取最大利益下、不需要關注香港市民利益下,巧妙地控制香港,讓我們得以一窺「統戰」的面貌。而鑒於中共建政後黨國一體,而中國人已經與此黨國融合並產生了一套新的中國認同與中國文化,除時序需要,本文不再刻意區分中國與中共。

什麼是「統戰」?

「統一戰線(統戰)」是隨著中共建黨立國,逐步發展而成的重要成功法寶,核心概念是:為了對抗共同的敵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有影響力的人。而又可細分為拉攏宣傳兩個部分,宣傳是讓人們理解各個問題上黨路線的底細,拉攏則是盡可能讓更多人加入己方,或者支持政策,再者是透過分化使其保持中立,以擊敗敵人
主持統戰工作者為「統戰部」。中國會從政治角度分類社會上的人們,而只要有助於達到目的,統戰的對象無所不包,並依此制定統戰策略。中國也會建立各種社會團體,藉由團體的壓力、輿論或參與來協助統戰攻勢。
統戰工作要與大批(共產)黨外人士建立個人關係,而個人關係是統戰工作的關鍵。為了搞好關係、鞏固友誼,中國常派出最優秀的人才與那些被認為最有價值的統戰對象接觸,在生日或紀念日送上禮物與祝福,邀請他們與中國重要人物會面,傳遞中國當局的重視與關懷,這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更可能自我膨脹,自認可藉由接近權力核心,去影響中國領導人。藉由這些互動,雙方的相互關係也就建立起來,並可深化統戰力道。
高雄市長韓國瑜會見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圖片來源:BBC
知識份子和藝術家一直都是統戰的對象,因為透過他們的文字、藝術等方式,可以傳遞更好理解的訊息去影響民眾,例如學習小組(讀書會)、報刊、雜誌、電視、電影、歌曲等。知識份子除了學者、教師,更包括管理、行政、技術人員和專家等專業階層,因為其學有專長,舉止足以影響社會。畢竟在危機時刻、做出方向性改變時,抓緊思想至關重要,鼓舞人心的意念總會使人為了美好將來做出犧牲奉獻,這就是統戰的價值。
政治人物、社會菁英、富豪、商人、地主、明星、中產階級、學生、工人、民主派、反共人士甚至藏獨疆獨台獨港獨等都是統戰的對象,中國會根據他們的利益與活動,以制定、執行統戰策略。例如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與其做生意者掛勾,因此與中國親近的大商人,生意越做越好。
而對於不受拉攏者,統戰的目的即是確保他們退出敵對陣營、保持中立,以利於擊敗、瓦解反對派。這主要透過拉攏排斥兩手策略並行。
日本東京大學松田康博教授談論反送中運動時,論及統戰的分化概念。圖片來源: 自由亞洲粵語 RFA Cantonese
「拉攏」具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代表和具有影響力的社會人士,因為這些人可以透過自身言語和行動影響大眾,拆卸人們對中國的心防,進而成為中國的代言人。所以只要有用,即使中國是無神論國家,也接受宗教團體代表。「排斥」則是將反對的聲音邊緣化甚至驅逐出去,集中火力攻擊。
被統戰的對象會根據影響力大小和忠誠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等中央層級或省市等地方級人大安排政治位置,培養他們成為黨的支持者,也用作門面妝飾。
簡而言之,「統戰」就是「製造關係」。這種關係包含人對人、人對團體、人對社會、團體對人、團體對團體、團體對社會的關係,可正面也可負面。面對要達成的目標,針對不同的立場、階級與對象,中國透過拉攏、聯盟、同情、分化、中立、瓦解、孤立等種種方式達成目的,使自己與盟友的力量最大化,敵人的力量最小化,最後消滅敵人、達到目標。而被統戰對象是否被統戰成功,可以梁慕嫻所言做為檢測:
當一個人被中共選中成為統戰對象時,他立即面對一連串心理的、感情的、原則性的思想掙扎與及修養和品格的考驗。他會有榮耀感、滿足感,以為自己更被重視。他們既然與中共做朋友,不知不覺中有一份見面情,為中共給予的好處感恩戴德,便開始為中共的罪行開脫,不好意思拒絕中共的要求,不想得罪中共,進而為中共辦事,失去普世價值的底線。 如果被統戰者開始對是非黑白,平等公義閉口不言,不再批評中共,即是說中共統戰成功了。[1]
圖片取自東森新聞
統戰必須與「宣傳(政治化妝)」密切連結。中共自建黨起即深知宣傳的重要性,也善於宣傳,深明更透過正確使用政治敏感辭彙,足以抑制公論,抗衡社會變革。因此,宣傳成為中國維護合法性及權力的「命脈」。
中國宣傳系統由四個方面組成:全國黨政機關部門與國企;軍隊;國有教育、體育、文化、媒體、大學等部門;官方與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後者必須在主管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宣部轄下之民政部登記註冊)。
宣傳工作劃分為「內部(國內)」與「外部(外國人、華僑與世界各國)」,可再分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四大範疇。宣傳部及兄弟單位「對外宣傳辦公室」均由黨政高官直接領導。
而宣傳的方式可以分為三類:控制媒體、打造言論、運用宣傳技巧
中國善用各種通訊方式宣傳。1937年中共就成立新華社、1948年創立人民日報、1958年創立中央電視台作為黨的喉舌和正式機構,這些媒體由黨監管內容,政府監督運作,並透過黨機器控管機構官員,記者編輯均忠於黨
宣傳的言論與目標亦屢有變化。毛時代以推動世界革命為目標。現今已不再鼓吹革命,加上六四衝擊,因此改宣揚「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強大、人民富裕,因此黨的領導是不可或缺的」概念,加上配合外國想阻擋、分裂中國的「愛國主義」作為新價值觀,作為鞏固、維護政權合法性為標的,並將此進行宣傳與教育,使其根深蒂固於中國人的思想
使用宣傳技巧則是為了從根本上影響語言、思想和情感,成功後就能較少直接禁止的方式。為此,中國要確保人們對話中使用的術語與定義,都符合中宣部定期發布各種正確用語與定義。這可以藉由媒體「重複」使用來達成,因為重複的力量是無法抵抗的。即使人們意識到是政治宣傳,這些影響仍然深入人心,難以抹除。宣傳透過以下五種技巧來達成目標:
一、重複說明:精心挑選出一個口號,經過多人重複,即可形成定見。
二、故意含糊其辭:空泛籠統的概念容易達成共識,因為魔鬼藏在細節,而可行性或公眾認受性在最終的細節,而細節問題可容後擬定。
三、人身攻擊與標籤:對對手進行人身攻擊,而不是針對其方針政策,目的是突出對方的弱點或缺點,以此削弱公眾信任並形成偏見。
四、轉移實質問題:標籤亦使得攻擊者偏離對方提出的實質問題,分散注意力。
五、醜化反對派:醜化反對派,目的在使其得不到公眾支持。
六、斥為「少數人」的論點:宣稱有些人或只有少數人有不同意見或製造障礙,藉此抹煞可能有大量人持反對意見的事實。
重複以言語醜化其反對派向來是宣傳手法的一種。圖片來源: 中視新聞
因此,宣傳工作不僅是宣傳,而是要影響公共用語與觀點,確保黨政機關部門及其附隨組織在各種問題的闡釋上,與黨的口徑、路線一致,甚至是讓人民與黨一致。
綜上所述,中國進行統戰與宣傳就是在達成目標之前,弱化、瓦解並擊敗他們的敵人,這過程中,他們可以靈活、有彈性地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並善用各種宣傳技巧影響人們的思想,使人們有意或無意都成為其統戰與宣傳工具,藉此達到統戰與宣傳的目的。

早期中港關係與統戰:長期利用、充分發展

1920年代,中共將香港作為一個謀取政治利益、演練罷工的基地、發展黨員與展示自身反帝信條的地方。然而在國共破局後,港英政府與國民黨合作徹底掃蕩在香港的共產黨,共產黨組織幾乎被消滅,香港人民對共產主義也非常反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共與英國因戰爭建立起互動,加上周恩來成功統戰英國大使,中共在香港得以設置新華社,取得活動空間。
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在香港廣泛發展統一戰線。他們深入各界發展組織與黨員,透過出版報紙、藝術創作等方式對香港和海內外進行宣傳,並發展情報組織,更在此統戰了大量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人士、知識份子與藝術家,作為反國民黨、建立新國家統一戰線的樣板。這透過中共的地下組織:香港新華社運作。而英國為確保香港安全,不僅與中共合作,也加強管制政治活動,迫使國共活動均轉入地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由於仍然需要香港作為對外聯絡窗口、情報收集、走私與外國貿易轉運、對抗國民黨、建設資金來源等功能,因此決定不收回香港,強力約束香港左派活動,並與英國達成共識。
不過,中國過去發展的統戰團體、情報網絡、宣傳機器與學校仍然健在且持續運作、成長,更成功滲透到臺灣特務與港府之中。然而,隨著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中國走向激進政治路線,而澳門左派成功地讓葡萄牙屈服,使本已偏左的新華社共黨幹部、香港左派亦走向激進化,1967年遂爆發「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期間,屢有流血衝突、罷工、罷市和罷課,甚至活活將人燒死的慘劇,使香港人心惶惶。港英政府藉此徹底掃盪中國在香港的統戰網絡、情報組織,打垮香港左派團體,並記取教訓,對社會弊病發動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改革,強化了香港人對其的信賴與合法性。而多數港人因此對中國與共產黨再無好感,甚至已不大認同,左派發展因此停滯,並遭到社會孤立。

六七暴動後:操縱回歸人心

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隨即展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與「收回香港」的目標。但是短期內中國仍然需要香港的資金與技術,因此直到1982年才確定「一國兩制」與「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現況不變」兩項原則。
英國雖然不想離開香港,但是隨著雙方談判的交鋒,中國藉由破壞外交程序與威脅使用武力的情況下,逼迫英國政府同意交回香港。在此期間,中國則重整對港統戰工作,發展「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藉此製造各界希望香港回歸中國的表象。
許家屯為此時期的重要人物。他遵從北京吩咐,制定了戰略計畫,重整並擴大新華社編制與左派團體,改善了中國的形象,對香港各界展開統戰,特別注重政界、商界、專業界等上層團體,積極培養回歸後支持中國統治的愛國要人。他不僅與各界建立起良好關係,讓許多人支持中國,許家屯更安排前往北京面聖,也給予港人在政協、統戰機構安插職務,他以種種方式成功地統戰了大量香港菁英。
曾任香港新華社長的許家屯,著有《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聯經出版),描繪他在香港的工作。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中國對港統戰工作的成功,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起草工作上表露無遺。簽署聲明時,中國安排了被統戰、被培養的對象以及想要統戰的對象參與盛會。而在起草、諮詢《基本法》的兩個委員會裡面,中國更以類似日後功能界別的方式,欽定安排了相關人士成為兩會委員,他更安排民主派人士參與,以符合統一戰線中需要吸納反對派的形象。
英國自然不甘屈於中國的操弄,因此逐步推動民主改革,其中設計的功能界別選舉制度,延續至今。這自然非中國所願,中國不希望香港有變化,特別是中國敵視的民主改革,被視為分化中國對港人「愛國愛港」統一戰線的企圖。因此中國發動統戰網絡,命富豪、專業人士乃至左派工會對英國的民主改革和民主派展開全面攻擊。
而在中英談判中,廣大香港人的聲音被忽視,香港人民對於未來感到焦慮與徬徨,並且希望普選的聲音並不小。不過中英雙方最終妥協,民主改革只走了半套。中方更藉由基本法的修改,安排知名小說家查良鏞提出北京同意的方案,使北京對香港未來掌握了主導權。
然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更深深觸動了香港人。當4月這場運動開始時,香港人舉辦各式各樣的集會、活動以及募款給予支持,百萬港人頂著颱風,主動上街抗議北京戒嚴,這裡面包含了社會各界,包含了香港左派、新華社和中資企業員工。當北京發布戒嚴令後,《文匯報》甚至在頭版刊出「痛心疾首」,表示抗議。
當時《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等以社論形式刊出,六四後離開報業。圖片來源:Roc. Lee
許家屯認為,除了少數人反對共產黨,這些行動代表了香港人愛中國,所以他們希望看到中國進步。他也認為,正因為「九七大限」將至,香港人懷著這個心情看待民主運動,正因為看著「六四」,聯想到自己未來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此愈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道出了他們的心情。

穩定人心,中英最後的交鋒

六四之後,港人的民主願望再被點燃,並為六四的慘況發出怒吼,對中國未來統治香港產生了極大的挑戰。中國對六四的看法完全不同,追求民主也是中國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嚴厲指責香港不應該妄圖改變中國的制度。
天安門事件後,中國領導層根深蒂固地認為,外國永遠都想顛覆中國,因為中國政府向來敵視、堅定且永遠反對民主,所以英國想藉由香港政改來顛覆中國,讓香港變成獨立實體,香港問題已經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一個施力點。而一國兩制因為是做給台灣看的,所以中國不能在此退讓。
同時,中國不想讓香港未來再成為外國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希望其永遠在北京的控制之下。這就需要透過制度讓「愛國人士」牢牢掌握九七後的政治權力,並對抗英國推動的民主改革。
因此,中國政府重整在港隊伍,引進大批新血取代舊有成員,許家屯也被迫逃往美國。中國政府也邀請國際賓客與商人、香港工商界人士前往北京,以修補名譽。並透過制定《基本法》草案的立法局制度,確保直選議員未來發揮將不了太大作用,化解民主的衝擊。
同時,《基本法》草案添加了禁止叛國、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行為的草案條文,加強北京控制香港的權力。這是針對六四時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民主派和開明派,因為中國認為這些人與外國勾結反華。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動以此草案為基礎的第23條立法,引發回歸後首次大規模示威遊行。
中英雙方在各式問題上繼續產生摩擦,最後在1991年建設香港機場問題上,中國取得了主導權,讓英國低頭。英國首相馬卓安(John Major,台譯梅傑)旋即任命英國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 Patten)為港督,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動有限度的民主改革。
彭定康。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中國為此大為光火,不僅強硬表示英國不應如此,更發動統一戰線,企圖在香港立法局全力否決改革方案,更對彭定康進行抨擊和公開羞辱,瓦解港人對其的信心。然而,這套粗暴的方式完全沒用,彭定康在香港民間一直享有巨大聲望。
為此,中國需要奪取香港的控制權,而這要仰賴其統戰的成果。北京培植了大量的個人和團體為回歸後的香港建制服務,同時也擴大了共產黨在香港的覆蓋面,這包含了各界人士:首先,工商界成果卓著,因為香港商人只關心自己的商業利益;再者,透過任命榮譽顧問職,拉攏大量的商界領袖、政界人士、專業人士、學者和工會領袖。中國宣稱「這些人既能促進溝通,也代表港人的利益」;另外,中共港澳工委也一直深耕社會草根階層,培養與街坊人民和各地區頭人的關係,擴大在香港民間的勢力;與此同時,傳統支持陣營如左派公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等也不斷在增加影響力;而民建聯等親中政黨也相繼組成。
北京明白,既然選舉無法避免,那就讓親近他們的、他們屬意的候選人在各個政府機構、各個議員席次上最大化。上述這些統戰對象與傳統支持者,成為他們動員支持中國屬意人選的群眾與樁腳。
在選舉中,這些政黨由中共港澳工委幕後指揮、協調,並動員統戰外圍組織予以支持。這形成一個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組織,統戰聯盟及其外圍機構為民建聯或中國支持的特定候選人大力宣傳、傳遞訊息和資金到各處,為候選人提供資金與人力協助競選。為了確保這些聯盟為同一個目標工作,統戰機構與政黨的成員會互相兼職、協調衝突與競爭,並吸收地方領袖加入。
中國更成立各種委員會,主導籌建未來特區政府的各項工作,特別是選舉特區長官和臨時立法會的「推選委員會」。這不僅選出中國屬意、惟北京馬首是瞻的董建華為未來的行政長官,設於深圳的臨時立法會也全是親北京人士,中國更逼迫香港公務員支持臨時立法會,才能繼續擔任公務員。
而透過安插大量香港菁英進入人大與政協等統戰機構,製造統合表象、分化反對派,進一步達成統一戰線,並讓香港人最終接受中國的政治制度。這些人包含了放棄終結一黨專政政綱的民主派。中國更安排他們參與地方事務,協助統一戰線深入基層發展。但公眾對於這些人毫無好感,認為只是北京的喉舌與應聲蟲。
不過,中國事實上仍視香港為外國領土。為求保險,中國仍保留最後手段:潛伏於香港社會的第五縱隊,這批人自1983年起就透過單程簽證,潛入香港社會各階層,1997年前後人數已超過83000人。
因為中國雖成功統戰上層菁英,但對香港市民仍缺乏影響,而立法會選舉正以市民為選舉主力。為了確保親中派永恆執政,第五縱隊滲透民間社會、稀釋民主派和強化親中派力量。中國藉此鞏固、擴大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力,確保回歸前後的社會穩定。

回歸之後:確保香港穩定

回歸後,香港人所面對的,不再是奠基於西方自由主義、法治與司法獨立基礎的港英政府。中國的政治體制奠基於列寧主義,簡言之「黨凌駕一切」。這套黨國體制對政府、社會的一切進行全面控制,憲法上與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主導一切,而「人民民主專政」與「民主集中制」成為中共永久統治、抗拒西方民主的基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其認定歷史終結於共產主義社會,其分析世界的思考模式「辯證唯物主義」,則允許共產黨在達成共產主義制度之前,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加速前進,這就意味著共產黨為了穩固政權,可以不惜一切,包含千萬條人命。
這套黨國體制與意識形態,使得中國、中共融為一體,黨領導一切、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教育形成一套中國人民接受的新中國文化與社會價值觀。這就是香港於九七後面臨的新宗主國。而這個宗主國,給香港加上了新的政治秩序:
接受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香港特區隸屬於北京中央政府,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主;落實《基本法》,包括尊重香港特區以行政為主導而非立法主導的政治制度;顧全北京的利益、觀點和憂慮,特別是要維護國家安全,防止「外國勢力」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香港特區政府要由接受新政治價值觀的愛國者領導。
以此為基礎,香港特區政府管理兩個互相依存的根本問題:資本主義與選舉。中國認為,管理好資本家中的菁英就意味著管理好資本主義,而資本家的政治傾向往往隨著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改變,只要採取適當的獎勵或懲罰,就可以控制他們及其子女,維護統治集團利益。因此,維持現有秩序與繁榮,透過由功能界別、分區制度組成的選舉機制就是為將利益集團納入、予以利益平衡,即可達到效果。
而對於選舉,因《基本法》明訂最終會普選,中國必然插手選舉藍圖,避免「支持民主的反華分子」左右制度,目的是確保親政府聯盟持續當選,用以維護行政主導的特區制度、資本家的利益與國家安全,讓特區制度對中國的利益繼續極大化。
此時中國駐港機構增加,並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掌香港事務。港澳工作委員會主持、負責香港與臺灣統戰工作的新華社2000年改名中聯辦。外交部、解放軍等也進駐香港。
特區政府雖是行政主體,但由於行政長官董建華凡事惟中國馬首是瞻,而政協、人大的香港代表多為既得利益者和門面裝飾,因此中國在制定國家政策時,無人在中央替香港說話,而社會貧富差距、官商勾結持續加重,人民無處表達苦痛。這就可能動搖新政治秩序。
為了穩固新秩序、不讓民主派贏得選舉並鞏固特首權威和行政力量,中聯辦運用包羅萬象、持續擴展的統戰大軍擴散基層,在選舉時大舉動員,穩固建制派席次。中國也逐步強加香港「愛國主義」枷鎖,意圖讓人們與公務員不敢再有二心,不過愛國主義同樣檢驗統戰對象的忠誠,有無積極回應中國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成為檢驗的一項標準。
只是中聯辦雖發動香港的統一戰線與宣傳機器力挺董建華,中國政府也透過國家力量予以協助,各種方式仍無法挽回董建華失去的人心。
而中國看待香港事務總有「外敵顛覆」的盲點,因此他們認為,這是港英時代的行政部門以不積極或者其他方式,刻意阻撓董建華行政,藉此破壞中國的權威。於是他們迫使「他們認為有問題的」高級公務員下台,更藉此削弱公務員權力。
每當中國出現問題,就都賴給外國勢力,透過長期的愛國主義教育,中國人非常吃這一套。圖片來源:人民之友
為了確保特區政府得到支持,中聯辦操持宣傳機器、也約束媒體言論、拒絕不友善記者的採訪。召開會議闡明官方路線、通過電話表達對專訪或報導的不滿與關切是他們常用的手段,而非直白下令。有關臺灣的報導也受到中聯辦台灣部的密切關注。
媒體界在九七後也急遽轉向親北京,以謀取利益。因為媒體所有權大量向成為統一戰線盟友的富商鉅子轉移,這些人渴望藉此得到北京更多優惠。只剩黎智英的壹傳媒反抗中聯辦。
但是中聯辦、北京與特區政府錯估局勢,完全與民意脫節。人民早已不支持董建華,加上記者席揚和愛國記者程翔均因以不明所以的「竊取國家機密」被抓、「被認罪」,使香港人看清中港之間的巨大鴻溝。
2003年,董建華強推國安第23條立法,中聯辦大幅動員統一戰線盟友和宣傳機器加以宣傳,更以愛國主義標準扣上反對者「不配當中國人」的帽子。對國安立法的疑慮和對董建華的不滿,釀成五十萬香港人上街反對立法的七一大遊行,法案最終延後。
反23條立法遊行一隅。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中國高層因此震怒。為了改善民心,不僅強化統戰,表達支持港府,更以短期經濟利益安撫民心,深化廣東與香港經濟連結,將香港吸納進中國經濟體系。然而這招並未見效,2003年立法會選舉中,左派政黨民建聯大敗,泛民大勝,顯見香港人民渴望普選的心情。
這使得董建華進京面見胡錦濤時,胡錦濤直接表示中國政府隨時準備好接管香港,強調香港事務必須緊跟原則:香港隸屬於中國,也只有中國有權主導香港政制的變化,香港人無權置喙。因為這場遊行與抗議,形同逼使董建華下台,這對專政的中國政府是不能容忍的事件。
董建華回港後即建立作為北京傳聲筒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中國藉此宣揚「愛國主義」,不僅將「愛國主義」變成審查香港政治人物的標準,強調惟有愛國者才是「港人治港」的主體,對反對23條立法者、民主派等人更大肆撻伐。人大更第一次在香港法院未請求的情況下,主動對基本法釋法,扼殺了2007、2008年的立法會與特首普選。
這表明中國為了消除潛在威脅,願意採取具爭議性的手段。對於中國而言,法律服務於政治,絕非三權分立且制衡,而香港的法治必須屈從於此。而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制度,代表黨作出決定之後,絕不能推翻,因此當黨操控人大,閉門作出釋法,以後的討論就不能逾越這一基礎。中國藉此擊敗香港民意。但他們認為,對香港人民給予一些安撫寬容是應該的,2005年董建華辭去行政長官,由殖民地行政官僚曾蔭權繼任。
香港第二任特別行政長官(2005-2012)曾蔭權。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007年特首選舉,泛民首次派出挑戰者,與曾蔭權競選。為保連任,北京全力動員幫忙曾蔭權助選,更同意曾蔭權提出的政改方案:2017年普選特首,而特首之後可以普選立法會議員。
2008年立法會選舉因為空前激烈,更是認識中國統戰機器操縱選舉的好例子。首先,中聯辦被視為選舉中協調與求救的決策角色;其次,在建制派中,中聯辦有自己喜好的順序,投入的資源、培養、仲裁衝突乃至於當選順序必須依此排行;第三,中聯辦會栽培新面孔,迎合中產階級的品味,讓他們與民主派競爭,藉此強化建制派;第四,扶植獨立候選人,因為同一個政黨名單即使新面孔多,也難以吸引人們全部投給該政黨,藉由獨立候選人,可以擴大建制派。
這場選舉最終以中聯辦大獲全勝畫下句點,民建聯的曾鈺成擔任立法會主席,中聯辦砸下重金培養人才終於得到回報。而透過這場選舉,也能看到利益狹隘的功能界別嚴重削弱了選民的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泛民不論分裂還是支持度減低,也仍然永遠不小的支持度,這顯示選民相信有必要存在反對聲音,才能監督由中聯辦控制的建制派所組成的立法會。
香港左派政黨民建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圖片來源:中央社

2010年的成績單

2008年選後,中國可能認為自己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中國取得香港主權;「一國兩制」下的行政長官向中國中央政府而非人民負責,並且權力越來越大,有能力執行中央的政策;影響社會的傳媒日益親政府;立法會因制度設計而無法發揮作用;反對派仍處於弱勢,更遭到滲透且內鬥嚴重,最終導致泛民在2010年分裂;面對選舉,中國擁有強大的選舉機器,統一戰線能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確保選舉朝中國所想的結果前進。
進一步而言,「一國兩制」使香港絕對遵從北京利益而運作,更必須避免成為外國顛覆中國的基地,因此勢必加強愛國主義的教育與價值觀。隨後一篇聯名宣言指出,認同自己是個中國人、在文化上愛中國已經不足,更因該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也就意味著必須愛中國共產黨。而這篇宣言的署名者,包括了下一任的特首梁振英。
然而,中國政府及其在港組織乃至特區政府在看待事情上的盲點始終未解,許多衝突與利益也因為抹黑與標籤化而難以討論。因此,香港民情的走向與變化,最終仍然引爆各種問題。

香港的啟示與臺灣的命運

2018年反送中運動象徵著香港與中國間矛盾的爆發,令人心碎難過卻又讚嘆勇敢的場景不斷上演。當年當年針對臺灣的「一國兩制」,香港人們以肉身證明了這是巨大的謊言,對海另一邊的臺灣也引起巨大共鳴與警惕。
反送中抗爭照片一隅。圖片來源:陳德政FB
理解統戰,不代表能夠抗拒統戰,因為作者最終也去了梁振英政府當官。而進一步反思臺灣去年選舉的結果,不禁驚覺臺灣各界被中國統戰之廣。中國統合了統派與地方派系,利用一些次要矛盾去擴大社會分裂、弱化中國最大的敵人,讓這些與敵人矛盾的團體與中國代理人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對付敵人,而中國的形象在臺灣被塑造得積極正面,而對抗中國入侵的陣營被裂解、抹黑的多麼嚴重。我在〈統戰:一個正在臺灣進行的狀態,還是被汙名化的名詞?〉一文中,即以去年選舉為例, 分析了統戰對臺灣的巨大傷害,而且仍是進行式。

當然,統戰不是無敵的。面對反送中運動,中國肯定也發動了統一戰線進行分化、反制、打擊、抹黑,意圖瓦解反送中運動。然而在「不篤灰、不譴責、不割席」的香港共同體面前,統戰伎倆已經失效。這證明了若人們明白彼此均是生死與共的共同體手足,那麼中國的統戰就毫無用武之地。
現在,從民眾、專業人士到政治人物,臺灣人開始試圖破解統戰,反制中國的入侵。然而,從喊出「超越藍綠」、「藍綠一樣爛」到「不賣芒果乾」的政客,或者是與中國代理人共同打「學位與論文說謊」的各種團體,透過由中國操控的各種傳媒與通訊方式,致力於替中國化解人們的心防、抹黑我們真正願意抵抗中國的盟友與政治人物。
面對中國的步步進逼、統戰機器鋪天蓋地的進攻與宣傳,惟有從了解統戰開始,並堅定自己的心志,記取香港的教訓時也向香港學習,才能夠守住接下來每一場選舉,落實「自己的臺灣自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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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胖
黎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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