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如果你原本是一間公司裡，呼風喚雨的董事長。一夕之間，你從神壇上摔落，被迫離開公司，而且還要替這間公司繼續繳稅，那是什麼感覺？
上週末，我和一位朋友（A先生）在線上雲聚會時，他和我提及，多年前，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則不愉快「稅事」。
A先生原本是B公司的董事長，在A先生任職期間，B公司與C承租一間辦公室。後來因股東意向改變，A先生慘遭股東會解任，離開了他經營多年的B公司。
但離開不是一種解脫，反而是一場稅災的開始。由於A先生已經不再是B公司的負責人，在A先生離開B公司後，他以為B公司會自行向主管機關申請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好讓接手的董事長名實相符。但事與願違的是，B公司並未及時提出申請，反而是拖了一年之後，才完成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
負責人變更也要辦理登記，這看起來是一件行政程序上的小事。但後續的發展，卻是A先生始料未及。
因為公司負責人，不僅在公司法上對外代表公司，同時也是所得稅法上的扣繳義務人。因此，依據B公司與C締結的租賃契約，B公司按月給付租金時，應由「登記負責人」A先生代為扣繳稅款。由於A先生未替C扣繳稅款，因而被國稅局補徵稅款，損失慘重。
A先生感到不解的是，這筆租金既然是C的所得，為何要A先生代為扣繳稅款？
確實，這筆租金所得的納稅義務人是C，但立法者為了使國家可以即時獲取稅收，方便國庫調度資金，並確實掌握課稅資料，因而在所得稅法中，設計這種從所得的源頭，就先下手為強的課稅制度（又稱作「就源扣繳」制度）。
在具體操作上，立法者將「特定人」（機關、團體的主辦會計人員及事業負責人）規定為扣繳義務人，就納稅義務人的所得，在給付時依規定的扣繳率，扣取稅款。同時在法定期限內，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彙報給稽徵機關，並填具扣繳憑單發給納稅義務人。
這一連串，看起來對事業負責人極其煩雜的法律上義務，當然也曾面臨許多反對聲浪。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人陸續針對扣繳制度的合憲性，聲請大法官解釋。只可惜，大法官當年對於國家稅收保全的重視程度，還是高於事業負責人在程序上的不便利，因而宣告現行的扣繳制度，合憲。
此外，讓A先生感到更疑惑的是，A先生的董事長職位，既然已經被解任，又如何能以B公司名義，向主管機關申請負責人變更登記？A先生既然無法對B公司給付的租金是否扣繳，採取任何有效的監督措施，又如何能將扣繳義務違反的法律責任，課予A先生負擔？
A先生在國稅局承辦人員通知面談時，無奈地提出上述疑問。
面對A先生的憤怒，只見承辦人員不疾不徐地翻出公司法第12條規定，當中提及：「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也就是說，即便公司負責人實際上已變更，但只要還沒向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時，還是應該以「登記負責人」為準。
承辦人員再從公文袋中拿出一則財政部早年的解釋函令，當中寫道：「依法登記之公司有登記之負責人及執行業務之實際負責人，違反扣繳義務時，按登記之負責人為受處分主體。」換句話說，不論一間公司的實際負責人是誰，只有「登記負責人」，才是所得稅法上的扣繳義務人。
A先生當場傻住，情緒激動地反問承辦人員：「政府對人民課稅時，不都是一直把實質課稅原則掛嘴邊？為何此時就只抓登記負責人，而不去追究實質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事實上，A先生樸素的法感情，確實有他的道理。因為行政機關在從事各種行政行為時，都必須符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亦即「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換句話說，縱使有公司法第12條規定，但行政機關仍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就公司有無應登記事項已變更，卻不為變更登記的情形，依職權調查證據，以確定該案中的客觀事實。只有當行政機關已經依職權調查證據，卻依舊無法確定客觀事實的前提下，才能夠主張「登記負責人」負有扣繳義務的法律責任。
也可以說，公司法第12條規定，之所以規定原則上以「登記負責人」為準，其目的在於保護交易安全。但縱使有保護交易安全的必要，也不足以作為行政機關放棄其職權調查義務的藉口。換句話說，公司法第12條規定的「第三人」，似乎不應包含負有職權調查義務的「行政機關」在內。
可惜的是，我國法院多數見解，依舊還是站在稽徵便利性的考量，同時為了避免當事人任意主張自己非實際負責人，進而規避扣繳義務，因而與國稅局採取相同立場。白話地講，有沒有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搞定。我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你的事，我愛莫能助。
在雲端那頭，我聽得出A先生的無奈。明明是被迫離開公司，卻還是得為這間公司繼續繳稅。
人世間很多緣分，結束就結束了，錯過就錯過了。但離開前，請務必先辦理變更登記，才能夠了結你所有的稅法上責任。
但願A先生的個案，僅此一例，下不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