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曾提到有一位外國傳教士，在被紅軍綁架，經歷了18個月後才得到自由，他後來發表了被俘其間的印象記，成為最早介紹中共「長征」的人。
他叫勃沙特，中文名薄復禮，他寫的書名是《主刻制之手——在中國被俘的日子裡》。當時勃沙特在貴州鎮遠基督教堂當牧師。勃沙特在書中記述，「1934年10月1日，是我來貴州12週年紀念日，也是我難忘的日子。那天，同在貴州傳教的各國牧師及家屬們舉行了一次小小的聯誼聚會。返家途中，我們與凱威爾·海曼牧師夫婦及家人為抄捷徑決定沿崎嶇山路前行。途經黃平老城「舊州」，當我們興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山包時，離我們居住的小村莊已非常接近。這時從樹林中突然衝出一批持槍的紅軍六軍團「長征」先遣隊官兵，並攔住了我們的去路。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偶遇紅軍，改變了我嗣後的傳教命運，從此開始了讓我永生難忘的18個月近萬里艱苦的隨軍行程」。
與勃沙特和海曼一起被俘的還有他們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紅軍攻下舊州後，婦女和孩子被釋放。但兩位傳教士被紅軍扣押了很長時間，海曼共被扣413天，直到1935年11月18日被釋放；勃沙特到1936年4月12日復活節被釋放，共被扣560天。勃沙特記得，肖克率領的六軍團和賀龍率領的二軍團會師那天，他和海曼被俘以來第一次休息。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發現自己成了他們說的「中國千百萬虱子的美餐」，那天距離他被俘剛剛過去21天。
勃沙特書中記載，有時，俘虜們被綁起來。他和海曼被一根繩子拴在一起，或者一個衛兵走在他們中間，手裡拿著繩子，像牽狗一樣牽著他們走。俘虜們被帶來審問，假如他們被當成探子，就要挨一頓打，然後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幾歲的年青人處死。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處死者的屍體躺在路邊。每個屍體上都別著一張紙，上面寫明死者的罪狀。
一天，這位傳教士正和一些俘虜一起走著。俘虜中間有一個人稱「廖胖子」的年輕富翁。這時，一個「留著黑鬍子」的人騎馬經過他們身旁，對這個年輕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趕快多交點贖金，否則我們就要砍掉你的腦袋。」這人就是賀龍。勃沙特還被叫去給賀龍的女兒編織嬰兒服，賀龍的副官拿來了各色毛線——黑、棕、綠、紫、白，有些上面還帶著德國的商標。勃沙特想，這一定是從哪個傳教團搶來的。
勃沙特認為，和他一起行進的俘虜被扣著不放，都是因為紅軍要從他們身上索取贖金來資助「長征」。紅軍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甚至還想要藥品。結果，傳教團為海曼付了一萬塊銀元，勃沙特則一文未付。
紅軍也抓了很多中國人，他們從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的確榨出了不少所謂「罰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時間，這期間他們的親屬有時交些錢來。根據勃沙特的印象，這種以索取贖金為目的而抓捕的人有幾百甚至幾千名。紅軍要來時，地主一般都聞風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一個上了年紀的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如果人質年紀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長征的隊伍，他們也會被殺掉。
勃沙特說，他跟有些傳教士的命運比較起來還算幸運。1939年9月6日，長老會教徒約翰·斯塔姆和貝蒂·斯塔姆夫婦被處死，孩子被丟在一邊，無人照管，二十四小時以後才被人發現。報上把這孩子叫做「奇蹟嬰兒」。共產黨拒絕為此事承擔責任，說在斯塔姆被害地區，沒有正規紅軍，只有赤衛隊。
在勃沙特被俘的同時，中國內地教會一位名叫福開森的老傳教士也被俘，後來，就毫無音訊了。
1936年1月，海曼被釋放以後，另外一個傳教士在貴州東北的石阡被俘了，加入了勃沙特他們這些俘虜隊伍中，他叫海因利希·凱爾納，是聖新會的一位德國教士。
凱爾納28歲，在中國已經兩年了。他身體很弱，適應不了長征中缺衣少食的艱苦生活。有時，勃沙特和凱爾納有馬或騾子騎，但他們大部分時間是步行。他們經常住在地主的穀倉裡，睡在糧堆上。他們有時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墊一塊木板。
勃沙特所在教會的同事們堅持力爭使他獲釋，他們接二連三地派代表進行談判。但凱爾納的教會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使他獲得自由。最後，他喪失了性命。
在他們開始走上平原的時候，勃沙特聽說自己要被釋放了。後來，肖克終於告訴他，紅軍靠近昆明時就放他，但凱爾納還得繼續跟他們走。
很多年之後，勃沙特聽說，他獲釋後十天，凱爾納神父就死了。共產黨人沒收了一個地主的一口製作考究的棺材，雇腳夫把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凱爾納神父葬在那裡。紅軍繼續前進。誰知棺材太沉，腳夫們拿了工錢，等紅軍一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一走了之。不久，棺材被路過的土匪撬開，他們指望在裡面找到隨葬的財物，但看到的卻是凱爾納神父骨瘦如柴的屍體，身上穿著用最廉價的黑布做的法衣。土匪們覺得不值得為這浪費時間，扔下蓋子，走了。那天夜裡，狼來了……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