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多潛規則，外人不容易懂，但可以從明規則順藤摸瓜來理解，例如2022年8月17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和管理工作的意見』，要求各級政府及部門要堅決避免亂罰款、嚴格禁止以罰款進行創收、嚴格禁止以罰款進行排名或做為績效考核指標。罰款創造收入大幅增加，如果不是落實依法執法，就是凸顯地方政府財政窘境。
早期各地方政府只能在自己境內收小罰款，二千年冬天時筆者到黑龍江旅遊，出火車站，零下四十度，在車站外站一群老人，掛臂章，連同行朋友因為乾燥，吐一口痰，迅速被幾位大嬸拉住，要開單罰款，問要不要收據，朋友給錢之後就鳥獸散。還有一種是『過路費』，高速公布也可以攔截，後來地方政府找到新財源『房地產開發』，賣土地蓋房子成為主要財政來源，延伸出很多動遷（我們講的都更）雖然初期很多抗爭，或來創造出三贏，拆遷戶滿意、建商也荷包滿滿，地方政府也高興（GDP與荷包）。
疫情期間，加上監理制度、共同富裕政策，房地產開發停滯，甚至開發商倒閉，各地方政府的收入大幅減少，加上經濟停滯，動態清零的防疫支出大幅升高，很多地方政府從節流動腦筋，如降薪水、取消福利、五花八門，如今動到增加罰款來創造收入。中國統計2022年七月，中國300多個地級市政府，有111公布罰款收入數據，有80個地級市罰款是增加，更有15個同期比增長超過100%，青島市在2020年罰款收入是19.26億（人民幣），到2021年上升到43.77億人民幣，增幅達127%，還有四川樂山市增幅是155%、江西南昌是151%。
運輸業是目前罰款的主力，大貨車司機面對罰款不勝其擾，乾脆採取月票制度，罰款包月保證沒事，或車行統一預繳罰單還可以打折，無論超載或違規都可以通行無阻。2021年有媒體報導，北方某山區縣城，一年的公共預算才一億多人民幣，當地交通罰款可以創收三千多萬人民幣，撐起當地的三分之一的政府預算。宛如電影讓子彈飛一個片段，麻匪上任鵝城之後，才發現前幾任縣長都把鵝城的稅收收到90年之後。
另一個個案霸州市明確稅收占20%，非稅收占80%，更以此把非稅收完成率內入鄉科級領導幹部的績效考核。也下達下級單位達標的責任額，利用很多名義對當地企業或個體戶進行罰款、攤派、收費，當月的罰款是過去九個月的80倍，才有後來國務院的通告。
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成為地方政府的三亂，以罰代管、逐利執法、過度處罰，也是中國政府飽受詬病的問題。雖然中國政府出爐規定，希望把行政裁量權規範，把執法機關關進去制度的籠子，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是能找到創收的渠道，創收能升官也能發財，當然擋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