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特獨白】瘋狂競賽片：藉以兄弟感情為題，改寫現代悲劇的荒誕與平庸

私心自作計畫｜鼓舞人心的諷刺喜劇，戲謔的就是我們的人生啊

評定電影的標準是什麼？是足夠具有吸引力的劇本故事？是演員與導演在鏡位之間調配出來的結果，亦或是構成作品完整的基本條件？總之，在資金充足的條件下，創造出一超越當代的前衛藝術，又何嘗談容易。《瘋狂競賽片》夾帶批判性意味地試探大眾認知的普遍性觀點，藉著畫外地輪廓，重新描繪出作品的基質，其從前導片段對“富豪個人動機”的佈局，延伸至正篇中演員發生的故事，“故事”之於創作動機的原型，有鑒於導演與出資人的不同目的，來源產生出分歧的行為意圖，乃是將作品與創作者比較對象物本身，發生在角色內部的不同身份卻也投身在真實世界之中，同時，對於實際物產生的”對象“，作品內顯價值的存在，隨著敘事空間的操縱，事件發生的時空關聯性更轉變為一種直觀客體的戲劇形式。至於”畫外“的我們，從觀者目的性的窺探，劇本故事乃至角色的延伸，同樣地，在線性時間的變動下，它們的行為更成為電影具有意義的一場藝術實驗，如此一來，透過觀者與作品本身締結的情感活動，自電影導入劇情的思想之間，創作本身意圖與之伴隨著作品真確寓意與藝術行為的曖昧關係，導演和電影本身都被歸類為行動意志的擁有者，亦代表”概念“的實際物，藉著故事的產出，表明他們自身。

回應導演的創作行為，伊凡向觀眾證明其事，菲力克斯也是以此運作著，正如伊凡為了鞏固角色的人格特質，透過分析文本的形式將兄弟的情感活動加諸在自身的投射，菲力克斯在行為中揣摩的角色行為也同時是對外在觀眾強調劇本的說服力，無論兩人對於角色行動的觀點有何其差異，抱持學院派主張的伊凡或菲力克斯立場相左的戲劇原理，藝術創作的意圖都會回到”電影至上“的核心繼續活動。

至少電影全篇皆是奉行這些原則，或甚少被疏忽的鋪陳過程，由於電影開初正點出整體劇本架構，那在《敵對》故事的基本發展也大致有了概念，即便導演洛拉當時並未說了就將對談帶出了觀景窗，劇情事由方向性的延伸卻也變成一種平庸的流體。而就具體方面，洛拉當時和富翁講了所有事，儘管觀眾不知，富豪也並未對閱讀這件事感興趣，只是後續發生的內容卻也都圍繞著《敵對》活動著。

直到進入正篇故事主軸，導演與演員的角色關係也變得更加鮮明，如同前導片段暗示的樣貌，伊凡與菲利克斯不僅巧合的與劇本中的人物性格有極其相似之處，更隨著拍攝過程的熟識，演員與角色之間的情感連結卻多了幾分重疊的存在。

同樣地，加上《瘋狂競賽片》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具體的作品被發表出來，儘管故事正發生在他們的拍攝過程中，整部電影最為玩興意味的效果也被戲謔性地投射在演員和導演之間；於是當演員處在表演中，觀察角色揣摩的神情都變成一種特殊的感官體驗，如同初次會面中，伊凡謹慎回覆洛拉問題的態度、導演對演員的敬重、凝視下透析出的思維觀，更取代語言交流的局限，直白且赤裸地消化雙方的意見，並毫不掩飾地卸下偽裝，讓伊凡批判菲利克斯的演員能力。

於是，發生在電影主體性與敘事之外的事件，《敵對》同時維繫“劇中劇”、“富豪的目的”或角色各自代表的作用，卻也相互映襯著兩者的關係，使至於《敵對》屬於內部發生的事件和外在作為電影整體概念的《瘋狂競賽片》，卻因為相互制衡的時間性，而牽連在一塊。

以至於理解戲劇運作的因果，支撐兩者的功能性也正因此被顯現出來，而同時面對洛拉行動意志的主張，她那具有自由藝術的性格，且極強烈帶有意識的情感：內斂卻奔放、溫婉而大膽的偏執，卻猶如在多重敘事的表徵中獨立存在的個體，僅以分別透析出來，並進一步深入釐清事件中扮演角色的影響，串連起她在電影中所被賦予的職責。

洛拉特此安排會面的目的背後，除去導演為演員的試探，對於他們的回覆，卻也能夠體現出演員意見的不同，甚是表現在演員的職業道德、戲劇技巧與方法或更直觀地分析伊凡與菲利克斯根本存在的性格差異，從拉洛觀察他們的神情中，都將兩者的優劣被具體且強化了。

然而相比故事中的故事、電影中的遊戲，當代影像創作與現實世界的界線也在此變得更為模糊，以至於在戲劇講課時的伊凡，卻在鏡頭的鋪張中讓觀眾一同被帶入了課程的情境裡；然而，在洛拉的鏡位下，作為窺探主體事物的行為，正當她觀察伊凡在“揣摩得獎感言”時的意志與行動，其概念象徵表現主義與寫實空間的對比性，又同時加上人物雙向的道德偏差，將伊凡對於人本精神抱持的實際意圖，變得扭曲、空泛卻又不乏是社會存在客觀事實環境的證明，既同時批判當代文化難保真確性地生活，但高舉自由意志的人們卻又難以達到個人的標準，實則諷刺。

新穎卻古典，學院又前衛，所見洛拉面向表現形式的藝術行為，她所追求的創作形式不僅更傾向於感官活動的體驗組成，對於演員和電影的情感表達，伊凡和菲利克斯面向巨石的恐懼經驗，因為身體記憶映射出人性意識本身最原始的狀態，讓故事的寫實性並不讓人感到乏味可陳。提及情緒讓演員自身的痛苦被釋放，伊凡從外在行為感受自身的感受練習：用名字向拋除自我的另一面吶喊，又同時和“破壞獎杯“的行動產生相互影響。身為演員，他們所代表的價值並不止於作品本身，其對於作品與獎項（外在的）的實物象徵，演員自身即是作品與獎項的擁護者，同時，外在象徵賦予價值的認可或屏除，卻也並不能夠抵銷演員所擁有的內涵，乃至於獎項帶來的意義是外部效益的，其伴隨演員自身可定所帶來的一切優勢展現，並不苟同於得獎與否。

不過作為感性活著的人與外在連結的存在，作品崇高意義的嚮往，這種對競賽性的意圖亦也是每位演員、導演與全體工作團隊在工作階段中，必然思考的顯性反應（包括劇本價值與之塑造作品完整性等）；然而作為一名專業且具有影響利的演員，伊凡

所抱持的專業態度，卻也和他的痛苦、人本意志與實際作為糾結在一塊，使他越發令人感到矯作卻充滿人性。

另一方面，菲利克斯代表的寓意，基於兩人本身存在的差異，就演藝事業的發展方向，作為新時代媒體的指標他，雖然沒有伊凡對學理支撐的態度，但在娛樂形式轉向的潮流中，卻已然成為了佼佼者，無非改變了過往認知的事實狀態；但說到底對於菲利克斯擁有的內涵與經驗，伊凡鄙意的展現不僅是向菲利克斯的價值感到排斥，這種大眾認知下對所謂的專業性感到不滿的問題，卻也成為當代電影產業逐漸走向淪喪的證明，將此否認的立場轉向了整體環境乃至獎項的肯定感。其從菲利克斯抱持現實主義的實務性，並不理解角色心理狀態塑造的過程，卻竭力爭取對方認同的演繹態度，無論從伊凡、洛拉或觀者而言，與之而來的惡趣味，又因為他過分的自信而感到悲憤卻同情，且不僅是在初次對戲時如此，甚至直到後續的排演中，無法獲得共識的導演之間，菲利克斯貪圖用“癌症“偽裝情緒的演繹，圖謀演技認同的卑劣行徑，無非將他和伊凡導向激烈的衝突中。

且論電影帶有惡意且嘲諷的意圖，”劇中劇“的象徵意義與劇本圍繞在此拓展的意志行動，卻都同樣地依附在富豪推導整體劇情的運作，比較導演、富豪和群演的目的本身，電影詮釋的目的卻也塑造出更為具體的概念：現實卻抽象，繁雜卻簡單，將《敵對》劇情發展中的實際對象物，與之從兄弟關係對於演員至上的連結作用，觀察他們拍攝時的眼神、情緒流動或抽離出故事人物時，情境氛圍中的曖昧性，基於心理投射反應的困境，狹隘地讓他們被設限在大眾的認知中。乃至於闡述劇本的過程，故事實際存在的偏差，自劇中刻意表現在”畫外“的形式，卻同時保留了故事發展的局限性，包含時間與空間的有線性，讓它的啟發，無意識地轉化為一種可塑造的過程，並不因為《敵對》本身，讓導演版本中的思想活動變成解讀過程中扼殺的知性體驗。

洛拉作為劇中真正的主角，從普遍行為中飾演“演員”的對象物，劇中多重觀點且同時運作的敘事性，因為事件關聯、穿插與交互影響，產生極具扭曲的文學現象，片尾中闡明的概念，讓洛拉的實質意義，反向性地回朔在故事發展的過程。於此透過作品的實際觀點：洛拉意旨的時間，皆同時代表了作品具有影響性的動力，並不因為影片結束而終結，期待來一系列反饋的思想活動，隨著觀眾的反饋與不同時間性的影響，並直到作品的概念不斷擴大，這種精神的延續性便會和這種媒體之間的互動行為，形塑成兩者間的共通渠道，然後在觀眾產生的認同觀點方面，讓作品指涉的總體反應更又發出那並不只屬於電影的文學革命。

從洛拉的行為象徵，擴及至“啟發”的討論範疇，透過洛拉對行為藝術的持續活動，自由書寫的創作過程更因此被活絡了起來，而不僅止於痛苦凌駕於感知的精神探索，其涉及在失能的恐懼感，由於她有意識地反抗，情感併發出的原始力，涉及在知覺的潛在活動也同時在她和行為藝術本身之間，被視作形式超越的反動證明。

回到電影場面，基於《敵對》劇本被抹去的完整性，菲利克斯對癌症的粗劣行徑，卻同時因為伊凡帶有戲謔性的暗示，在伊凡癱瘓之後，讓一人分飾兩角的重擔被極具反諷意味地回放到了菲利克斯身上；然而，發生在電影中的真實事件，故事轉折發生在角色之間的預言，卻同時指向了《瘋狂競賽片》對古典敘事的應用，以至於在洛拉的佈局下，戲中戲建構角色行為發展的過程，菲利克斯拙劣的演技卻也難以掩飾導演所知的真相。

相較於《敵對》中的弒親情節，並不像是伊底帕斯如此的荒謬與疏遠。其建立在兄弟長久對立的觀點，因為過去的錯誤所醞釀的情仇、伊凡為了正義選擇了背叛、戀上同一名女子所面向更為複雜的難題，堆疊下來導致伊凡之死的悲劇；而從兄弟信任逐漸失離的情感變化，一種對於現代劇本的荒謬性，卻多了幾分存在主義風潮的縮影，無論是伊底帕斯之於卡繆的《誤會》，這呈現在表面的親情問題，卻都在「弒親」的作用下，將事件的一切合理性都拋去了。

至於本作所抱持的普遍態度，回應伊凡對菲利克斯的執念，兩人逐漸交惡的關係在情感光譜的變化下，伊凡象徵藝術價值的權衡，也顯現在菲利克斯身上，顯得格外諷刺。有趣的是，從前導片段持續探入正篇故事的過程，富豪之於電影的基本意義，連動發生在洛拉、伊凡和菲利克斯之間的影響，《瘋狂競賽片》透過敘事顯現在角色分析的表現手法，既充滿批評意味但同時又點出社會中存在的疏漏，讓故事獨有的批判性，在第三人稱的鏡頭下，轉向了客觀世界的洞察與省思。

《瘋狂競賽片》的故事告一段落，篇幅極短卻夾帶著大量訊息，其中是在秘書交談時透析出富翁否認的自我，用以前導片段的開初，別具意味的展現作品對於資本生活的缺失，無論是對個人追求物質的極限，在生活無法涉及的邊緣，或指涉物質滿足的極高門檻，對於功利主義象徵的虛無，進行調侃與披露；而不僅包含導演、秘書和胡貝托三者構成的敘事觀，自正片延續發展的過程，圍繞在《敵對》的製作是一種虛化的劇場體驗，行為描繪出故事的輪廓，卻因為人們所知的劇情，讓它真正意義的象徵，非影像卻具體，概念鮮明但又充滿暗示，極其意象化地收放在電影建構的過程。儘管《敵對》被它刻意地藏匿起來，但同時在對戲中展現劇本原型的操弄手法，卻又將概念的虛化與實有保持在極高的完整性，於是這看似發散的內容都並不讓人感到混亂，反之《瘋狂競賽片》帶有惡意的企圖，在劇本結構的組織下，隨著劇情誘導的結果，讓實際結局與觀眾理解的偏差值產生劇烈的不同，亦衝突卻又符合邏輯，就此方面而論，它的戲劇張力、劇情表現，在現代電影的框架底下，由於作品試圖挑戰的標準，伴隨著極高水平與前衛藝術的意義，《瘋狂競賽片》讓大眾對於電影與藝術的界線都更模糊了些。

同時，當電影放映結束時，一種莫名的念頭將會油然升起，正是《瘋狂競賽片》意圖下帶有的戲謔性，及其通俗卻諷刺，是自一開始便不斷嘲諷現實環境的荒誕社會，猶如富豪資助電影拍攝的原因，回到目的本身，其資助者卻不過只是為了獲得公共性的社會反饋、帶來自身的正面價值，僅此而已；而後說到劇中劇《敵對》的敘事過程，透過電影的建構手法，呈現在故事呈現的側面反映：他們排演、對戲時，對於劇本尚未提及、或並不明瞭的部分，又因為他們工作時的過程，因而有了鮮明的故事概念。只不過說電影在引用故事時，起初就抱持著一種平庸的態度運籌著，所以當兄弟情的拉扯、叛變，如此貼近人們生活的實際性，卻都將情感導入其中，然後在劇目最後的反轉，又再次被故事的收尾感到錯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