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巾只是導火索:要避免1979年場景重演 伊朗神權政府須自我革命

2022/09/24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9月13日,伊朗22歲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被宗教警察帶走。此一事件隨後失控發酵,成了今日伊朗全境示威的導火索,程度直逼2019年的全國騷亂。
13日當天,來自庫爾德斯坦省的(Kurdistan)阿米尼與家人至德黑蘭(Tehran)旅遊,於高速公路入口處遭遇宗教警察(Guidance Patrol,波斯文:گشت ارشاد)盤查,並因「佩戴頭巾不確實」而被移送至「道德安全局」,其兄長基亞雷什(Kiaresh Amini)亦陪同前往。宗教警察告訴兩人,拘留期間將進行「簡單教育」,課程會在1個小時內結束,然而阿米尼沒能繼續與家人的行程,基亞雷什最終等來了「課上昏迷」的妹妹。送醫多日後,阿米尼於16日正式宣告死亡。
雖說宗教警察表示,阿米尼是因拘留期間「心臟病發」而陷入昏迷,卻難杜伊朗內部悠悠眾口。據收治阿米尼的醫院透露,其在到院時已是腦死狀態;基亞雷什更指出,阿米尼的頭部與腿部皆有瘀傷;此外有自稱與阿米尼一起被拘的婦女表示,曾目睹阿米尼在機構內遭到宗教警察毒打。與此同時,一張據稱是阿米尼顱骨掃描的圖片在伊朗網路上瘋傳,顯示其有骨折、出血與腦水腫的症狀。故在伊朗主流輿論看來,殺死阿米尼的並非心臟病發,而是拘留期間的警察暴力;阿米尼的家人亦在受訪時控訴,「政府對阿米尼的死因撒了謊」。
在此氛圍下,庫爾德斯坦省自9月17日起爆發了多起示威,民眾怒吼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取消強制規範婦女衣着的「頭巾法」、改革女權,並與前來維持秩序的安全部隊發生衝突,導致現場多人死傷。一日過後,示威蔓延到了德黑蘭、伊斯法罕(Isfahan)、設拉子(Shiraz)、馬什哈德(Mashhad)等大城,甚至連加拿大、澳洲、德國、法國和土耳其等地也出現伊朗民眾跨海聲援。
在此期間,互聯網上同樣怒火燎原。「#MahsaAmini」成了波斯語Twitter上的熱門標籤,相關推文與轉發數量超過1,000萬次;部分伊朗婦女更在社交媒體上「剪髮明志」。據外媒報道,為遏止網上輿論熱度,伊朗政府已在9月21日封鎖境內用戶對Instagram和WhatsApp的訪問,同時中斷了庫爾德斯坦和伊朗其他地區的網路服務。
此情此景,讓人回想起2019年11月爆發的「伊斯蘭革命以降最大示威」,彼時伊朗政府也在強力鎮壓之餘,關閉網路長達一個禮拜。而雖說2019年的示威起於燃油價格上漲,此次示威則源於取締頭巾的暴力濫用,兩者所暴露的伊朗社會情緒,卻有着異曲同工的政治共鳴:反對1979年以降的伊斯蘭革命體制。

伊斯蘭革命與霍梅尼的意志

1978年1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反君主制示威,各方勢力訴求互異:教士們不滿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踐行世俗化路線,底層民眾苦於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知識分子與自由派抨擊君主制「不夠民主」,左翼砲轟石油經濟導致社會不平等,民族主義者怒斥巴勒維「做美國與西方走狗」。簡言之,巴勒維政權成了眾矢之的,奪權者們由此團結在「反巴勒維」旗幟下,順着沸騰民怨直搗黃龍。
1979年1月16日,巴勒維流亡開羅,革命勢力歡欣鼓舞慶祝成功。同年2月1日,在外流亡15年的什葉派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德黑蘭,這位77歲的政治家憑藉自身宗教威望與民意支持,成功奪得革命秩序主導權,並在肅清左翼與其餘反對勢力後,確立伊朗走向「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道路。
簡言之,1979年的政治劇變並非純粹的伊斯蘭革命,但宗教勢力無疑是最大贏家,而塑造一切的關鍵人物,便是擁有民意支持的霍梅尼。在其設計的「法基赫的監護」(意即教法學者掌權)體制下,霍梅尼儼然成了「伊朗新王」,只不過頭銜換成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袖」,而伊朗社會也在其統治下,經歷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
首先,在沙里亞法(伊斯蘭律法)規範下,伊朗嚴禁酒精飲料、西方電影、男女共遊、日光浴,霍梅尼甚至曾經禁止伊朗電台及電視播放軍事和宗教以外的音樂;在學校課程上,「伊斯蘭革命」成為必須頌讚的政治正確,「伊斯蘭大學委員會」亦參與課程設計的文化管控,剔除「可能影響革命事業」的元素;而在婦女服裝規範上,1979年革命成功後,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務員在工作場所佩戴頭巾,又於1981年頒佈新法,規定婦女須在所有公共場所佩戴頭巾,並在1983年出台此一法規的「伊斯蘭式懲罰」:未戴頭巾的婦女將被判處74下鞭刑。
而由頭巾的角色與規範變遷來看,其可謂是對革命鉅變的時代側寫。由於巴勒維時期伊朗婦女禁止蒙面,就連佩戴頭巾也會遭警察取締,故1978年示威發生時,不少婦女為表態自己「反對國王,支持霍梅尼」,紛紛刻意違規戴上頭巾。在此期間,伊斯蘭做為推動革命的政治資源之一,並不被多數婦女所排斥。
而後1979年革命成功之初、霍梅尼尚未完全掌權時,後者曾要求政府出台頭巾法,卻遭婦女示威反抗,自由派、左翼等世俗勢力遂趁勢撤回法案;但待至霍梅尼完全肅清反對勢力時,朝野已無人可以阻止宗教法規推行,故而會有1981年的頭巾法,以及1983年的鞭刑懲罰。
簡言之,頭巾法的推動與深化,象徵霍梅尼的意志得以貫徹、甚至宰制伊朗社會,正如其亦有威望強制規範電台與電視的音樂播放般。而身為當年伊朗最具威望的宗教領袖、革命人物,「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建與運轉便是其政治權力的最高展現,即便宗教勢力內也存在路線之爭,卻未敢在霍梅尼時期公開轉為陣營對峙,且很大程度上仍要服膺於最高領袖的意志。
例如霍梅尼曾指定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做為自己的接班人、繼任最高領袖,但後者在獲得「儲君」地位後,便開始要求改革女權、放寬黨禁、停止處決政治犯,導致霍梅尼盛怒之下剝奪其繼承權,甚至不惜為此修憲,以扶持資格不符、但忠於伊斯蘭革命理唸的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接班。

後霍梅尼時代的革命事業何以前行

然儘管霍梅尼煞費苦心要維繫革命體制,「人走茶涼」仍是難以超克的歷史規律。
1989年霍梅尼甫一去世,伊朗神權政府便發生了質變:由於哈梅內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與政治魅力,其身為最高領袖的實質權力大幅萎縮,立場相對温和務實的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則在同年當選總統,開始調整霍梅尼留下的革命體制,例如取消電台與電視僅能播放軍事與宗教音樂的的禁令,並在日後培植同為温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後者乃於2013年起擔任伊朗總統長達8年,並在任內與美國簽署伊朗核協議,緩和了美伊對峙。
另一方面,哈梅內伊為求權力穩固,竭力耕耘與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關係,並希望憑藉「輸出革命」的軍功,坐穩最高領袖的高位。在其調度下,伊朗逐步推進「什葉新月」的地緣佈局,先後介入黎巴嫩內戰、伊拉克反恐戰爭、也門內戰、敘利亞內戰,並擁有了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親伊朗民兵組織、胡塞武裝組織、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等地緣棋子,可謂是在8年兩伊戰爭過後,大大開闢了伊朗的戰略緩衝區。
然而與此同時,伊朗的民意開始發生變化。從現實視角來看,「伊斯蘭共和國」之所以能創建並運轉,霍梅尼的威望與政治魅力居功厥偉,但伴隨其離世,民眾似乎開始重回1978年的情境,視神權政府為苦難之源。
在自由派眼中,伊朗之所以承受經濟制裁重擔、蒙受「流氓政權」罵名,便是因為1979年後宗教勢力竊佔了革命成果;在部分底層民眾看來,如今的伊朗政體名為「法基赫的監護」,其實與國王時代沒什麼差別,只是特權階層換成了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後者尤其長年壟斷伊朗內部各大產業,在苦於制裁的窮苦百姓眼中,是吸吮民脂民膏的權貴集團;至於革命衛隊開疆拓土的軍功,在許多民眾看來十分遙遠、且與己無關,甚至帶有窮兵黷武、浪費公帑的負面色彩。
而在伊朗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實踐內,多數人沒有經歷1979年以前的生活,只知自己被生在一個「被全球鄙視的保守國家」,且通過網路資訊,青年們接觸到了西方生活型態,酒精、搖滾樂、長髮飄逸等圖像,催生出其對「自由主義伊甸園」的嚮往。
在此脈絡下,頭巾同樣側寫了時代氛圍的變化。筆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時,便觀察到大城市的年輕女性中,多數人已不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就算包裹頭巾也多會露出髮絲,早就超出了霍梅尼時代的規範,體現首任最高領袖逝世後,自由與世俗化力道的回潮。
當然,從國際話語博弈的角度來看,所謂「回潮」並不全然是伊朗內部路線之爭所致,西方的推波助瀾同樣關鍵。長年以來,頭巾、世俗化、人權等符碼,皆是西方媒體用以狙擊伊朗神權政府的話語支點,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伊朗城市青年的「恨國」與「自慚形穢」。
回顧2019年11月的伊朗全境騷亂,其根源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單邊退出核協議後,對伊朗展開的極限施壓經濟制裁,但民眾面對燃油價格暴漲,喊出的口號多是推翻神權政府;此次頭巾取締悲劇,若先不論法律的宗教與世俗之分,其本質實與2020年美國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員跪頸致死相同,皆是執法人員不分青紅皂白濫用暴力所致。但美國便能在經歷大規模騷亂與全球譴責後,穩居自由主義道德燈塔之頂,且不用擔心爆發「顏色革命」,但長年身處全球輿論風暴的伊朗便無法如此瀟灑,而是註定要被全球媒體一陣奚落圍剿,同時處理國內青年與自由派的難息怒火。
歸根結柢,當今伊朗的困境在於,1979年以降的神權體制、革命話語漸失民心,城市青年群體尤其嚴重。而造成這一現象的關鍵,包括制裁重擔導致的經濟崩潰、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明顯特權化、伊斯蘭革命話語面對自由主義的一路捱打。
由此視角來看,不論是燃油價格爆漲或頭巾取締悲劇,其本質都僅是點燃民怨的導火索;民眾真正的怒火根源,肇發於潛意識裡的政治認知,也就是認為錯誤始於1979年,「沒了神權政府、一切會更好」,正如當年的伊朗民眾,同樣認為沒了巴勒維統治,伊朗明天會更好般。在此氛圍下,但凡有幾許星火,便容易上升為挑戰體制的全境示威;而伊朗政府的回應則一貫強硬,即在強力鎮壓後關閉互聯網、封鎖消息,卻無法真正超克結構挑戰:不論是經濟起飛或全然西化,當下的神權政府都給不起。
簡言之,後霍梅尼時代的革命事業不僅出現路線之爭,還在西方制裁與話語攻克下,大規模流失民意版圖。當然眼下神權政府尚有支持群眾,且其對伊朗社會的維穩力道也高於巴勒維政權,短期之內應該不會重演1979年的場景,然而風險依舊存在。如今的哈梅內伊已年屆83歲高齡,下任最高領袖是否能成功調和世俗與宗教路線之爭,猶未可知;且西方的制裁重擔一日不除,伊朗民眾的苦痛便只會持續加深,民怨的火苗即便未燃,也只是等一個燎原的瞬間。
從長遠來看,強力鎮壓與網路封鎖,終非應對示威的長久之道,神權政府要打贏與「顏色革命」的持久戰,便須在政治與發展路線上有所調整與突破。若制裁重擔短期難解,便要設法推動財富再分配;若一時無法廢除頭巾法,也至少要規範甚至架空宗教警察的職權,避免阿米尼的悲劇重演;即便「法基赫的監護」仰仗教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卻不能因此不打貪反腐、任由軍教裙帶關係持續僵化腐臭。
國際政治弱肉強食,任何政權但凡拒絕自我革命,下場往往就是被革命。伊朗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場景,即便暫時無法大刀闊斧,卻也不可再忽視示威紛起的背後病灶。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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