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既是研究華夏文化的重要經典,在如今的漢字文化圈自然也算是經典級的著作,收穫了許多研究者和讀者,其中包括許多自認是「華夏文化」的「他者」,有意識地將目光集中在分析自身文化與華夏文化的不同之處。
從歷史研究的觀點,這其實是一種「希羅多德」式的研究觀點,採取了古希臘城邦旅行者好奇探索異邦文化的旁觀者角度,所以將歷史稱為「他人的故事」(History)。
另一方面,受史記影響的華夏歷史讀者與作者採取的多是和司馬遷一樣的史官觀點,觀察的焦點集中在漢族文化的傳播如何影響東亞天下的分合。相較於希羅多德的旅行者身份,司馬遷的史記儘管是以私人身份撰寫的著作,但由於司馬遷的家族一直與朝廷和史官系統關係密切,再加以其個人的生命歷程深受君主的決斷影響,這讓其筆下所刻畫出的君臣關係分外精彩。
但是,這些司馬遷筆下的故事都是「真」的嗎?
其實未必。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史記中不同篇章中的許多內容都明顯自相矛盾,這也讓注意到這些矛盾的許多近現代歷史研究者都以其為題,寫出不少精彩的論文。
從這個角度來看,撰寫太史公記的司馬遷或許懷著一種教育者的心態,告誡後代子弟,在閱讀史學著作時,要考慮作者所在的時空與處境,不要只根據表面的文字紀錄即遽下判斷。
也許是因為這樣,他才在「太史公自序」以外,特意又寫了一篇「報任安書」給友人,留下自己受刑後、忍辱偷生的心情,盼望後世讀者能夠留意自己在著作中所刻意佈下的線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閱讀史記時、自然要留意司馬遷埋藏在史記當中的君臣心結。畢竟,若不是劉徹(即漢武帝)的專斷與失察,只是如實告知自己考量的司馬遷又怎會被迫接受這種旨在貶人自尊、斷人後路的手術?
另一方面,司馬遷或許也還考慮到家族的立場,所以不敢與帝王家直接對戰,而是採取了一種迂迴的方式,發揮自己的專長,整理自己所收集的資料、探討漢武一朝的帝國是如何經歷漫長的時間慢慢形成的,而在此之前的東亞地區中又曾流傳著什麼樣的君臣文化?
我們固然可以從現今流傳的史記中著手分析上古華夏的政體文化型態,但我們也可以發揮一點聯想力從歷史年表的對照去找其他的可能。
雖然一般的讀者對司馬遷的史記比較熟悉的是他在「本紀」、「世家」、「列傳」所寫的文章,不過,一些對史記有較深入了解的研究者可能會對其所整理出的「表」與「書」更為重視,因為其不僅展現了司馬家整理龐雜資料的能力,更顯示出其對「體裁設計」與「資料呈現」上的獨到洞見。
所謂的「表」,是用表格的形式、按年月、國別、簡要梳理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活動,並且依照時間尺度的疏密、分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類。
至於「書」,則是各種專題的制度史,其中保括對禮樂、天文、曆法、宗教、甚至包括軍事、水利與經濟制度與政策的探討。
我們可以由此看出司馬遷作為一個資料整理者其所關注的題目其實是相當廣泛的。不過,令人納悶的是,照理他應該也會對政治權力制度的演變很有興趣,但為什麼在他的「書」中卻沒有討論這個主題呢?
答案也許非我們所能揣想,但如果考慮他的境遇,答案其實呼之欲出:為了自身與家族成員的安危,他必須有所保留。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自然可以如前面所提到的,試著從世界歷史年表發揮一點聯想力,到底司馬遷生前是否聽聞過雅典的民主或羅馬的共和?畢竟,這兩種體制都存在於司馬遷的年代之前。或許,更重要的是,當我們選擇讓司馬遷復活後,在他有機會聽聞到地中海的政治歷史演變後,他又會如何整理上古世界史的資料呢?如果他可以享有論述的自由,他又會如何整理資料,如何撰寫上古世界政治史呢?
上面這些問題乍看天馬行空,不著邊際,其實並非完全無稽,而是出於我們本身在理解上古世界史時所不自覺的盲點。受限於我們如今的國族意識所編寫的國族史。我們常常會覺得古代各文化對彼此毫無所悉,但許多考古資料已經顯示東亞地區一直有各式各樣的商人往來走動,並居間傳遞各種資訊與交易各種物資,在漢代司馬遷的時空環境中,或許有人確實有機會聽聞過一些地中海歷史的片段,只是空間距離遙遠,很難查證而已。
再則,司馬遷儘管沒有明確表達過他對權力制度設計的興趣,但史記本身的結構和內容又確實反映出他對漢初君主權力缺乏節制等相關問題的不滿與擔憂。
比如說,最多研究者注意到的問題是史記中的「帝王本紀」的編寫。
史記中帝王本紀共有十二篇,裡面編寫的都是華夏傳承中的帝王傳說或實際掌握國家最高權力者的事蹟,並且以之為編年的架構,一路從黃帝寫到當朝的武帝。
對史記的研究者來說,最令人困惑也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就是如果將帝王本紀的編年對照其他部分的文章,就可以發現在其所收錄的資料中,越靠近漢朝的部分,矛盾明顯越多,而研究者多傾向認為這是司馬遷有意為之,至於用意,除了保全家族外,應該也是希望細心的讀史者去自行思考解讀他所刻意留下的破綻。
從這脈絡看來,司馬遷確實是一位很有心的歷史教育者⋯⋯ 他並不鼓勵歷史的讀者將各種歷史資訊硬生生地吞下去,而是在歷史教育中訓練學子應該有的推理精神。
由這個觀點看來,司馬遷或許也很期望他的讀者(或弟子)可以對照他在史記中所整理的「帝王本紀」和「循吏列傳」來思考在政府機構中君臣的權力關係應該如何設計。
說到這裡,我們不免要稍微討論一下一般讀者關於華夏文化中對於帝王權力的錯誤印象。
從一般通俗歷史的印象中,在孫文革命成功之前,華夏文化中只有君權制,而在這種政治體制中,君主就是獨裁者,君主的命令超越一切,旁人沒有置喙的空間,但實際上,君主的權力在歷朝歷代還是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限制,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樣貌,只不過在明清二代時,帝權都算是特別集中的,以致大家對於君臣關系有了特定的印象。
令人玩味的是,從東漢到南宋,似乎可以算是華夏文化對君臣權力關係的設計非常有興趣的時期,而這當是史記對後代華夏政治文化的重要影響之一吧。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崖山之後無華夏」,自從南宋亡後、君臣間的那種互相討論、彼此尊重的文化也隨之消失,以致於明清的士大夫缺少了透過制度的調整來改革國政的概念。
金陵獅王病懨懨地躺在曲直樹亭下,聽著拿特鴨的國政報告,不禁有點心煩:「我說愛卿呀!既然你知道臭屁牛放的屁越來越臭,你應該要想點方法來改善這種現象,怎麼還從大鷹帝國那裡進了一堆豬呢?豬屁的量雖然不比牛屁多,但排泄物可是很難清理的啊!」
「啟稟聖上⋯⋯」拿特鴨振振有詞:「所以,我讓他們玩生存遊戲啊!」
「問題是⋯⋯」金陵獅王表示:「我們家族並不是很喜歡吃豬肉啊!」
「聖上,忍耐點⋯⋯」聲音沙啞的拿特鴨努力柔化自己的聲音:「幸好這些豬並不聰明,沒有取得我們的公民資格,我們帝國的豬民沒有因此而增加。」
「說實在的,我也不懂那些豬為什麼玩遊戲時總是輸?」金陵獅王問:「 我們也得想法讓一些豬贏,如果勝利號上來的豬在生存遊戲中一直輸,河馬黨恐怕會找機會來我們這兒鬧事。」
「沒事的,聖上⋯⋯」拿特鴨很有把握:「大家都同意,豬的笨是經過國際認證的,我們可以明白告訴其他國家,請世界各國要尊重我們的主權,不要干涉我們這種透過生存遊戲取得公民權的制度。」
「我最近心臟常常亂跳,真的不想再吃豬肉了。」金陵獅王下了決定:「你幫忙想個辦法,至少讓那些豬留下兩三個活口,並且取得我們國家的公民權。」
「啟稟聖上,這我可沒有辦法⋯⋯」拿特鴨擺出很忠誠的樣子:「豬的笨是沒有藥醫的。」
「是嗎?」金陵獅王虛弱地喚來明道狗:「我賞你一根雞腿,你去幫我問問雅典娜有沒有辦法可以讓豬贏得『蓮霧與芭樂不可得兼』的生存遊戲?」
「沒問題。」明道狗說:「不過,等我回來後,請聖上再賜給我兩根雞腿作為加給,可以嗎?」
「可以,可以。」金陵獅王有點無奈,其實最近很多雞都生病了,雞肉成了珍貴物資、不過狗族到處撲殺病雞,又不願吃病雞捐獻的雞腿。
「感恩!」明道狗討到獎賞後,快步離開曲直樹亭下,一路奔向位在海邊的雅典娜神廟。
推薦參考書籍:
時空——《史記》的本紀、表與書 陳正宏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