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漢相爭爭什麼｜從「史記」觀察華夏文化中家的庇與陷

即使跳脫華夏文化史的框架，司馬遷的「史記」在上古世界史中仍是一顆耀眼的明珠，與西方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相較，毫不遜色。然而，因為被奉為「中國二十四史之首」， 今人對「史記」往往望而生畏，忽略了「史記」雖是司馬遷整理先秦古籍外，考察四方傳說後所寫下的傳家之作，但完成後其實一直沒有機會面世。史記其實是在其外孫楊惲被封為平通侯時，才有機會與世人見面。也就是說，司馬遷雖曾任太史令，但史記其實並不屬於「漢帝國」的「官方文件」，而只是司馬遷個人留下的「傳家之寶」。 從這點觀之，司馬遷在史記的序中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確實是全書主旨。只是，司馬遷所說的「家」究竟所指為何？

也許，讓我們從儒家所尊崇的「西周封建制度」開始看起。

按照西周的封建制度，周王室是得到天命的家族，所以周王是天之子，稱周天子。諸侯就是周王的兒子，大夫是諸侯的兒子，家臣就是大夫的兒子。這樣一來，大家都有頭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關係就是父子關係，周王室經營的「天下」就是「家族企業」，沒有親屬關係的就照「禮樂制度」，行「君臣」之禮。

所以，「司馬遷」寫「史記」只是為了寫給家人看的？

司馬遷在漢代應該屬於「士人階級」，早年也曾受學於儒家，但從史記的風格觀之，司馬遷的文思其實受「道家」影響頗大。按照漢書班固的（儒家）觀點，「道家者流，概出於史官」，所以出身史家的司馬遷，其實與「老子」的「道家」淵源頗深。這點也可從史記的行文得到佐證——司馬遷的文筆大致承繼了「老子」注重聲韻、對偶的精簡哲理詩魂、「莊子」善用比喻的說理風格，還有「楚辭」借傳說溯源發想的抒情元素。當然，文筆之外，司馬遷同時開創了以「本紀」、「表」、「書」、「世家」以及 「列傳」五種體例，構成一完整的史學體系，這也是他能成為「華夏史學之父」的重要因素。

從這點看，司馬遷所說的「一家之言」，所說的應是歷史作為一門學問的治學方法。

然則，就如同許多後世史家所指出，「史記」因為記事的時間跨度極大（估計超過三千餘年）所以雖然取材豐富，行文流暢，是文史研究者的重要寶庫，啟發了許多重要的文史研究，但在許多上古歷史的判讀上其實存有不少爭議。

因此，魯迅先生雖曾將史記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史記」在現代史學上最主要的價值應該還是在其對華夏秦漢帝國成形期的觀察與思考 ——究竟，在華夏大地上，人們為何會在秦國掃平六合之後，走向帝國體制？秦帝國又為何在短時間殞落？ 天下又為何定於漢？這些或許才是司馬遷寫作「史記」時的終極探問。

雖然是「漢代」人，但考慮老子李耳是楚國人以及司馬遷家學思想中的道家源流，我們或許可以從楚國切入，了解一下華夏大地是如何從春秋戰國之諸國林立走向漢代的帝國體制。

（下圖顯示的是楚莊王時的春秋列國形勢。）

首先，楚國與周王室的關係很微妙，楚國王室雖然熟知中原諸國狀況，但卻曾以「我蠻夷也」的理由拒絕周王室的號諡。關於這點，可能的解釋很多，其中一個可能就是當時周王室衰弱，中原諸國彼此征伐，楚國寧願自稱沒文化，也不願捲入戰事。但是，楚國後來逐漸強大後，卻出兵隨國，要求周王室給一個尊號，即便周王室不肯答應，還是自稱為王，算是與周王室平起平坐，到了楚莊王時更是故意「問鼎」，詢問周朝傳國之寶九鼎的重量，企圖挑戰周王室的意向不言而喻。

到了春秋末期，長江下游的吳越力量興起，楚國一度遭吳國入侵，但在西北鄰國秦的幫忙下，東山再起，而吳國在越國的諸多陰謀計策得逞滅亡後，越國也被楚國所吞噬。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因為失去了行政的活力，國力逐漸衰弱外，外交路線也出現分歧。

而屈原正是因為「疾王聽之不聰」，以致「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所以滿懷幽思而作離騷。這是司馬遷的判斷。

從表面上看，屈原和楚國貴族之間的矛盾是在外交路線——屈原主張聯齊抗秦，懷王和其近臣卻主張和秦國修好。但是，從屈原的作品看來，他對楚國最深層的憂心是人民的生活艱困，所以期盼楚國能革新政務，施行「美政」。

因此，對於君王，他期待「彼堯舜之耿介兮，既尊道而得路」，對於政治，他希望「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只是這「用人唯賢」的新觀念與牴觸了「用人唯親」的舊觀念，所以期望越高，失望也越深，最終說出了不惜求死之語。

屈原是不是真的投江尋死，答案在史家間或有爭議，但屈原作為華夏浪漫文學第一人的地位則絕對經得起考驗，屈原的作品用大量花草和神話傳說突出了楚國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行文的節奏韻律也巧妙展現了楚國有別于黃河流域諸國的風情，「愛國詩人」的名號當之無愧。

不過，若因此說屈原是楚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則是昧於楚人在漢帝國建立過程中所扮演過的重要角色，以及漢帝國對後世華夏文化的深遠影響。

另一方面，若能穿越歷史時空，遇見屈原，屈原大概也確實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只是，我們若真能穿越回到戰國末年的秦國，遇見嬴政，他應該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指的應該是包括「商」、「周」等遵守周禮的中原各國。

只是，「周王室」的影響力在「禮樂崩壞」後大不如前，所以戰國時期的華夏各國間較勁的主要是「權勢」而非「風度」，所以戰國中期以後，各國莫不銳意改革，諸侯間也不斷出現兼併的現象，卿大夫和地方官逐漸改由國王任命。這其中，改革績效最突出的當屬秦國，而秦國也成功地在短短十年間，就兼併了北方的燕趙、中原的韓魏、東方的齊、南方的楚六個國家，成立了華夏文化中的第一個中央集權式帝國，志得意滿的嬴政也因此自稱「秦始皇」，以為江山將代代相傳到千秋萬世。

只是史實狠狠地教訓了這位皇帝的規劃，秦帝國只維持了十五年即因陳勝、吳廣的揭竿起義而告終，在「秦失其鹿」後，形成項羽和劉邦爭霸的局面。

雖然，就史實而言，「楚漢相爭」的結局很明確，是劉邦贏得天下，但因為史記的影響，勝者劉邦市井之徒的形象非常突出，倒是西楚霸王（尤其在戲劇中）比較像是個被命運捉弄的悲劇英雄。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看一下京劇中「霸王別姬」中的片段。）

在司馬遷的筆下，項羽的失敗主因似乎是其根深蒂固的楚國封建式貴族性格所導致的一連串失策。

最明顯的例子是項羽在分封諸侯時，立楚懷王為「義帝」。所謂「義帝」，在重視家族親緣的社會中看來，就和「義父」、「義子」一樣，只是表面上的「稱呼」，並不踏實。項羽還是希望實權在自己手上，所以在分封了十八個諸侯王後，又將自己封為「西楚霸王」。

這樣一來，有天子、有霸主、有諸侯，感覺就回到了比較有君子風度的春秋時代，這應當是項羽的盤算。

只是，項羽本身喜好賣弄的個性其實和這套制度並不相合，所以一個月後天下就亂了。更重要的是，韓信，這個曾經只是一個在楚軍中站崗放哨的侍衛，居然成了漢營的大將軍，而且成功地協助劉邦反敗為勝。

楚漢之爭中，與其說是劉邦打敗了項羽，不如說是韓信打敗了項羽。只是，劉邦奪了天下之後，還是要面臨國家體制的問題。

劉邦選擇了妥協的半封建半郡縣，先識相的封了七個無法掌握的異姓王，然後封侯，只是這些侯對封區只有賦稅和徵用勞役的權力，並沒有人事行政權。這樣一來，封侯的部下們就沒法培養自己的班底了。

雖然相當高明，但天下並沒有因此安定，劉邦這個皇帝依舊因為內憂外患做得並不安穩，最後，劉邦選擇大開殺戒，逐一消滅異姓王（包括韓信）。從這點看，當了皇帝後的劉邦，除了開始患得患失、猜忌心重、最後更嚴重到只能相信同姓的家人。

在此要說明的是，項羽其實和屈原一樣都算是姓羋(這是楚國的國姓），項羽的項和屈原的屈都算是「大夫」的「氏族名」，劉邦因為是平民所以沒有氏族名，但是劉邦稱帝後，中國進入「家天下」的「體制」，漢朝天下成為「劉家天下」，「家」也成為華夏政治文化中最基本運作單位。

不過，就像漢代的皇家所告訴我們的一樣，華夏文化中的家雖然成為彼此提攜，互相照應的單位，也因此成為利益衝突，彼此相殘的根源。

出身史家的司馬遷，應該並不欣賞這樣的歷史發展和政治體制，但也因為這樣的時空環境，興起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研究動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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