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評述｜利瑪竇：中西交流的先驅 Matteo R：Pioneer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人物評述｜利瑪竇：中西對話與文化交流的先驅 Matteo Ricci：Pioneer for Sino-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這是為神學院《宣教歷史》寫的課程作業（Term Paper）。

在中華世紀壇裡一幅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浮雕壁畫中刻畫頌揚了為文明進步歷史發展做出重大貢獻者的100位歷史名人，其中隻有兩位外國人，一位是馬可·波羅，一位是利瑪竇。在浮雕壁畫中利瑪竇被描述為文化交流的使者。背景中的望遠鏡以及與他在一起是兩個明末名人以醫學草藥聞明李世珍和著名的儒學家王陽明，這預示著將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合在一起的意義。利瑪竇來時是羅馬天主教耶穌會的宣教士因此被李敖稱為“洋和尚”。來到中國，他與中國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土地有過長時間的親密接觸。雖然他的童年生長在基督教國家意大利，但他仍舊放棄自己熟悉的生活，於1582年來到中國，就再也沒有機會返回故土，1610年病逝於中國。利瑪竇，中文直譯為馬泰奧·裡奇Matteo Ricci，生於1552年10月6日。利瑪竇是他的漢字名，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1583年（明神宗萬歷十一年）來到中國居住，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宣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1610年5月11日，因病卒於北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許了一個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安葬。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認為利瑪竇是中西關系黃金時代的象征，代表中國和西方在平等的基礎上的和平互動。利瑪竇和耶穌會士為什麼和如何能夠在法理上成功地贏得皇帝和許多儒家學仕們的信任和尊重? 為什麼他能夠進行對話和交流,這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可行和典范?

利瑪竇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馬爾切地區靠近亞得裡亞海的小鎮馬切拉塔。十七歲時他前往羅馬學習法律。兩年后進入羅馬學院，就是后來的天主教格裡高利亞大學（Gregorian University）。他在那裡學習哲學和神學，還接受了音樂、數學、地理制圖、宇宙學和天文學方面的培訓。他的一位老師就是著名的耶穌會的神父克裡斯托弗·克拉維烏斯。他是科學家開普勒和伽利略的最好朋友。1577年，利瑪竇被教廷批准派往遠東執行福音宣教的請求。他先到達葡屬西印度首付果阿后，他在那裡和科欽城作為傳教士工作直到1582年春天。亞歷山德羅·瓦利尼亞諾(范利安)神父一直是利瑪竇在羅馬時的新手導師，現在負責所有耶穌會在遠東 宣教。是他選召利瑪竇到澳門預備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當時，西方傳教士想要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帶給中國，也想把他們自己的文化模式傳遞給東方。然而，在十六世紀一些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宣教士已經發現各處文化的豐富和多樣。宣教士們在東方如日本和中國也經歷了思想的真正轉變。他們被中國東方文學、政治和哲學的成就和文化心被感動，決定把學習和參入這種文化作為宣教計劃的基礎和切點。范利安是策劃這一新方法的人。基於他走南闖北看到多極世界，發現歐洲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也第一次寫了對中國、日本和印度的一個題為《印度及東方國家的耶穌會宣教進展》論文論述了耶穌會士面對亞洲宗教、社會、政治制度和百姓日常生活的切入和應對的見解。利瑪竇和許多早期的中國耶穌會士都是被范裡安精心挑選實踐他的新模式的先驅，也是教會在亞洲執行傳福音的使命人。意大利人安德魯·羅斯說那個年代是"天主教人文主義的文化黃金時代"。這些獨特的一群宣教士根據新的宣教模式，不再以歐洲基督教文明文化為專屬模式，而是脫下西方的洋裝，吃喝穿著說話行走進入當地人民的樣式風格。所以，要求所有派往中國的耶穌會士在讓他們進入中國之前，先要熟知語言和文化。1582年8月當利瑪竇抵達澳門后，就被指派一位中文教師,用"四書"“五經”經典儒家文本來教他中文。一年后利瑪竇和他的耶穌會成員米歇爾·魯吉裡(盧明健)已經可以獨立在該市居住。從此他就這樣開始了在中國的驚人故事，直到他於1610年在北京安息主懷。

雖然范裡安教年輕耶穌會士要在歐洲文化框框之外來思考宣教並按他設想的新宣教模式行事，然而利瑪竇顯然成為了一個應用到中國背景中實踐這種模式的第一人。在與中國人的語言，文化，生活的緊密接觸中，他成功地為西方世界走出了一條和諧互動，平等尊重的全新的與東方人建立關系的方法。他在追尋這一目標開始時利瑪竇不僅作為耶穌會士接受了屬靈和職業訓練而且擁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體和心智素質訓練。他身材魁梧，碧藍的眼睛和聲洪如鐘，外表令人深刻印象。他被賜予熟練使用多種外國語言和整全圖像記憶能力。他熱衷於掌握和捕捉中國文化的本質要素，熟識如何參入中國復雜文化的途徑。

今天社會，因著網絡世界各處已經變成地球村。人們頻繁的交往也帶來很多人類社會挑戰和困境。許多人開始認識到最有效的溝通辦法是承認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並持續在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促進各國和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其實大約四百年前，利瑪竇就已經採納和實踐這樣的計劃。他在中國期間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文化多樣性的深切尊重，並以增進相互了解平等對話。然而，他因著神的生命學習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位意大利宣教士的態度和行為聽起來更像是孔子本人遙遠的回聲。早在利瑪竇踏上中國之前，利瑪竇就切記和諧是最寶貴的東西。強調一個人總能向別人學習，也肯定和諧可以與多樣性的共存。在很大程度上，利瑪竇謙卑順服，學習主耶穌基督的樣式，生活方式是他對中國是什麼和中國人是什麼的反應結果。換句話說，利瑪竇因在中國，他與一些儒家學者的接觸得到很多直接和間接鼓勵他，這一切就不斷讓他重新思考和重塑自己的身份。

因此,利瑪竇的中國之行是一次心靈、語言和文化、符號和感性之旅。他完全浸入這種豐富的文化中熟悉悠久歷史、經典和博深的哲學。這種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他獲得的一切加深了他的迷戀度。這種成就也為將他的信仰介紹給中國奠定一切背景基礎。1594年，他把《四書》中的大部分內容翻譯成拉丁文，並開發了第一個羅馬化中文系統。他以此檢驗他作為歐洲耶穌會新到中國使用教材的有效性。翻譯儒家經典的基礎允許兩種不同文化間開始相互交流，利瑪竇從此被視為西方漢學的奠基人。利瑪竇在中國還擱置了傳統的歐洲地圖制作，也就是把歐洲作為地圖的中心。在1602年他准備的一幅地圖中已將中國置於世界中心。這項工作也看出他在這件事上顯示他的深思熟慮和對自稱為中央王國的欽佩。在地圖上角上他寫道："我對偉大的中華帝國充滿了欽佩之情。在那裡我受到的友好款待遠遠超過我應得的。（ “I am filled with admiration for the great Chinese Empire, where I am treated with friendly hospitality far above what I deserve.”）

利瑪竇的中國之旅日志被帶往歐洲后，由尼古拉斯·特裡高(金尼閣)用拉丁文出版。這証實了馬可波羅的"國泰王國"確實是指中國，其中報道了許多其他細節：如筷子的使用。然而，最重要的是利瑪竇日志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一個真實而精心撰寫的合理描述。將世界另一端這一偉大文明的成就呈現出來。該日志還談到利瑪竇為贏得中國人民的善意和模范生活所作的努力。作為一個宣教士，他似乎很清楚，通過中國歷史過往的智者，上帝一直支撐著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利瑪竇向他的朋友徐光啟透露，在來中國的路上，他經過許多國家,發現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中國。儒家思想和中國民樂是世界上最輝煌的。但當徐光張問中國為什麼仍然受自然災害的擺布時，利瑪竇指出與西方相比，中國在一些領域的科學知識仍然不足和落后。因此，徐光啟曾幫助利瑪竇出版幾本教會屬靈書籍，他也建議出版一些有關歐洲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書籍。徐光啟屬於一群明末官宦和知識階層的學者。他們擔心國家的狀況並尋求一些具體的方法以挽救中國免於衰敗。他們一起的探索是對王陽明學派主張的道德行動原則應該完全在頭腦和心靈中發現。徐光啟和他的官宦同僚轉而尋找"硬知識"或"實學" 。此外，徐光啟等官宦知識學者與利瑪竇及耶穌會士之間的獨特互動，也讓他們認識到基督信仰，看到生命影響生命的具體體現。

利瑪竇對徐光啟的回應是應該在開展任何其他科學工作之前先翻譯歐幾裡德的《幾何原本》。利瑪竇堅持認為理解歐幾裡德的幾何學實際上是理解西方邏輯的關鍵。當時的中國，對西方邏輯幾乎是空白。因此，當利瑪竇解釋《幾何原本》的各個要點時，徐光啟經常發現很難理解宣教士表達的意思，也很難把它翻譯成中文。從中國的以圖像意性思維方式轉向西式演繹哲學思辨邏輯需要對推理過程進行徹底的改變。兩人必須超越單純的單詞、句子和方程式樣的翻譯，而是要使兩個不同的文化邏輯系統兼容。

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本》十三本書中的六本后就安息歸主了。然而利瑪竇的口頭解釋和徐光啟對歐幾裡德原本的書面記述足以為后代架起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以跨越語言和翻譯上的障礙。自此，徐光啟在點、曲線、平行線、銳角、鈍角等方面發明的新的漢語數學術語和詞匯雖然這些概念對中國人來說的確是全新的，但很快就成為中文的標准數學用詞。

利瑪竇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不是宣揚基督信仰的，而是一本小冊子談論他對希臘和拉丁作家關於友誼的合集。書名為《交友論》（1595年)的書是宣教士為中國人介紹信仰而預備的內容。該書指出人人平等與友誼的關聯關系是生命交通交流的根源。利瑪竇寫這本書是因為中國人教給他的。從他到達的那天起，他就發現真正有影響力的朋友在社群和各個方面的重要性。人與人的關系一直是任何想要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核心。友誼帶動起來的中國社會生活關系網絡形成，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建設將大大開啟人心靈內部思考。利瑪竇和他的同伴們試圖在各個城市建立住所時遇到的許多困難往往是由於缺乏與人溝通聯絡的關系。同時，利瑪竇寫《交友論》的決定也可能受到他與明末官宦學者們討論信仰的影響。對於這些學者來說，"友誼"一詞一直以來成為促進中國社會和睦和諧的一個代名詞。而一個人可以通過個人的選擇和行動來為友誼的美好帶入個人平等這樣的操行規則。這本書廣為流傳並擴大了利瑪竇在中國的名氣，很多人慕名前來拜訪他。利瑪竇從一開始踏進中國國門就試圖在普通民眾中傳福音，建立信徒，然而這本書大獲成功使他宣教的目標改變，決定轉向自上而下的方法。即向高層有權有勢，善於思考的士大夫階層開始，而不是向草根大眾宣講福音。他通過與高層學者和官員士大夫的靜默探討，取得更大的果效。他做的這個決定后來被証明是正確的。由於他淵博的知識和個人品格的正直高尚，所以與這些學者官宦們的談話最終都落在詢問他的信仰上。利瑪竇指出在儒家經典中有一部分與他的信仰信條一致，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將全部好消息分享給人們。因此，利瑪竇以生命見証影響了幾位高級上層官吏士大夫認識上帝，一起來擁抱耶穌基督。他曾經對慕名來拜訪者說：上帝的律例法典秩序與推理原因的自然光相一致，很多內容也與在私塾中教的中國聖人們寫的四書五經有相同的道德律，但上帝高於這一切。

北京國子監和孔廟是中國元明清最高等學府。每三年科舉考試就在這裡，有碑林，其實就是一部石刻的功名簿。元、明、清三代的讀書人，凡中了舉人的就在此立一塊石碑，“一舉成名天下聞”。這些名字中包括三位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徐光啟、楊廷筠和李之藻。他們跟隨利瑪竇和耶穌會士們改信天主教。被中國天主教徒稱為早期"三大支柱"。他們都在明末政府中擔任高階職位。一方面，利瑪竇和他的耶穌會士們向這三位學者和其他許多跟隨者保証他們平等對待他們，帶給他們的福音信息是以尊重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民族尊嚴為前提。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像徐光啟這樣的博學思想的朋友們提問和探討以及他們向利瑪竇展示中國思想和文化瑰寶的激情，我想也就沒有今天看到的利瑪竇。這些真正儒學士大夫與一個和藹的基督耶穌宣教士之間的互動是以科學、文化和靈裡各層次接觸上引人入勝的篇章。這種一耶穌基督的愛建立在相互平等伙伴關系基礎上友誼是深厚持久的，也是個人之間建立生命意義關系的典范，也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和平和富有成效的互動典范。

利瑪竇最持久的遺產可能是他從事跨文化宣教的有效策略。他非常堅決地追求和提倡與不同文化的學者對話。從而他有機會回應中國知識分子對神對信仰的好奇。利瑪竇是天主教學者首次嘗試用中國思維方式向中國知識分子傳福音將耶穌基督介紹給他們。因為利瑪竇重視中國人對哲學的思考和解釋，以及如何証明上帝，上帝創造天地的性質和作為，人類靈魂與動物靈魂之間的差異以及人性的善良等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借助中國的文化遺產來將基督耶穌的福音傳給國人。他表現出他對人類在真理和相互尊重中相互溝通的能力和信心，從神賜予的恩典中，友誼和信任成為一切對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利瑪竇對待非基督徒的方法在許多方面與早期基督教會相似。他去中國傳福音，但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文化對抗的陷阱和壁壘。相反，他遵循文化包容政策，努力調和兩個不同文化思想和信仰體系。時至今日，他設立的榜樣仍然是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富有成效的典范。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吏對西方來的科學技術和知識眼花繚亂，然而他對中國語言和文化傳統的熟識，開啟了新的時代。當時大多數基督教歐洲都未能認可利瑪竇的文化通融方法。影響了后來的很多代人。雖然他帶領信主的人數不是很多，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著墨和影響是很大的。也成為今天宣教和文化交流的典范。

利瑪竇的一貫舉止是不對抗，強調和諧的關系。他知道如何對慕名的來訪者表現出耐心、寬容和善良。他以耶穌基督的心出發，帶出的良好舉止、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和文化，加上他杰出的學術成就，使他適應了中國的環境，獲得了許多中國文人知識階層以及官吏們的信任和友誼。因此, 其中一些也被他生命的不同帶來的福音信息和耶穌基督的救恩所吸引，而成為神的兒女。

2019-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