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生活久了，自然而然接受從小到大所遵守的社會規範，好比說上車刷卡、搭捷運儲值、博愛座讓給有需要的人等。在這些不論是規定或是約定俗成之下，大家循規蹈矩，久而久之也成了「義務制的習慣」。
後來到法國交換，地鐵逃票稀鬆平常，甚至對於當地人的逃票方式感到有趣，除了會在刷卡時緊貼前面乘客一同進站、從殘障通道溜進站，又或者直接攀爬過閘門。儘管絕大多數有站務人員，但大家的習慣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心中的道德枷鎖有些鬆動，不是說跟著一起不付錢進站，而是越來越覺得搭車逃票好像也沒什麼不可以？在台灣想都沒有想過的可能性，在這裡卻輕而易舉地調整了價值觀。也終於，在某一次旅遊成功逃票時，心裡沒有一絲一毫的負罪感，反而覺得特別幸運。
後來我和家人分享這個「幸運的故事」，理所當然地遇到了價值觀分歧，道理我都明白，「難道看到別人這樣做你就有理由做一樣的事情嗎？」「搭車沒有付錢在沾沾自喜什麼？」這大概也是一年前的自己會對現在的我說的話。理智上明白自己的行為不應該，情感上卻覺得很困惑，覺得只要不被抓到，大家都這麼做了我也可以？
雖然偶爾會有以上的想法，當然我也明白一兩個人看似影響不大，但當所有人都這麼做時，排他性的公共財難以繼續營運，因此日常也都是有乖乖刷卡的好寶寶（請大家放心哈哈哈）
只是透過這次的觀念碰撞，發覺道德觀永遠不守恆，在特定的環境之下，道德觀變得彈性，我也沒有自己想的那麼乖巧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