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國民政府說兼愛非攻的道理】
文人黃純青曾經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他深知把地位、身分掛到身上究竟代表什麼樣的責任和代價。
*本文雖立基於真實史料，但摻雜有個人主觀想像與臆測，不同於嚴謹的研究論述，請小心服用。臂章理所當然要別在手臂上作為身分識別之用，但黃純青拿到這塊布做的臂章的時候，他不禁想起剛才在路上發生的事，有些後怕，於是愣了一下才戴上。但他沒有猶豫太久，畢竟自己是省參議員。在這場會議中，有經常在省議會裡一起聯合提案的好夥伴王添灯，而官方派來的與會人士也是他過去在議會裡常質詢的行政首長們。在這些人面前，他總不能表現得畏首畏尾。
這塊臂章上寫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上頭蓋著「臺灣省臺北市參議會關防」，他的編號是第拾號。這幾天中山堂出入的人員有些混亂，有塊臂章在手，有利於辨別身分、方便進出，但也等於被做了某種記號。大大小小的勳章黃純青拿過無數，他深知把一種地位、身分掛到身上究竟代表什麼樣的責任和代價。
過去日本政府發給他勳章的時候，他幾乎沒什麼猶豫。活到七十幾歲了，回頭去看他也不後悔，反而更堅信自己的做法是對的：要那樣打打殺殺去跟政府對抗，是一無所有的人才做的事。以他的能力可以做些超越對立的事情，兼愛非攻，維持地方民眾安定生活、產業穩定運作，利己也利他。能對自己這麼有自信倒也不是沒有原因，他的這輩子不算好運，但還真沒遇上讓他無法解決的事情。
黃純青童年時，臺灣還是由清國統治的時代，他的故鄉──樹林，那時候還叫做「海山堡彭福庄」。他受的是私塾教育，書房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他學得很快，但這種知識對他來說其實沒什麼吸引力，他真正有興趣的書是《墨子》。由於老師上課教的都是孟子距楊墨的那一套，這書他只能趁半夜偷偷地讀。[1]他不喜歡禮儀跟階級，但他常常夢想有一天會有一個主張人人平等、兼愛非攻的人站上高位，獎賞那些和自己相同主張的人，懲罰那些造成爭端的人。
不過他還是很用功，十二歲的時候就已經能寫出色的八股文。縱使對這種制度百般不滿，但如果人生照這個節奏走下去，總有天也會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吧。但沒想到二十歲的時候，清國因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把他原本的規劃都給打亂了。鄉里間有些人自發去跟日本人打仗，他也一起加入，跟著偷襲過日軍幾回。但是義勇團人數少武器又不精良，打完就跑成不了什麼氣候。而打先鋒的那批人更是在六月初的一個早晨，突然被日軍包圍、迅速剿滅；同鄉人去幫他們收屍下葬的時候，黃純青也跟著大家去看，十三個人一字排開，直挺挺地躺著，說是浴血奮戰，但其實看得出來沒經什麼打鬥就中彈身亡。他骨子裡還是很尊敬這些人，但他馬上就知道，要在這個政權的統治下活命，不能這樣搞。[2]
他背著年邁又生病的父親避走了一陣，待風頭過去，就返鄉做起生意。他娶了樹林望族的女兒為妻，日本政府邀請他擔任樹林區長，他馬上就答應。幾年後他和岳父找了一群有錢人出資成立「樹林製酒公司」，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甚至打響了樹林地區「老紅酒」的名號（即現今知名的「紅露酒」）。他很慶幸自己沒有被儒家那套忠孝仁義的思想綁架，能看出藏在冠冕堂皇的語言背後真實的社會規則──有經濟實力、懂得適時妥協，才能保有自己的堅持。比方說，他本人堅持不講日本話，但是日本人要推動「國語」，他還是幫忙蓋國語傳習所；政府想要開道路，也對地方發展有益，他就有本事籌到錢來開。必要的時候，他也能在一定程度內跟政府唱一點反調。1931年時，日本因本土連年豐收限制臺灣米銷往日本，嚴重影響臺灣經濟，他便和林獻堂等人一起組織「反對限制臺米移入內地期成同盟」，以臺北州代表的身分去東京和日本首相齋藤實交涉，最後使日人收回成命，改為按月移入。正是這樣的進退得宜，他的人生一帆風順，當過鶯歌庄長、臺北協議員、樹林信用組合長，甚至連總督府評議員都當過了。
本來他以為這輩子的巔峰已過，能看的大風大浪也看得差不多了。於是在1941年他六十六歲那年決定辭去所有公職，開始回到位在圓山的宅邸「晴園」過退休生活，在躲空襲之餘，則寫詩追憶自己二十歲以前的似水年華。他雖然用古體詩寫作，但不喜歡那些結構嚴謹讀起來文謅謅的詩；他喜歡用很口語的句式，再搭配很多註釋去勾勒年幼時的鄉土風情──他也曾經有藝文夢，1934年第一回臺灣全島文藝大會他還曾是大會議長，只可惜會議中的「與漢詩人聯絡案」遭到新文人陣營的否決，不然他可能還想用藝文活動做更多事。
只是他萬沒想到自己七十歲的時候，臺灣又換政權了──日本政府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日治時期一起做過點事情的朋友，紛紛投入地方民意機關的選舉。黃純青也忍不住復出，投入省參議員的選舉，並且於1946年當選。縱使年過七十，他在議會裡的表現仍然十分積極，在他擔任第一屆省參議員的期間（1946-1949），一共留下了168項提案跟98次的質詢紀錄，[3]議題含括地方自治、教育、財稅、經濟等議題。雖然他也漸漸感覺到這個新來祖國政權不如原本想像的美好，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無所有人的，他有能力超越民眾與官方的對立，讓大家兼愛非攻。
可惜人生並不如此順利，他也終於遇上了難解的問題。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在他的記憶中，他是在3月2日他接到了市參議會打來的電話，要他去中山堂參加會議，共商二二八事件後續的處理方式，會議的結果就是他跟著黃朝琴、王添灯、杜聰明等8個人一起去見陳儀。陳儀看起來也態度良好，答應要解除戒嚴、釋放被捕的民眾，而且大家還在陳儀的面前決議好要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也交由處理委員會負責。
無題名手稿：「今回發生緝菸不幸事件...」（藏品／黃得時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3月4日早上他又接到電話請他前往中山堂參加處理委員會的會議。
10點鐘，他從圓山的晴園出門乘人力車前往中山堂，走到北門附近的時候聽到機關槍槍聲大作，沿街民眾紛紛趴下，他在車上心想這下死定了，心臟差點從嘴巴裡吐出來。
二十分鐘後，黃純青出現在中山堂的處理委員會。進入會場時，有人發給他一個處理委員會的臂章，辨別身分用的。他知道這回的事件遠比以前遇過的任何衝突都難解，他掛上臂章，準備去跟那些官員們說說兼愛非攻的道理。
★ 作家小傳
黃純青（1875-1956），傳統漢詩人，而且是少數經歷過清領、日治與戰後的文人。日治時期參與儒墨論戰、提倡臺灣話文之事，已為文學史家所樂道。但他同時是當年重要的實業家與政治人物，戰後更以71歲高齡當選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是他戰後政治生涯的分水嶺，事件後雖曾被警務處列名造冊為「主犯」，但仍躲過一劫，後轉向文獻工作，且繼林獻堂之後擔任臺灣省文獻會主委。
★ 自我介紹
陳令洋 清大臺文所碩士，興趣是詩與書法。
[1] 黃純青的《晴圓詩草》中有〈戒讀墨子〉一詩：「獨尊儒學課兒童。斥墨排楊道不同。夜靜焚膏偷讀墨。先生戒勿異端攻。」
[2] 本段依黃純青〈民族英雄樹林十三公抗日成仁紀念碑文〉（1955）一文，摻雜個人主觀臆測改寫而成。
[3] 見陳肇萱〈從「街庄」到「鄉鎮」：黃純青與戰後初期臺灣的地方自治（1945-4956）〉，《「臺北州建州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集》（2020），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