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228,記一段歸仁時代的臉
每到春泥花開的二月季節,總會讓人興起了連假歡愉,也想起了每年「二二八」為何放假的意義,除了警惕台灣曾經走過那一段撕裂的社會,也藉著了解先人曾流過的血淚,緬懷事件背後的真正意涵,你我的自由,其實,得來不易。
在二二八事件屆滿76週年之際,今年中樞紀念儀式移師台南安平舉行,由政府主持宣慰,也細數了歷年回顧中央致力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工程,例如:從2016《黨產條例》、2017《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2017《促轉條例》、2019《政治檔案條例》、2022《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等,從法制面推展國家對於戒嚴時代所造成的族群撕裂與侵害人權的不法情事,有了更深一層的平撫。
自台灣解嚴之後,「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議題,開始由民間團體不斷地衝撞體制,希望平反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民施加的「白色恐怖」,而大時代的悲劇,卻是人民無能為力去抵抗國家機器的碾壓。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社會最深的傷痕,在長達40年人民噤口的寒蟬效應,台灣社會第一場挑戰228禁忌的公義和平運動,由「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鄭南榕等人發起,要求查明事件真相,平反冤屈同時促進族群和解,而台灣第一場遊行,在台南街頭出發,當日以人權律師 湯德章(1907~1947)殉難之處(民生綠園)做為終點,自此之後,台灣各地不斷出現要求平反的激烈呼聲。
「湯德章事件」,在多年平反,如今已成了台南人對二二八的深刻印記,而與湯德章等人共同努力維護失序的府城,卻受迫害的另一名青年律師 張旭昇,日後亦被台南憲兵隊逮捕,指控他「首謀煽動學生及暴徒危害治安」,旋被以內亂罪起訴,身陷牢獄多時(註1)。
歸仁,在戒嚴時代底,深埋角落的記憶,我們也曾略知一二事項,例如關於二二八1947「張旭昇事件」與白色恐怖時代1952年「匪諜李義成待叛亂事件」。歲月恍如隔日,時代走向了1990年代,也是李登輝政府面對時代錯誤而由民間為受難者平反活動的最高潮,尤其以1993國家級的「二二八事件紀念碑」之爭取設立,讓長年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被列入黑名單流浪21年無法返回台灣的歸仁藝術家 陳錦芳,是時擔任作品評審委員之一,因捍衛本土立場,獨排眾議,更是面臨了政治與藝術壓力的長河拉拔。
記得台南客運 前遊覽部主任 張生受先生在生前(註2),我曾經為他做了幾段家族口述歷史,以描繪他生平往事,以及內心曾走過一段不願告人的糾結。早年在台南客運服務時期,他本身無黨派色彩,卻因身兼公司要職,被迫黨國政治選邊(否則舉報思想不正),不得已,他只好在家裡客廳入口處高懸著「總統蔣公遺像」玉照,好讓前來作客的朋友知道,他永懷領袖。
幾次的訪談,他以台語「囡仔人有耳無喙」來阻卻我再發問(以斥責小孩子不要亂問大人的事,就算聽見了也不可以亂傳的口吻勸誡我)。對於同是歸仁「保西」家鄉的「張旭昇事件」,他自是不敢也不願再多聊。隨著威權時代已去甚久,他的心防跟著年紀一樣,也正鬆懈卻面臨凋零而去。
有一天去幫他清掃家裡,他告訴了幾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故事,「當年要不是為了工作,以我合群又樂善好施的個性,還要被人糟蹋折磨,做人真的很難」,於是,他叮嚀我,千萬不要再翻蔣公照片了,因此,只好先暫時封存在置物櫃底下,永遠不再打開「它」。(最後,我收留了蔣公)
有一次,再去拜訪他時,他已不再需要靠「永懷領袖」以表忠誠了,當然,他已離開了~ 若非是當事者的口述歷程,很難想像,當年的噤口,是選擇忘記與逃避,才有生存下去的動能。
在紀念日,台灣總會走在線性式的鋼索,拔河那般是非遭遇,然而,「體驗」比「體會」的少,體驗的悲壯是烈士,體會的感應成了鬥士,死生之間留有餘命,見證的泣訴與見解的延遲,時間會是集體焦慮的解藥,在悲淒的情感昇華後,台灣族群最終能和解,邁向和諧。
2023.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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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張旭昇(1905~1978),台南州新豐郡歸仁庄保西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台南市區頻傳中國人被毆打,市區警局空無一人,台南市參議會議長黃百祿商請張旭昇等人於臨時治安組別任務分派上,能盡力動用學生去協同維持市區治安,旋即至台南工學院、台南一中、台南師範、第一女中、台南高商職業學校、女子商業學校、南英商職等校宣傳,以動員學生組織隊伍維持社會秩序。事後,面臨刑求,關押9個多月,因白崇禧將軍來台調查228整體大事件,加上其他因素,最終被釋放⟪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辭典⟫。
註2:張生受(1935~2022),台南州新豐郡歸仁庄保西人,曾擔任台南客運遊覽部前主任,負責調度台南各級中小學校遊覽暨校車交通業務。(筆者叔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