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猶太本性
從17、18世紀服務封建領主的宮廷猶太人，到法國大革命後獲得君主解放的猶太富有階級與銀行家，有別於一般中產階級不樂見經濟活動受到政府干預，猶太人並非常規資本主義下的一份子。他們為國家提供資金與信貸，將國家打造為最大的企業；不論貴族或君主，對猶太人而言都是無關政治考量的私人企業。
要成為民族國家的公民，意味著必須放棄作為「特定族群」的「特權」，實則猶太人並不追求這種平等。他們透過提供金融服務維繫其重要性，也藉金融掮客的地位受到國家特別保護，是以無意捨棄此一殊榮；相對的，民族國家也想讓猶太人繼續作為特定群體。在這樣的默契之下，猶太人始終未被融入民族國家的階級系統，他們並非貴族、中產階級、農民或地主，而是沒有政治權力的特權階級；他們沒有領土或自己的政府，而是作為一種「歐際元素」存在。
除此之外，富有猶太人與政府企業關係密切，且深知其地位是他們提供金融服務的代價、是業經量身打造而非人人都能享有的權利，進而也不願意讓所有猶太人都得到自由這份贈禮。18世紀末，這些富有而享有「同化」特權的中西歐猶太人，便不斷阻止或抗議政府將「出於特權目的所賦予之平等」的權利賦予較為貧窮的東部猶太人。直到普魯士於1806年戰敗，拿破崙法規被引入廣大德語地區，促使猶太解放問題被放入公共討論議程之際，這種漠然才轉變為徹頭徹尾的恐懼，因為這會將有教養的猶太人連同「落後的」猶太人民一起解放，平等會將珍貴的區隔一掃而空──他們清楚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正是建立在這一區隔之上。猶太人微妙的處境與權勢，招致了一般民眾的反猶情緒。資本主義會消滅小資產所有者（small property holders），他們若無法躋身布爾喬亞階級，就極有可能淪為無產階級，而銀行就像工廠主一樣，都是奴役與不勞而獲的地位象徵。這些銀行家中有許多是猶太人，又銀行家的形象毋寧就披著明確的猶太外衣「一個專門將自己的錢直接用來生出更多錢的人，會比一個通過漫長而複雜的生產過程來獲利的人更遭人憎恨」，人們對於「有錢無權」者的憎惡，甚至高於資本主義中的壓迫與剝削者，蓋後者某程度仍代表著社會運作的秩序與驅動力。而藉由壟斷國債的發行權，中下階級對猶太人的仇恨昇華為一種高度破壞性的政治元素。
在漢娜鄂蘭眼中，猶太民族是獨善其身而毫無自覺、是分裂而沒有集體意識的。自古以來受到教士、貴族、統治者眷顧的特殊際遇，讓他們忽略了本質上「無根」的政治風險，同時對中下階層的官員與人民懷有偏見；對政治與公民權利的漠然態度，盛行於猶太沙龍之中。他們不但對於把握巨大權力的機會視若無睹，對國家天真無知的信賴、強烈而封閉的家族紐帶意識，無意間都符合了緩慢滲透社會各階層、關於猶太人是「密謀掌控、摧毀國家結構的邪惡力量」的耳語。
雖然近來聚焦於屠殺與戰爭的敘事，某程度都會強調是「一次死亡，發生了數百/千萬次的結果」，惟其無非是試圖喚起受眾對悲劇規模的共感，仍不脫將民族置於巨觀脈絡的觀察視角。像漢娜鄂蘭這樣以個體心理角度，進一步析分猶太人的自我意識與分化，並批判猶太本性所致的「政治能力與判斷力匱乏」，仍是極為衝擊的觀點。
必須說明的是，漢娜鄂蘭並不認為反猶與極權是線性推演的歷程，甚至其後也提到「就算沒有反猶主義，納粹主義也會對歐洲猶太民族的生存造成毀滅性打擊」；相反的，她將「反猶」視為一種「結晶成極權主義的元素」。就極權主義而言，反猶情緒與猶太民族性究竟是催化劑、推進器、或其實不足以作為「不可或缺」的影響因子？如果極權係人類歷史的必然，那前述的探討與批判意義又為何？孰為因果，成為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論證，也因此「在極端複雜的歷史情境當中，歷史學家都可以隨意地（實則茫然地）孤立出某個因素來作為『時代精神』」。
可以確定的是，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極化、猶太人佔據殘餘卻未曾消除的舊有封建地位，以及民族國家對待猶太人的曖昧態度──敵視知識階層、友善對待商人階級，縱非極權主義的原因，也對其後燎原之勢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也能解釋為何在事件發生許久之後，大家才紛紛如夢初醒。而誠如下一部份所將敘述的，這樣的「醒」，無非也只是下一輪權力角逐的政治宣傳罷了。
II. 解構主義
只有在與某個主流政治議題相結合，或是猶太群體利益與社會主要階級的利益公開衝突的時候，反猶情感才會獲得實質的政治意義。
猶太人的財富、權勢，與由此而生的孤傲，一直持續到了19世紀中葉，新興國家財政日益成熟，政府得以直接對人民發行公債，猶太人即失去了對國家放貸的特殊金融地位。19世紀末，帝國主義摧毀了民族國家的邊界，猶太人「歐際」的關鍵地位就此喪失；縱使個別猶太人仍以金融顧問或歐際中間人身分保持影響力，也已與猶太社群脫鉤。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數十年，猶太社群崩解為富有卻散落的個體，也成為普遍被仇恨的對象。他們長期依附於各個國家的政治體之中，自認得以永久享受特權，到頭來卻成為最典型的無權利者。
由於猶太人向來與權力畫上等號，反猶主義者藉由攻擊被人們視為各國政府背後秘密勢力的猶太人，便能公然攻擊國家本身。反猶政黨的主張與帝國主義早期階段呼應，意在摧毀民族國家的政治模式；他們宣稱自己凌駕所有政黨，想要國家政權以「一黨」的形式存在，其選民就能在實質上支配整個國家。
與之相對，左翼政黨挑戰的僅是布爾喬亞的權力，並不曾觸碰國族利益的核心──或者是說，他們也始終無能將國際主義的信念落實在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左派某程度預設了國族自由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自決，是以原則上不反對民族國家，僅是反對其中的國族主權面向，「如果不要太過從表面價值來看待意識形態，而是更仔細觀察各政黨的實際規劃，則會發現更關注國內議題的社會主義者，遠比反猶主義更適合民族國家」。
普法戰爭以降，越來越多人認為歐洲的國族組織已不能回應新的經濟挑戰。有別於社會主義漠視外交政策，反猶主義承諾在超國族的基礎上解決國內問題。由薛納爾領導、持有明顯左翼觀點的德意志自由黨，即是一直到藉由公開的反猶主義組織起學生團體，才獲取了廣大的迴響與支持。新興反猶政黨對應了猶太人的「歐際」元素，組織起歐洲各國反猶團體，並立於當時盛行的民族主義，計畫建立一個「凌駕所有國族」的超國族組織。
國族、民族、社會主義、反猶主義。這些理應涇渭分明的概念，被漢娜鄂蘭大手一攪，突然變得模稜難辨。我們向來認為反猶主義源自極端仇外的民族主義，實際上納粹所秉持的是一貫「超國族」的政治道路，而民族主義不過是用以迎合大眾的宣傳；又反猶主義在摧毀國族政治體時，所展現者也正是一種對征服有著毫無節制貪欲的極端/部落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一旦事實被濫用來證成各種主觀意見，歷史的可理解性也將跟著岌岌可危」，這些政治理念與價值從來都是被利用，而非用以實踐的，惟有不囿於純然理論的道德價值，我們才能解構、釐清是哪些人、利用什麼樣的理念與宣傳，作為達成其目的手段。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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