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又起──為什麼我說「又」呢？
本篇部分內容擷取、整理自：【我的應許地】、【被詛咒的勝利】二書
I. 馬薩達
馬薩達位於今日的以色列境內，鄰近死海，是沙漠中一座陡起的山坡。西元66年第一次猶太戰爭爆發，猶太人起義反抗羅馬帝國。羅馬人出兵弭平叛亂後，殘餘的猶太狂熱份子陸續逃難至馬薩達這座天然堡壘，固守這起義的最後據點。惟在被圍困了數月之後，羅馬人終究兵臨城下。'
數十萬羅馬大軍即將於破曉時攻下馬薩達。在最後一夜，馬薩達的男人們擁抱之後殺死了他們的摯愛，再殺死彼此。最後一人在確認過每具屍體後，點燃了宮殿各個角落，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不願受羅馬人奴役、蹂躪的960名猶太男女幼童，選擇以自由之身踏進墳墓。
1942年1月，第三帝國在柏林制定了「最終解決方案」。數週後，歐洲各國的猶太人乘著火車抵達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紅磚房竄出一縷縷前所未見的濃煙。德意志國防軍已抵達埃及，種族屠殺的浩劫與五十萬巴勒斯坦猶太人僅距咫尺。猶太人開始變賣家產、尋覓藏身處、取得外國護照，甚至購買毒藥。
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古特曼察覺到歐洲猶太人再次面臨了空前的集體迫害。他率領一眾猶太青年徒步健行至馬薩達，攀岩登上山頂。「馬薩達將不再陷落」，古特曼利用這段具有濃厚神話色彩的希伯來歷史，喚醒年輕猶太男女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悲壯信念。馬薩達重回猶太復國主義的敘事核心。領導階層釋放不惜以身殉難的訊息；年輕族群爭相攀登，肩負將災難化為使命的火炬。他們循著先人的足跡，惟不再消極踞守，而欲背水一戰。
同年秋天，同盟國對德軍展開反擊，納粹入侵的警報解除，但仍無法挽回超過兩百多萬的歐洲猶太人遭屠殺的現實。
如果猶太社群瀕臨滅絕，猶太復國主義要拯救什麼？為何而存立？猶太人領悟了世界將永遠與他們為敵：納粹、所有反猶國家與人民、所有環伺的阿拉伯民族。
適應等於自殺。維持生命的唯一辦法就是抵抗。從今天開始，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決定性形象不是被瀝乾的沼澤，或結實累累的橙園，而是那座在乾涸大地上投下可畏倒影的孤獨沙漠要塞。
II. 大衛營
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擊敗了約旦、埃及、敘利亞等鄰國，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含耶路撒冷）、加薩走廊、西奈半島與戈蘭高地等土地，建立屯墾區，並不擇手段地驅離於此世代居住的人民，或是摧毀住宅與田地，將居民當成次等及廉價勞工。
其後的五十年間，在大小戰亂、地方起義及各方勢力折衝斡旋之下，以色列才漸次撤離西奈半島、加薩走廊等地區；然而對於以西岸為主的佔領，則是不退反進。棍棒與石塊阻攔不了以色列的車堅炮利，數十萬的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只能抱著終有一天仍能回家的夢，流落至難民營，苟且偷生。
1993年，在美國的積極促成之下，以巴簽訂了歷史性的奧斯陸和平協議，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於白宮草坪上驚天一握，雙雙獲得該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惟只有方針與綱領，「將關鍵問題留待未來處理」的和平協議，可預期地起不了任何實質作用，以色列甚至以空前的速度與規模擴張位於西岸的屯墾區。而所謂的「關鍵問題」，實際上便是耶路撒冷的主權。
耶路撒冷不僅是巴勒斯坦城市，更是基督徒與穆斯林群體的聖地。聖殿山對於阿拉伯群體的宗教意義與情感寄託，絕非佔領區的土地可以比擬，任一方的領導人都承擔不起擅作主張放棄其主權、成為阿拉伯叛徒的千古罪名。
換言之，阿拉法特絕不可能簽訂任何放棄聖殿山的協議，而得到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約旦等國的支持。另一方面，以色列也知道不論對其他議題有多大方，只要提案中不包含巴勒斯坦對聖殿山的主權，阿拉法特就必定會拒絕。所以拉賓大可表現的極為慷慨──例如讓出90%的西岸土地──只因他知道對方絕不會同意，更能藉此將阿拉法特打為蠻橫而拒絕和平的政治流氓。
果不其然，阿拉法特最終拒絕了提案，成為以美國為首，千夫所指的和平破壞者。「以色列已表現出勇敢與果決」，竭力促成以巴協議的柯林頓於整個過程中，毫不掩飾地支持以色列這個中東地區唯一親美的國家。「阿拉法特從未準備結束衝突，他想藉由衝突，得到他想要的；他已與真實世界脫節」。美國一如既往地主導輿論氛圍，將以色列塑造為以巴衝突的受害者。
而周邊的阿拉伯國家縱使視猶太人為眼中釘，並難堪地承受以色列的侵擾與佔領，對巴勒斯坦難民卻冷漠的別過頭去。因為他們需要時時刻刻地提醒全世界以色列的邪惡，也需要讓巴勒斯坦難民的游擊示威、恐怖攻擊與自殺炸彈客，分分秒秒騷擾以色列。大衛營協商在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
以巴衝突從來不是「衝突」：衝突隱含著暫時與偶然性，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的糾葛，卻可預見地永遠不會有盡頭。
III. 軌跡
以色列共同體拒絕創傷、潰敗與痛苦。別問不必要的問題，不要顧影自憐。不要懷疑，不要哀嘆，不要軟弱或善感，不要重提可怕的鬼魂。現在不是回憶的時候，現在是遺忘的時候。
猶太復國主義以各種形式存在於猶太人的血液中，復國、立國、強國的矢志世代繼承。他們流浪了兩千年，經歷離散、滅絕，只靠著一股意念匯集、反擊，成為了阿拉伯世界的魅影、世界強權都須逢迎討好的國家。
以色列的歷史與台灣人有幾處相似：我們都生於憂患，創造出經濟與科技的奇蹟；我們在飄搖之中不擇手段、強行紮根，在敵意環伺之中刻畫歷史。我們的上一代對孩子加諸肅穆而沉重的期許；下一代竭力擺脫父母的噩夢與偏執，認為自己象徵攻無不克的全新起點。
回憶相似，前景卻迥異。
2020年起，阿聯酋為首的阿拉伯諸國陸續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顛覆了中東地區僵持數十載的地緣政治，才驚覺台灣毋寧像是巴勒斯坦──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國家的敵我關係，真的是奠基於情感、人權、正義等等價值理念，天真地相信牢抱的那些「OO友好」，不會有一天漠然抽身。
我們以為總有一個人知道該前往何處，只要跟著吶喊助陣、冷嘲熱諷即可，直到恐懼、憤怒與激情販售一空，徒留滿地錯愕。和平只是一門生意，且異常簡單：確保對立與仇恨的火焰絕不熄滅。
主流猶太復國主義想要更多土地和權力。它嘴巴上說要和平，卻不願意為和平付出代價。它將移民、屯墾和強兵富國視為主要目標，並沒有把和平看作一種絕對價值或至高無上的理念。
這是在《我的應許地》 中，以色列記者 Ari Shavit 的體悟。
以色列透過猶太離散群體、尤其在美國的猶太人，證明了即使是曾經親身經歷難以言喻悲劇的國家，也會在握有權力時，做出相似的殘忍行為。
曾任以色列國防軍的Ahron Bregman，在《被詛咒的勝利》一書寫下。
動物滿足生理需求後就離去，人類則學會仇恨與殺戮；動物求生只為繁衍後代，我們則恣意或無意地決定怎樣的種族是否有資格、應該如何存在。我想所有的歷史與未來，都只是在設法教會我們冷眼以觀，澆熄憤怒與悲憫，對正義、博愛或人道一笑置之。惟有如此，這個世界就不再顯得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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