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韋科慘案：末日烈火｜你願意誓死捍衛宗教自由嗎？
韋科慘案（Waco siege）是一樁發生於1993年，由美國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簡稱ATF）赴大衛教派（Branch Davidians）營地查緝違法軍火，卻引爆衝突，一發不可收拾地演變為高達86人死亡的悲劇事件。
大衛教派為美國基督教新興教派的分支，經歷數次分裂而來。信仰者以德州卡梅爾山（Mount Carmel）的韋科鎮為據點，在農場中過著集體生活；其中不乏整個家庭成員均是教徒，在當地世代居住。
教主大衛．柯瑞許（David Koresh）自稱耶穌轉世，以末日論為宣教核心，灌輸教徒用戰鬥及生命殉道的觀念。為了準備迎接末日到來，他們在營地儲藏大量的AK47、機關槍、衝鋒槍與手榴彈等，規模媲美小型軍隊；他們學習如何開槍、射擊，並修築了高聳的瞭望塔，時刻巡守戒備。
大衛教派的教義縱然激進，卻非其最反社會之處。大衛．柯瑞許宣稱上帝命令他承擔起生育後代的重任，故廢止了婚姻制度：所有女性都是他的妻子，也只有他能與女性發生性行為──其中包含未成年少女，因為在大衛教派中，12歲便已經成年。除此之外，男女必須分開居住，就連父親與女兒都無法見面。大衛與他的「妻子」們生下的小孩，則由教徒共同撫育。
大衛．柯瑞許（David Koresh）
《韋科慘案：末日烈火》（Waco: American Apocalypse）聚焦在「慘案」對峙的51天，事件是如何引燃、對峙、一度出現曙光，最後仍急轉直下，化為煉獄的始末。
《韋科慘案：末日烈火》以當事人訪談為主，輔以未曾曝光影音檔案。受訪者包括第一線駁火的FBI與ATF探員、大衛教教徒、人質救援專家、危機談判組組長，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實地採訪直播的記者。
紀錄片並非單純以「加害」及「被害」建構事件全貌，而是在多方視角間切換跳動。雖然無從得知拍攝過程，卻讓人感受到受訪者並未被太有意識的引導訪談內容，俾符合某種預設的走向，得不受批判地暢所欲言、真情流露。探員目睹同事瀕死卻無法上前救援的悲慟、記者冒死採訪的職業本能、教徒死守據點不惜殉命的強烈意念。每個人都經歷了生死一線、信仰動搖的時刻，時隔30年仍恍若昨日。
其中最有價值的受訪者，莫過於大衛的「妻子」凱西·施羅德（Kathy Schroeder）。凱西追憶當年與父親、丈夫及兩個小孩一同加入大衛教派的生命歷程，即便一家人恪守各種戒律而無法相見，仍不改堅定的信仰。時隔30年後，凱西依舊不認為大衛是「壞人」，並在鏡頭前為他的行為與教義辯護：在她（以及其他教徒）眼中，政府才是無故攜著槍枝，入侵、焚毀她的家園的人。
凱西談吐清晰冷靜，並非世人印象中走火入魔或歇斯底里的「邪教教徒」。她因被迫與既有家庭分離而心碎，也因與大衛發生性關係而喜悅。大衛教藉由斷絕所有親緣關係來孤立教徒，迫使她更緊握信仰不放；最終卻也因幼子的呼喚，讓她放下手榴彈離開營地，逃過遭祝融吞噬。凱西為大衛教派的辯解，可謂對「宗教自由」的考驗，誠如導演Tiller Russell所說：
她的陳述令人震驚，也讓我感到難以形容的不自在。正因如此，我認為這應該要是故事的一部分。
大衛的「妻子」凱西·施羅德（Kathy Schroeder）
夫妻及生育制度、孩童在家自學，乃至環境保育、擁槍文化、反科技等議題，古今中外爭辯不休。多數倡議者致力迎合多數人對道德/學識優越或群體認同的需求；著名的反烏托邦作品，不就是透過文藝哲思的高度，來反諷既有的政治文化與價值。大衛教派則選擇了背道而馳的宣傳手法，以極端激進、睥睨世人的方式，強制踐行。
法律做為維繫人類共存的界線，我們無從選擇是否遵循，然而亦不會改變「正常」與「異常」，在許多時候只是「多數」與「少數」的化約歸類；其實質內涵不斷隨時空而流轉切換，而法律正（僅）是多數人的價值選擇。此刻的人類文明中，存在一夫一妻、多妻納妾、異性或同性婚姻等各種律法；臺灣甫通過通姦除罪化、西方國家對槍枝合法的永無定論，以及「在家自學」某程度是高社經階級的特權，都證明了這些價值衡量之間未必均有優劣、進退步之分，而我們與那些看似離經叛道的價值觀之間，並非如平行時空一般遙不可及（當然，這裡要討論的絕不包括性侵未成年少女等犯罪行為）。
正因如此，《韋科慘案：末日烈火》與同樣討論度極高的《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形成強烈對比。若說《以神之名》是將一個宗教定罪為邪教的過程，《韋科慘案》卻未曾直指大衛教派為「邪教」，短短三集的火力集中於還原歷史場面，兼顧了精彩緊湊的觀影體驗，簡要穿插背景知識、違法及爭議之處，所激發的反思卻更加洶湧。透過少數卻寶貴的聲音，讓人重新探索自己對「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信仰的自由」的認知與界限，是對宗教自由的試金石，也提供了「選邊站」及「獵巫」以外的可能性。
雖然不能純以單一作品來概括整個文化差異，但《韋科慘案：末日烈火》無疑具備了更寬容的觀點，也解開了我在觀看《以神之名》時，心中那股總是揮之不去的彆扭。
最後一提的是，本劇流露了另一種美國獨有的文化特性：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當年新上任的司法部長Janet Reno面臨著大眾對長期對峙的不耐與質疑，加上FBI人質救援小組（鷹派）與談判專家（鴿派）本質迥異的危機處理思維，才是事件結局的決定性因素──人質救援小組告訴Janet Reno大衛正在性侵兒童、毆打嬰兒，讓她找到了強行打破僵局的正當理由，批准以催淚彈攻堅，FBI日後卻否認他們曾在對峙過程觀察到虐童情事。
事實上，輕至檢討政府決策過程，重至各種腦洞大開的暗示、揣測及陰謀論，一直是歐美影集極度狂熱的題材。若要說本片真有「帶風向」，毋寧是表現在此處。如同「誰開了第一槍」這個無解謎團，誰縱下最後那把火？透過短短三個小時的鋪陳，該背鍋的人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