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7日,在度過了三年的COVID-19疫情生活後,隨著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規則的鬆綁,台灣可以說是正式告別戴口罩的日子。如今,「與病毒共存」是全球大部分國家恢復正常生活的共識,這是經過許多階段而來的結果,包括研發疫苗、疫苗接種普及、染疫產生免疫力等等,都是由時間和嘗試所換來的控制與安穩。
但回顧二十年前的台灣,在SARS入侵之下的生活,一切可不是這麼有規則和程序可言,當時台北市和平醫院「只進不出」的緊急封院,以今日的眼光看來更是無法想像的決策。
當初的封院造成員工57人感染、7人死亡;院內民眾97人感染、24人死亡,也是台灣近代「防疫與人權產生衝突」的代表事件。執導過《我們與惡的距離》、《茶金》等影集劇作的金獎導演林君陽,在這場悲劇中看見一些後疫情時代值得被討論的重點,選擇在全面解封、脫下口罩的這個時刻推出改編當初事件的電影《疫起》。雖然這種以真實事件為靈感的作品很容易引起對事件抱持不同看法的各種爭論,但做好準備的他只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對的時間點,去記得該記得的、去感謝該感謝的。」
2003年那年,林君陽還是輔仁大學影像傳播系的大四畢業生,他的畢業展因為SARS疫情所以無法舉辦大型的校外公開展演,這大概就是SARS之於他最深的影響。後續多年來他也有接觸到許多人想以SARS作為影劇題材,但他本人是直到2020年《疫起》的劇本找上他,才真正有一個能說服自己、全情投入的契機,開始進行相關事件的改編。至於主要的起點,則源自有著護理師身份背景的編劇劉存菡。
「編劇本身是護理師這件事(非當時和平醫院背景),讓我得到了一個不同視角,可以從醫療群體的內部角度去講這件事,而不會只是從一個純粹外來的導演、編劇角度去談論。」他也透露,過去這三年的COVID-19疫情生活中的種種也給了他許多不同的體悟與新的想法,「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疫起》這部片可能也不會成為這次大家看到的模樣。」他和整個團隊也特別為電影設計一些說故事的方法,像是大量手持攝影、特殊的聲音、音效等等,這也是為何這次宣傳文案中能夠看到「共感式的觀影體驗」這樣的説法,剛走過COVID-19疫情、在電影院中的感受,都是身歷其境。
《疫起》以和平醫院封院事件為靈感改編,透過一線醫護人員和院內病患、病患家屬的視角去看一場突然發生的病毒浩劫。緊急的封院、對未知病毒的恐懼讓被視為照護病患的醫護面臨最原始的人性抉擇考驗,不同立場、不同價值觀在過程中不斷起衝突、產生變化,「是你會怎麼做」、「醫護可不可以不勇敢」?相信大家在經歷COVID-19三年疫情後看來會更為有感。
這幾年在許多台灣影集作品中表現不俗的王柏傑,在《疫起》裡飾演主角胸腔科醫生夏正。他透露劇本當初最打動他的地方是「真人真事改編」,即使這個角色讓他要在兩個月內學會開刀、縫合、醫療術語等等。「技術面當然就是最難的,除了練習就是練習。還有內心狀態也蠻有挑戰,我有和當年在和平醫院裡的一位林醫師聊過,他給了我很多故事,那些故事是非常震撼的,聽完都是呈現一種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應的狀態,太不可置信了!就是這種衝擊感,對我做這個角色功課有非常大的幫助。」他表示能夠透過整個劇組團隊的努力發聲,讓不知道、不熟悉當初事件的觀眾能有更深的理解,對他來說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
王柏傑透露,劇本當初最打動他的地方就是「真人真事改編」。
而曾憑藉電視劇《生生世世》與《做工的人》在同年拿到金鐘男主、男配角獎的薛仕凌,扮演的則是深入第一現場追獨家的新聞記者金有中,他說「好玩」是他接這個角色的主要原因。「想像一下,發生這樣突然的重大事件,被關在醫院裡面的是醫護、病患、家屬,但居然有一個記者被丟在事件的核心?這個設定就是充滿戲劇性和衝突性,他和上述三類人的狀態、追求的東西絕對是不一樣的。我每次看到電影海報都覺得自己好荒唐(穿著睡衣手拿DV的記者混在一群醫護中),我就不是屬於這群人的啊!記者到底在那邊幹嘛?這樣的設定就很有戲,很有趣。」
不過這樣的格格不入,也產生他在詮釋角色時最需要克服的問題:「最困難的事應該就是不要被其他人拉走吧!我的角色是自己一國的,他的狀態跟醫護的壓抑、沉重是不一樣的,有的時候在裡面看身旁的人都很焦慮,其實很容易也會跟著緊張起來,有種自己也是醫護的混亂感,但我的角色不行這樣,要維持好自己的世界和待在框框裡,才是我覺得這角色該有的樣子。」
薛仕凌表示詮釋記者最難的是不要被其他醫護人員角色的情緒影響。
一個是救人的醫生、一個是搶第一手新聞的記者,雖然彼此角色追求的本質大不相同,但都有著被困在病毒熱區的無奈。當兩人被問到關於「如果可以先撤離」的問題,答案也倒是蠻一致的。王柏傑:「說實在的,如果我有老婆小孩,我也會跟夏正一開始的選擇一樣,想第一時間離開,因為我覺得那個選擇不是對職業不負責任,而是他也需要為家庭負責,所以他逃走不代表自私、怕死。」薛仕凌則表示:「金有中就是有新聞魂的人,對新聞的敏感嗅覺讓他願意留下來挖掘更多的事情,無論是八卦獨家或黑幕也好,他就真的是新聞人吧!但如果是我,我一定第一個逃,因為我不敢,就算我知道有東西可以挖,我也不想留下來。」
薛仕凌說,每次看到電影海報都覺得穿著睡衣手拿DV混在一群醫護中的自己好荒唐。
雖然角色任務大不同,當兩人被問到關於「如果可以先撤離」的問題,答案也倒是蠻一致的。
- 不過度煽情、喧囂 看似突然的結局其實也是暗喻「生命無常」?
回想進電影院之前,我對《疫起》的想像是很著重在「事件本身」的,我以為會看到大量類似以前新聞畫面中抱怨的民眾、被媒體包圍的政治人物、激動捍衛自身權益的醫護人員等等,會是一部肉眼可見的濃烈情緒作品。但沒想到林君陽導演完全選擇另一種路線說故事,不過度煽情、喧囂,不消費真實事件的任何人,而是呈現一種過程,一種在未知病毒恐懼中的人性光譜兩端選擇的過程。
「我覺得人好像沒那麼容易把自己展現出來,有些情緒壓在心裡會比較真實,這是我對人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也貫徹在我跟演員、攝影指導的討論中。要不要再多一步,不要?要不要再多一滴眼淚?不一定。」林君陽說。就連結局,他也收在一個非傳統描繪主要事件落幕的地方,可能會令某些觀眾覺得有點突然,而這恰巧也是整部電影核心的縮影。
「這部電影其實想要講的重點就是『生命無常』,生命好好的『突然就沒了』的這種反差。此外,回想當年SARS的疫情也是嘎然而止,不像這次COVID-19是我們找到了疫苗、全世界染疫後跟病毒共存這樣一個非常久、細膩的過程。當年SARS致死率非常高,爆發後感染的人很快就過世或者後遺症很嚴重,它被非常嚴密防守在幾個熱區裡,到了夏天就突然消失(因為感染率太強、破壞性太高,降低散布機會),這都是讓我之所以選擇那樣處理結尾的原因。」
《疫起》的拍攝過程正是疫情期間,可想而知會遇到很多不方便的情況影響製作。關於最終的成果,林君陽表示這已經是這個階段認真可以做到最好的了:「從方方面面、這個時間點看來真的是最好的了,就算不久的將來回頭來看可能還是會發現有些地方可以更好,至少在這個當下,可以說已經是盡力了。」他也表示,因疫情生活養成的追影集習慣可能多少會讓觀眾回戲院的意願受影響,更可能會有人不願意在疫情好不容易過去之時,還要看一個跟疫情相關的電影,但他希望大家能夠明白戲院是個很特別的媒材,跟在家追劇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在COVID-19疫情期間拍攝,林君陽認為《疫起》的成果已經是這個階段認真可以做到最好的了。
「有些事情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忘了就忘了、丟了就丟了,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但我覺得這樣不太對勁。經歷這些疫情,不管是二十年前或過去三年,有些事情真的不該遺忘,我們可以放下、往前走,但有些人該被記得、有些感恩的心必須說出來,做得好的、不好的都要檢討,我們也許不久的將來會再遇到類似的事情時,能不能做得更好?這個時間點看這部電影就是一個完美的時機,觀眾可以看看二十年前是那樣,過去三年是這樣,對照一下,然後放下,往前走。」林君陽說。
二十年過去,關於當初的封院事件其實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各種資料和紀錄片,無論是政策面、民眾反應、社會氛圍等等,都有許多文獻、當事人說法等讓現代的人們可以從中聽見不同的聲音、明白事件歷程與始末。寫到這我才明白,《疫起》之所以選擇從醫護內部視角去談論這個事件,原來是一種補充,補齊我們過去較少接觸到的、第一線真人員所面臨最真實的困境,而由此延伸到你我人生中許多場景,同樣的矛盾與抉擇,從未消失。
林君陽希望大家能從疫情中獲得一些未來面對類似情境時的應對經驗。
採訪、撰文:時尚編輯的真心話
攝影:Ellis Yun-Ying Wu 巫昀穎
劇照:CATCHP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