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載的星球／報廢的人與物：包曼《廢棄社會》下的流動與劃界

萬物皆可生，萬物亦皆可廢。包曼（Zygmunt Bauman）以《廢棄社會》指出廢棄物事實上並不是棄置在一旁、沒有任何價值的一群，相反的，他們能夠成為統治者鞏固權力、深化正當性的媒介，例如物質方面的垃圾處理問題，或者是人口方面的難民管理政策，這些問題摻雜著人與物的邊緣屬性，也是因為領域劃界之後割裂而成的結果，形成一種優劣、好壞的對立局面。統治者運用這些廢棄物與人來提煉管制社會的靈藥，以「保護多數人生命與財產安全」的倡議言說，使他者（不屬於廢棄範疇的人）透過更為激進的思想與行動，消除廢物來實踐眼不見為淨的穩定生活。這樣的舉措，對多數人而言是美好生活的開始，然而對廢棄人群來說，則是喚醒生命夢魘，不安定的生存軌跡如同皮球一樣，被比他們高位的人群踢來踢去，找不到自己的歸宿，更別提如何尋得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理由，在處處無法接納自己的當代社會找到持續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在製造多數人對於廢棄物的恐懼之時，也間接擊碎了人際之間尚且留存的微薄信任與互助（Bauman, 2018: 176-8）。書中闡明，廢棄人口乃是經濟進步的成果，他們既是麻煩的根源，也是建構現代化秩序之必要元素。對於那些被視為沒有貢獻、只會消耗資源的人群，包曼認為他們並非天生廢物，而是經歷一個認同與劃界的過程，最終形成「廢物」一說。廢棄人口與和諧、安定、進步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也觸犯了富有群體的優越規範。冠以廢物之名來獲取高尚的認同，將社會現況表露無遺。

《廢棄社會》一書勾起我半年前的學期經歷。2022年9月，我選修了由社會系黃克先老師開設的「都市社會學專題討論」。雖然課名說是「都市社會學」，但實際內容卻是從「都市（底層）民族誌」的方法出發，主要以美國城市發展脈絡為背景，探詢生活在底層社會的民眾，如何在「經濟」、「生存」與「尊嚴」三面夾殺的縫隙中生存。而包曼提出的全球廢棄物概念，我認為即是統括了該門課程大部分的文本核心論述。其中有兩本讀本內容，我認為能呼應與詮釋包曼的廢棄社會觀點，即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的《尋找尊嚴》（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以及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的《下一個家在何方？》（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論及《尋找尊嚴》，紐約市的東哈林區為布古瓦按圖索驥、勾勒美國底層社會容貌的田野場域，他考察以波多黎各裔為主的快克販賣社群，嘗試回答為何這類社區的居民會進入快克交易的地下經濟網絡，並且處在難以脫貧又充滿暴力的生活環境（Bourgois, 2022）。布古瓦描述了東哈林區的居民認知自我與其社會關係的主要形式，並指出「街頭文化」即是反映該地年輕男性原先具備的文化資本與性別觀念，無法適應美國在1980年代產業結構轉型後，所隱含的白人文化至上，以及於求職過程中的種族歧視，最終透過「捍衛尊嚴」來醞釀抵抗主流文化的侵吞。戴斯蒙（Desmond, 2017）則是從更具體的住房政策著手，探討為何諸多期望社會底層脫貧的研究與政策，難以發揮它們實際的效果，去改善甚至是終結貧窮？戴斯蒙發軔於自我經驗，藉由被房東驅離開起他的民族誌研究，試圖揭露貧窮與「驅離」（evicted）之間的緊密性。這裡指的驅離，在某種程度上與包曼的廢棄物與人在社會的邊緣位置形成對話。換言之，在當前社會發展的脈絡中，被歸納為廢棄物者，在正常社會難以擁有長久的容身之處，他們要不就是持續的透過一股被動的移動力量，時刻尋覓下一次落腳的地點；要不就是接受正常社會的批判，在社會異樣眼光的眼光下建構生存的可能。戴斯蒙以八個家庭的故事，指陳住房制度的不完善與毫無節制的土地商品化現象，是如何導致結構性的貧困再生產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與犯罪，這也導致一種驅離經濟（eviction economy）的概念，在低層的租屋市場誕生（Desmond, 2017）。

為了尋找持續生存的可能，社會底層群體拼命的抵抗，即便知道這樣的行動宛如蚍蜉撼樹，對龐大的社會結構而言根本無法傷其分毫，但在「活下去」、甚至是身為人的「尊嚴」之前，這些行動反噬的挫折與傷害都能往肚子裡吞。以居住權利來說，底層租屋社群費盡千辛萬苦獲得租屋的權利，然而對於房東來說，底層租客猶如廢棄物，也就是當下房東難以阻擋、也不想阻擋底層租客的請託，因為房東需要底層租客來提供房屋的資本再生產，然而，等到租約到期之後，底層租客不僅租屋權利不再享有，還會因超時佔據房屋而成為「過街老鼠」。當然，在充滿交易色彩的當代社會，欲享受一些基本權利的前提，多數無法抽離資本循環的脈絡。也正是因為有了資本，以及源於資本爭奪形成的政治過程，使得一些社群沒有資格參與這個星球的運轉，他們如同包曼所說的被排除在世界之外，任人宰割並成為位高權重者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工具。

總的來說，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超載的星球，為了接納新物品而拋棄舊物品，其背後邏輯不外乎是舊物品沒有使用價值，或是者需要賦予新物品一個存在的正當性。這樣的辨認過程，即是在取決什麼是有用的，什麼又是沒用的。比起放在物的使用脈絡去討論，將人類以廢棄與否界定，我認為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因為縱使我們知道邊緣群體的某些行為與社會現況相差甚遠，但為了保有他們身為人類的尊嚴，不會輕易地以廢棄物來形容。當然，我知道包曼僅是援引此概念來激發眾人的反思，開啟我們閱讀世界的不同角度。其實，除了包曼提到的難民、社會底層這類的邊緣群體，我認為「高齡者」某部分也有這樣的屬性，當已開發國家邁向高齡化社會之後，越來越多人選擇將又老又病的高齡者送往安養院，相較起還可生產的青壯年，以及年紀尚小的孩童來說，高齡問題與廢棄社會想要談的概念，我認為存有異曲同工。安養院的設立也會盡可能地遠離市中心，希望長輩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但這或許也是促成高齡問題與廢棄社會在空間方面對話的原因之一。我們始終都會成為這個超載星球的廢物，不是不報（廢），只是時候未到。

參考文獻

Bauman, Zygmunt（2018）《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谷蕾、胡欣譯）。台北：麥田。

Bourgois, Philippe（2022）《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葉佳怡譯）。台北：左岸。

Desmond, Mathew（2017）《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胡訢諄、鄭煥昇譯）。台北：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