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饒恕·流血的進步-紅十字會

2023/07/21閱讀時間約 19 分鐘

人類這個種族，對待同類的殘忍勝於對待動物。野蠻時代的戰爭，屠城等不僅僅是搶劫、掠奪和發洩，更是對抵抗者的報複，和對其他人的警示。

經過漫長的發展，文明艱難的前行，讓人們不斷地思考和制定交戰的規範，通過點點滴滴的進步，終於進入文明時代。

杜南

讓·亨利·杜南（Henry Dunant;法語：Jean Henri Dunant，1828年5月8日 -1910年10月30日）出生在一個日內瓦的加爾文派家庭，他的父親讓·雅克·杜南（Jean-Jacques Dunant）和母親安托瓦內特·杜南·柯拉頓（Antoinette Dunant-Colladon）都是商人。他的家庭是虔誠的加爾文教派（Calvinist）。他的父母強調社會工作的價值，他的父親積極幫助孤兒和假釋犯，而他的母親則為病人和窮人工作。

家中長子杜南，在被稱為 “複興 “的宗教覺醒時期長大，18歲時他加入了日內瓦施舍協會（the Geneva Society for Alms giving）。第二年，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了所謂的 “星期四協會”（Thursday Association），這是一個由年輕人組成的松散團體，他們聚在一起學習聖經和幫助窮人，他利用大部分空閑時間從事探監和社會工作。

1849年，21歲的杜南因成績不佳而離開日內瓦學院，開始在Lullin et Sautter貨幣兌換公司做學徒。學徒期結束後，他留在銀行當僱員。

Henry Dunant, fundador del Movimiento Internacional de la Cruz Roja y la Media Luna

1852年11月30日，他成立了基督教青年會的日內瓦分會，三年後，他參加了專門為建立其國際組織的巴黎會議。

1853年，杜南訪問了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西西里島，在一家致力於 “塞提夫殖民地 “的公司（Compagnie genevoise des Colonies de Sétif）工作。盡管經驗不足，他還是成功完成了任務。在這次旅行的啓發下，他寫了第一本書《突尼斯攝政記》（Notice sur la Régence de Tunis），於1858年出版。

1856年，他創建了一個在外國殖民地經營的企業，在被法國占領的阿爾及利亞授予土地特許權後，成立了一家玉米種植和貿易公司，名為蒙斯-傑米拉磨坊金融和工業公司（Société financière et industrielle des Moulins des Mons-Djémila）。由於沒有獲得明確分配的土地和水，而且殖民當局也不合作。因此，1859年，杜南決定直接向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申訴。

夏爾-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法語：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作為拿破侖一世拿破侖·波拿巴（法語：Napoléon Bonaparte；科西嘉語：Napulione Bu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的姪子和繼承人，也被稱為拿破侖三世（法語：Napoléon III，1808年4月20日 -1873年1月9日），在1852年12月2日-1870年9月4日擔任法蘭西第二帝國（法語：Second Empire，是波拿巴家族的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在法國建立的最後一個君主制政權，1852年-1870年）的皇帝。

拿破侖三世

意大利複興運動引發了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也稱為法奧戰爭、薩奧戰爭或是1859年意大利戰爭，法語：Campagne d’Italie de 1859）。拿破侖三世率領的法國軍隊和撒丁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意大利語：Vittorio Emanuele II；或譯作維克多·伊曼紐二世；全名薩伏伊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瑪麗亞·阿爾貝托·尤金尼奧·費迪南多·托馬索，Vittorio Emanuele Maria Alberto Eugenio Ferdinando Tommaso di Savoia，1820年3月14日-1878年1月9日。撒丁國王，1849年-1861年在位，意大利統一後的第一個國王，1861年-1878年）率領的撒丁王國（意大利語：Regno di Sardegna，後成為意大利統一運動的主導國。撒丁在1861年統一意大利半島，成立意大利王國）軍隊組成了法國-撒丁聯軍與奧地利帝國開戰。

在奧地利-撒丁島戰爭中，法國正站在皮埃蒙特-撒丁島一邊對抗奧地利。拿破侖的總部位於索爾費里諾這個小城市。杜南寫了一本對拿破侖三世充滿贊美的書，打算把它送給皇帝，然後前往當時拿破侖的總部所在地索爾費里諾（Solferino；Upper Mantovano 語: Sulfrì），拜見拿破侖三世。

索爾費里諾戰役

杜南於1859年6月24日晚抵達索爾費里諾，正好在當天，法國-撒丁聯軍與奧地利帝國爆發了索爾費里諾戰役（法語：Bataille de Solférino、意大利語：Battaglia di Solferino e San Martino）。戰鬥結束後，戰場上仍有四萬名傷員、垂死的人和死者，沒有人試圖提供護理。震驚之餘，杜南本人主動組織平民，特別是婦女和女孩，為受傷和生病的士兵提供幫助。他們缺乏足夠的材料和物資，杜南親自組織購買了所需的材料，並幫助建立了臨時醫院。他說服民眾為傷員提供服務，而不考慮他們在沖突中的立場，他像附近城市卡斯蒂廖內-德爾-斯蒂維爾（Castiglione delle Stiviere）的婦女提出的口號 “所有人都是兄弟”（Tutti fratelli）。他還成功地爭取到了拿破侖三世釋放被法國人俘虜的奧地利醫生，一起參與救援。

杜南七月初回到日內瓦後，把他的經历寫成《索爾費里諾的回憶》（Un Souvenir de Solferino），並自費於1862年出版印刷了1600冊。在書中，他描述了這次戰役、戰役的代價以及戰後的混亂情況。他還提出了一個想法，即在未來應該有一個中立的組織來為受傷的士兵提供護理。他將這本書分發給歐洲的許多政治和軍事領袖人物。

紅十字會

杜南還開始在歐洲旅行，宣傳他的思想。他的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好評，日內瓦公共福利協會主席、法學家古斯塔夫·莫尼耶（Gustave Moynier，1826年9月21日-1910年8月21日。瑞士法學家，在日內瓦的許多慈善組織中非常活躍）將這本書及其建議作為該組織1863年2月9日會議的主題。杜南的建議得到了成員們的審查和積極評價。他們成立了一個五人委員會，以進一步探討實施這些建議的可能性。成員包括杜南、莫尼耶、瑞士軍隊將軍亨利-杜福爾（Henri Dufour）、醫生路易-阿皮亞（Louis Appia）和泰奧多-莫諾（Théodore Maunoir）。他們在1863年2月17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現在被認為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成立日。

但是莫尼耶認為杜南為護理人員建立中立保護的想法是不可行的，力勸杜南放棄這一想法。然而，杜南在他的旅行和與高級政治和軍事人物的交談中繼續倡導這一立場。這加劇了兩人之間的個人沖突，莫尼耶採取了相當務實的態度，杜南則是五人中的理想主義者。

1863年10月，14個州參加了該委員會在日內瓦組織的會議，討論如何改善對傷兵的護理。杜南是會議期間的一名禮賓領導。一年後的1864年8月22日，由瑞士政府組織的一次外交會議導致12個國家簽署了《日內瓦第一公約》，全稱《改善戰地軍隊傷員境遇的日內瓦第一公約》（The First Geneva Convention for the Amelior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unded in Armies in the Field），這是日內瓦公約四個條約中的第一個，它定義了 “保護武裝沖突受害者的國際法規則所依賴的基礎”。

The first-ever Geneva Convention governing the sick and wounded members of armed forces was signed in Geneva in August 1864.

該公約在1864年通過後，在1906年、1929年和最後的1949年進行了重大修訂和替換。它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該委員會既是這些公約條款的發起者，又是這些條款的執行者。

The signing of the first-ever Geneva Convention by some of the major European powers in 1864

這些公約，形成了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法語：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英語：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德語：Internationle Rotkreuz- und Rothalbmond-Bewegung），這一人道主義運動最終形成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共識，並在這些國家中成立了分會。截止到2022年，共有189個國家紅十字會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承認並被接納為聯合會正式會員。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在世界範圍內的活動地區
被遺忘的人

1867年4月，杜南在阿爾及利亞的業務失敗，他的金融公司Crédit Genevois破產。在日內瓦這個深深紮根於加爾文主義傳統的城市，社會上呼籲導致他在1867年8月25日，辭去了委員會秘書職務。

1867年9月8日，他被委員會除名。

1868年8月17日，杜南因在破產案中的欺騙行為而被日內瓦貿易法庭譴責。

由於在該公司的投資，他的家人和他的許多朋友也受到了公司倒閉的嚴重影嚮。

1868年2月，杜南的母親去世。同年晚些時候，基督教青年會認為杜南的商業失敗玷污了這個團體，將杜南開除，他是該組織的日內瓦分會的創始人。

1867年3月，杜南離開了家鄉日內瓦，在他的餘生中再也沒有回來。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政見不合的莫尼耶利用他的影嚮力，阻止杜南不會得到他的朋友的援助和支持。包括，巴黎世界博覽會上的莫拉萊斯科學獎（ Sciences Morales at the Paris World’s Fair）的金獎沒有按原計劃給杜南，而是給了莫尼耶、杜福爾和杜南三人，這樣一來，獎金就只歸委員會整體所有了。

當拿破侖三世提出，如果杜南的朋友們能保證另一半債務，他將承擔杜南的一半債務，這也被莫尼耶的努力挫敗了。

杜南，1901年

杜南移居到了巴黎，雖然他的生活條件很差，但他繼續追求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計劃。在普法戰爭（ Franco-Prussian War；法國稱1870年法德戰爭；法語：Guerre franco-allemande de 1870；德國稱德法戰爭，德語：Deutsch-Französischer Krieg。是普魯士王國與法蘭西第二帝國為爭奪歐洲西部的陸上霸權進行的戰爭。1870–1871）期間，他成立了共同救濟會（Allgemeine Fürsorgegesellschaft），不久又成立了秩序與文明共同聯盟（Allgemeine Allianz für Ordnung und Zivilisation）。

杜南還提出進行裁軍談判，並建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調停國際沖突。後來，他致力於創建一個世界圖書館，這一想法在未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項目中得到了回應。

杜南在不斷追求和倡導自己的理念的過程中，他進一步忽視了自己的個人狀況和收入，進一步陷入債務，被熟人躲避。盡管他被任命為奧地利、荷蘭、瑞典、普魯士和西班牙國家紅十字會的榮譽會員，但在紅十字運動的官方話語中，他幾乎被遺忘了，甚至在紅十字運動迅速擴展到新的國家時也是如此。

生活貧困的杜南在1874年至1886年間，不停地搬到不同的地方，包括斯圖加特、羅馬、科孚、巴塞爾和卡爾斯魯厄。在斯圖加特，他遇到了圖賓根大學（ Tübingen University）的學生魯道夫·穆勒（Rudolf Müller），並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881年，他與斯圖加特的朋友們一起，第一次去了瑞士的度假小邨海登。

1887年，當他住在倫敦時，他開始每月從一些遠房親戚那里得到一些經濟支持。這使他能夠過上更有保障的生活，於是他在7月搬到了海登。他在那里度過了餘生。

在海登，他遇到了年輕教師威廉·桑德格（Wilhelm Sonderegger）和他的妻子蘇珊娜（Susanna）。二人鼓勵杜南記錄自己的生活經历，蘇珊娜還在在海登建立了一個紅十字會分會，1890年杜南成為該分會的名譽主席。杜南希望與桑德格一起進一步推廣他的思想，包括出版他的書的新版本。然而，他們的友誼後來因杜南無端指責桑德格與莫尼耶在日內瓦密謀反對杜南而變得緊張。

桑德格於1904年去世，享年42歲。盡管他們的關系緊張，但杜南對這一意外的死亡深為感動。即使在Dunant被指控後，也沒能減低威廉·桑德格夫婦對杜南的欽佩，1935年，他們的兒子勒內（René）出版了杜南給他父親的信件匯編。

1892年4月30日以後，他住在赫爾曼-阿爾特爾醫生領導的醫院和療養院。

未知的救助者

1895年8月，聖加侖報紙《Die Ostschweiz》的主編喬治·巴姆貝格（Georg Baumberger）在海登散步時遇到杜南並和他交談。9月，他寫了報道“亨利·杜南，紅十字會的創始人 ”，被德國插圖雜志《Uber Land und Meer》發表，這篇文章很快被整個歐洲的其他出版物轉載。

杜南因此重新得到了大眾的關註和支持。他獲得了瑞士Binet-Fendt獎和教皇良十三世（Pope Leo XIII，文森佐·焦阿基諾·拉斐爾·路易吉·佩西；本名雲先·若亞敬·辣法耳·類斯·佩西，意大利語：Vincenzo Gioacchino Raffaele Luigi Pecci，1810年3月2日 -1903年7月20日，1878年2月20日-1903年7月20日出任教宗）的照會。俄羅斯沙皇遺孀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Maria Feodorovna）為杜南提供了捐款，他的財務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

創建紅十字會的五名委員。左上是莫尼耶，右上是杜南

1897年，當時在斯圖加特擔任教師的魯道夫·穆勒寫了一本關於紅十字會起源的書，修改了莫尼耶的官方历史，強調杜南的作用。該書還收錄了《索爾費里諾的記憶》的內容。杜南開始與貝尓塔·馮·蘇特納（Bertha von Suttner，全名：Bertha Sophie Felicitas Freifrau von Suttner， 1843年6月9日-1914年6月21日。奧地利-波希米亞和平主義者和小說家。1905年，繼1903年瑪麗亞·居里之後她成為第二位諾貝爾獎女性得主，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女性）進行通信交流，並寫了許多文章和著作。他特別積極地撰寫有關婦女權利的文章，並在1897年促成了 “綠十字”婦女組織的成立。

蘇特納，1906

1901年，杜南因其在創立國際紅十字運動和發起《日內瓦公約》中的作用而獲得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諾貝爾和平獎。該獎項共同授予了法國和平主義者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他是和平聯盟的創始人，與杜南一起積極參與了秩序與文明聯盟。莫尼耶也是本次該獎項的候選人。

弗雷德里克·帕西

There is no man who more deserves this honour, for it was you, forty years ago, who set on foot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relief of the wounded on the battlefield. Without you, the Red Cross, the supreme humanitarian achiev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uld probably have never been undertaken.
沒有人比你更應該得到這一榮譽，因為四十年前，正是你建立了救濟戰場上的傷員的國際組織。如果沒有你，紅十字會，十九世紀最高的人道主義成就可能永遠不會發生。
— — 諾貝爾和平獎致辭，1901年

漢斯·戴埃（Hans Daae，1865年10月15日-1926年12月10日，是一名挪威醫生、軍官和體育官員）成功地將杜南的那部分獎金104,000瑞士法郎存入一家挪威銀行，並阻止他的債權人追討。杜南本人在生前從未花過這筆錢，他繼續過著簡單的生活，並在遺囑中把錢留給關心他的人和慈善事業。

1903年，海德堡大學醫學部授予杜南榮譽博士學位。杜南一直住在海登的療養院，直到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里，他患有抑鬱癥，並對債權人和莫尼耶的攻擊感到偏執。甚至有幾天，杜南堅持讓療養院的廚師先在他眼前品嘗他的食物，以保護他免受可能的毒害。在他的最後幾年，他唾棄並攻擊加爾文主義和一般的有組織的宗教。據說他成為不可知論者。

據他的護士說，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幕是將穆勒的書寄給意大利女王，並寫上個人的獻詞。

1910年10月30日，杜南去世，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人類到哪里去了？”（Where has humanity gone?）

根據他的意願，沒有舉行葬禮，他被葬在蘇黎世的Sihlfeld公墓。在他的遺囑中，他捐贈了自己沒有動用的資金，以確保海登療養院的一張 “免費牀位 “永遠供該地區的貧困公民使用，並將一些錢捐給挪威和瑞士的朋友和慈善組織。剩餘的資金交給了他的債權人，他沒有能力完全消除他的債務，這對他來說是一個主要負擔，直到他去世。

杜南憑借自己的努力，讓人道第一次將人道主義援助，引入到交戰國的規範中，通過這一規範，對交戰國雙方的傷員進行無差別的救助，第一次讓文明之光，照進戰場。

他的經历再次驗證了哈耶克：每當人類面臨災難，救助者總是未知的個體（the unknown persons）。所以一個良善社會體制，就是善待和保護每一個個體的制度。因為在下次災難到來時，你不知道是誰來拯救這個世界。

我想再加上一句話，來總結這些年我所看到的這個社會，愚蠢的群氓最終也會被未知的英雄救助，但一生只是對權力跪拜的愚者們，只會向英雄扔石頭。

旭，202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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