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饒恕·癌癥國家
蘇俄一貫採取形勢不利時，就簽署條約，一旦形勢變化，就撕毀。對於蘇聯和俄羅斯，“條約就是用來違背”的。
條約是用來撕的
國際條約如果無法得到國內有效制度的制約，就會成為擦屁股紙。俄羅斯撕毀條約是有傳統的。俄羅斯一貫採用力弱則和，力強則取的擴張政策。不完全統計，以下條約都被俄羅斯撕毀：
◎ 1661年，與瑞典簽訂《卡爾迪斯和約》
◎ 1686年5月，與波蘭簽訂《永久和約》
◎ 1773年09月07日，與波蘭簽定《華沙條約》
◎ 1875年5月7日，與日本簽定《樺太島條約》
◎ 1905年9月5日，與日本簽訂《樸茨茅斯條約》
◎ 1918年，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條約》
◎ 1920年2月2日，與愛沙尼亞簽署《塔爾圖和約》
◎ 1920年7月12日，與立陶宛簽訂《莫斯科合約》
◎ 1920年10月14日，與芬蘭簽訂《塔爾圖和約》
◎ 1921年3月18日，與波蘭、拉脫維亞簽訂《里加和約》
◎ 1926年9月28日，與立陶宛簽訂《蘇聯和立陶宛互不侵犯和中立條約》
◎ 1932年，與芬蘭簽訂《蘇芬互不侵犯條約》
◎ 1932年7月，與波蘭簽訂了《波蘇互不侵犯條約》
◎ 1935年，與法國簽署《蘇法互助條約》
◎ 1935年，與捷克斯洛簽署了互助條約。
◎ 1943年12月12日，與捷克斯洛簽署了《蘇捷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
◎ 1935年，與法國簽署《蘇法互助條約》
◎ 1941年4月25日，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
◎ 1994年11月，與烏克蘭簽訂《布達佩斯備忘錄》，英、俄、美承諾保護烏克蘭的安全並尊重烏克蘭的領土主權完整。
◎ 1997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簽訂《俄烏友好條約》，承認克里米亞和烏東四州屬於烏克蘭。
其他還有和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等，算得上是“罄竹難書”。
對中國的危害
沙俄對中國也沒遵守過任何條約。
1689年，與清朝簽訂的第一份《尼布楚條約》，及其後來各項不平等條約，都沒有遵守。為了擴張，所有和中國的條約都是暫時的喘息，養精蓄銳後，就再次挑釁。
1945年8月14日，蘇聯與中華民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沒有遵守。
1950年2月14日，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條約》也沒有遵守，1960年7月蘇聯在一個月內，撤走在華的全部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中蘇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三百多個專家合同，廢除二百多項科技合作項目。並於1969年，在珍寶島挑起戰爭。
1991年，俄羅斯承認該島歸屬中國。2005年4月27日，中國全國人大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2005年5月20日，俄羅斯國家杜馬表決批準該協議。根據該協議，珍寶島是中國的領土。目前島上環島公路兩旁的樹叢下還埋著當年雙方布下的2000多枚反坦克地雷。
不僅對國際條約不遵守，就是自己皇帝倡議的海牙公約也一樣當廢紙一張。
早在1990年，著名女權運動家海爾克·桑德與芭芭拉·波爾合作編寫並導演的電影《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Vergewaltigungen，Kinder（解放者與被解放者 — — 強姦、兒童、戰爭）》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和激烈的討論。桑德採訪了很多經受了戰爭創傷的婦女，讓她們在攝像前講述自己遭受蘇聯紅軍輪姦的經历。作者在同名的書中寫道：“1945年，當45萬紅軍攻打柏林時，城里有140萬姑娘和婦女。1945年初夏到秋天，這些姑娘和婦女中有11萬人遭到了紅軍士兵的強姦，占總數的7.4%.……這些遭到強姦的、處在生育年齡的姑娘和婦女中，有11000人懷了孕……被強姦的姑娘和婦女的人數與強姦的次數不重合，因為40%的受害者被多次強姦。……历史學家萊西靈估計，在柏林有一萬婦女死亡或者留下了終身的傷殘。”
— — 楊海：蘇聯紅軍二戰後期集體強姦輪姦各國婦女記錄，2018年
同樣，蘇聯紅軍在進駐中國東北後，也大肆掠奪財物，強姦婦女。
蘇軍在東北期間以“戰利品”為名義大肆劫掠東北的戰略物資等。蘇軍進入東北之後，相當一部分官兵就表現出嚴重的放縱行為。他們不僅對戰敗的日本人進行搶掠施暴，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也經常騷擾。搶東西、強姦婦女兩項，讓東北群眾十分恐慌。“老毛子”四處強暴婦女的行為至今還讓一些老東北人記憶猶新。
當了十四年亡國奴的東北人民見到的“解放者”們，卻是這樣一副形象：蘇軍的散兵游勇們白天就在街上亂竄，有的到處找酒喝，有的偷倉庫的東西，成袋的在街上拍賣，晚上喝的醉醺醺，闖街鑽巷找“瑪達姆”，嚇得老百姓關門閉戶，都盼著他們早點走。
特別是在東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蘇軍士兵攔路搶劫行人和追逐婦女，有時還持槍闖入民宅。結果使中國女人晚間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則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許多喝得醉醺醺的蘇軍官兵又到處倒臥路旁，令人觀之側目。……
1945年12月，甚至發生了中共重要軍事將領、當時被中共中央委任為松江軍區副司令員的盧冬生在哈爾濱被蘇聯士兵搶劫時打死的事件。盧冬生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紅軍時代就在紅二軍團任師長。抗日戰爭開始時，他又是著名的八路軍三五八旅的旅長。不久他又同劉亞樓（新中國成立後長期任空軍司令員）等一起赴蘇聯學習，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只以幾票之差未被選上中央委員。蘇聯出兵東北時，他又作為蘇軍少校回到了東北。回國後盧冬生很快同出關的八路軍接上聯系，並被中央委任為松江軍區副司令員。12月14日晚，盧冬生乘馬車外出，由於沒有穿蘇軍軍裝，遭遇一名蘇聯士兵持槍攔車搶劫。留學過蘇聯的盧冬生立即以熟練的俄語質問該士兵是哪個部隊的，該士兵害怕被告發而將他殺害。但後來大陸出版的紅軍將領傳記中，對盧冬生的介紹是：“1945年9月回國，任松江軍區副司令員。同年12月14日在哈爾濱殉職。
— — 楊海：蘇聯紅軍二戰後期集體強姦輪姦各國婦女記錄，2018年
國際關系的基石是國內法治
1568年-1648年，由於不滿西班牙的重稅，荷蘭於西班牙之間爆發八十年戰爭（The Eighty Years’ War；荷蘭語：Tachtigjarige Oorlog；西班牙語：Guerra de los Ochenta Años），又被稱為荷蘭起義（Dutch Revolt；荷蘭語：Nederlandse Opstand）、法蘭德斯戰爭（西班牙語：Guerra de Flandes），其中於1609年 -1621年之間存在了十二年的和平時期（稱為“十二年休戰”）。八十年戰爭過後尼德蘭七省聯邦共和國獨立，成為“荷蘭共和國”，因此八十年戰爭也被認為是荷蘭獨立戰爭。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戰爭就是一場燒錢大戰，西班牙不僅強大，而且富有。戰爭初期，歐洲的貴族商人願意低息貸給西班牙王室錢財。但是西班牙國王舍不得財寶，到期賴賬不還。而荷蘭採用議會共和制，只要議會通過的借錢法案，都如期歸還。戰爭的天枰開始向荷蘭傾斜。歐洲的有錢人開始將錢貸給可靠的荷蘭。當時歐洲人都知道，貸給西班牙國王的錢，輸了不還，贏了也不一定還，但是貸給荷蘭是“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當時的荷蘭，不僅議會守信，其司法系統也相對獨立，可以更好的保護私有產權。
Capture of Brielle in 1572 by Anthonie Waldorp (1862)
最終，陷入財政危機的西班牙和荷蘭談判，承認了荷蘭獨立。最終哈布斯堡尼德蘭（荷蘭語：Habsburgse Nederlanden，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神聖羅馬帝國和低地國家組成的一個採邑制共主邦聯，之後成為西班牙帝國下的西屬尼德蘭）永久性分裂為兩部分：共和國的領土大致對應現今的荷蘭，西班牙荷蘭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比利時，盧森堡和北加來海峽。在海外，荷蘭共和國通過其兩家特許公司的中介機構獲得了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和荷蘭西印度公司的重要殖民地財產。和平解決方案正式將荷蘭共和國與神聖羅馬帝國分開。在沖突過程中，由於其財政軍事創新，荷蘭共和國成為大國，而西班牙帝國則失去了歐洲的霸權地位。
The Low Countries in 1621–1628。黃色：Dutch Republic；橙色：Dutch conquests ；綠色：Spanish Netherlands ；深綠：Spanish conquests；粉色： Prince-Bishopric of Liège
癌癥國家也一樣，它通過不斷侵蝕正常國家，獲取非常規收益，破壞整個國際體系，造成國際秩序失敗。面對癌癥國家，正常國家採用的接觸融合戰略，已經被證明失敗。一個在國內不守法的國家，也無法在國際上守法。
伊曼努爾·康德（德語：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為啓蒙時代著名德意志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他在1795年寫下的論文《論永久和平》中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概念，當時他將立憲共和國作為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之一。康德主張，除非是出於防衛，大多數人永遠不會在投票中支持發起戰爭。因此，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共和國，基於先行的侵犯永遠不會產生，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了。
康德之後，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年2月9日 -1809年6月8日。英裔美國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動家、理論家、革命家、激進民主主義者）於1776年在《常識》（Common Sense）中寫道 “歐洲的共和國都是（我們可以說永遠是）和平的”。潘恩認為，在非共和制國家，國王會因驕傲而開戰。
亞历克西-夏爾-亨利·克萊雷爾（法語：Alexis-Henri-Charles Clérel, comte de Tocqueville；通稱亞历克西·德·托克維爾，法語：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法國思想家、政治學家、历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家，法蘭西學術院院士）在《美國的民主，1835–1840》（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1840）中也認為，民主國家不太可能發動戰爭。
犯罪學家迪安·巴布斯特（Dean Babst）是第一個對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進行統計研究的人。他的學術論文於1964年發表在《威斯康星社會學家》上。
依據政體研究計畫提供的資料，上圖綠色曲線代表了從1800年-2003年間民主程度8分以上的國家的數量。在Wayman(2002)列出的MID沖突列表中，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是兩個民主程度8分的國家之間發生。
[I]f the consent of the citizen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decide that war should be declared (and in this constitution it cannot but be the case), nothing is more natural than that they would be very cautious in commencing such a poor game, decreeing for themselves all the calamities of war. Among the latter would be: having to fight, having to pay the costs of war from their own resources, having painfully to repair the devastation war leaves behind, and, to fill up the measure of evils, load themselves with a heavy national debt that would embitter peace itself and that can never be liquidated on account of constant wars in the future.
[如果決定宣戰需要徵得公民的同意（在這部憲法中不能不說是這樣），那麼最自然的就是他們在開始這樣一場可憐的游戲時非常謹慎，為自己規定所有的戰爭災難。後者包括：不得不打仗，不得不用自己的資源支付戰爭費用，不得不痛苦地修複戰爭留下的破壞，而且，為了填平罪惡，他們還要背上沉重的國債，這將使和平本身受到損害，而且由於今後不斷發生戰爭，永遠無法清償。
— — 康德，1795年
在俄烏戰爭後，不論如何構建新的國家秩序，有一個必須被明確的議題，就是必須由正常國家制定新的國際秩序，同時一致採取有效的隔離或者切除癌細胞的戰略，將癌癥國家封閉在國境線之內。今後，所有癌癥國家，必須由它的人民自己切除癌細胞後，才有權加入這個新的國際秩序。 — — 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正常國家之間，永久性的消滅戰爭。
但是這也提出了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如果癌癥國家發生了大規糢的人道主義災難，甚至向世界輸出難民或者瘟疫時，正常國家聯盟應該如何應對？即使沒有這樣，正常國家是否面對癌癥國家內部的人民災難視而不見嗎？
旭，202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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