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郭琇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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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琇琮,影像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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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件潔白的襯衣。我要讓鮮血流在潔白的襯衣上。」——郭琇琮

郭琇琮出生於1918年的士林郭家,父親郭坤木在日治時期擔任彰化銀行板橋支店長、監察役,而後因應皇民化政策,將自己及家人的名字都改為日本名,然而在這樣家庭環境長大的郭琇琮卻在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期間加入抗日組織,於1944年被逮捕,在獄中遭到毒打,後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五弟郭琇琳回憶:

「因為皇民化的關係,基本上,二哥和我都算是吃日本人奶水長大的。像二哥還會抗日,我也覺得奇怪。我知道,他具有民族性,性格也很勇敢。他常常帶著我一起練腕力,幾乎是每天練;我以為,他練腕力只是為了要和日本人打架用的。就在他被捕前,有一天,他穿著被撕破又沾了血的襯衫回家,我問他怎麼回事?他笑了笑,騙我說是在圓山山上,被四、五個日本人圍攻,但沒有受傷。可是,過沒幾天,日本憲兵就來家裡抓他,我才知道他其實是在從事抗日活動......。」

戰後,郭琇琮因為過去的抗日經歷而聲名大噪,成為臺灣學生間的領袖人物,並起身參加「臺灣學生聯盟」的籌組工作。1946年4月底,霍亂從中國入侵臺灣,此時臺大醫學院畢業的郭琇琮毅然決定到衛生局防疫科參與防疫工作,並帶領防疫工作隊在各地巡迴注射疫苗。當時霍亂在臺灣南部地區疫情最為嚴重,根據報載,從5月到8月21日止,臺南共有756人染患霍亂,398人死亡,死亡率高達52.64%。

當郭琇琮與防疫工作隊抵達臺南時,發現臺南工學院學生見地方政府防疫工作怠惰,已自行組織進行疫調的戶口清查工作,同時也向民眾勸導要注意飲食衛生安全;更有一次,防疫工作隊與一群女學生、護士、警察搭車到偏鄉要進行疫苗注射工作時,正好碰上傾盆大雨,郭琇琮親眼目睹那些警察以下雨為由,拒絕下車值勤,而沒有帶雨具的女學生與護士卻默默走下車,冒雨為民眾注射疫苗,而她們的背影也讓郭琇琮深受感動,並斷言:「如果沒有學生的協助就無法撲滅這次的霍亂。」

為了阻止霍亂疫情擴散,郭琇琮經常在報上撰寫文章呼籲民眾要注意公共衛生、接受疫苗注射,因此引起林雪嬌的注意,於是向在衛生局工作的同學張月鳳探聽郭琇琮,然而林雪嬌接著卻向張月鳳批評他:「我覺得這個人滿有英雄主義的作風!還有,我不太滿意他寫的論調;因為他都沒有關心婦女問題,沒有談到婦女。我想,這個人大概還是希望能夠支配女孩子的封建男人吧!」

張月鳳把林雪嬌的批評轉述給郭琇琮,郭琇琮聽後也不生氣,要張月鳳安排自己與林雪嬌見面,兩人針對霍亂、公共衛生以及性別平權議題爭論,最後郭琇琮要林雪嬌與自己到藝旦間,林雪嬌看到郭琇琮為染患梅毒的年輕性工作者注藥,這才相信郭琇琮是真心關心弱勢女性族群的處境;郭琇琮告訴林雪嬌:「我的想法是,只有社會得到改造,婦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等地位。妳願意跟我一起工作嗎?」林雪嬌答應郭琇琮的邀約,兩人也開始交往、約會。

林雪嬌:

「認識郭琇琮以後,有機會去他家,在會客廳聽音樂、聊天。聊著聊著,他卻批評我說:『妳喜歡打扮、愛漂亮,又有小姐脾氣;我覺得妳有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我聽了當然不高興,隨即反擊他說:『你自己也一樣!你喜歡騎馬、聽古典音樂,還有彈鋼琴;這些嗜好不也是小資產階級的趣味嗎?』『沒錯!我們的出身都一樣。』他沒有因為這樣而生氣,反而笑著說:『可是,我跟妳有一點不一樣哦!妳聽聽看。』然後,他就一邊彈奏蕭邦的〈革命進行曲〉給我聽,一邊解釋說:『我跟妳不一樣,就是我愛自己的祖國!妳卻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感情。』」

除了在報紙上撰文宣導公共衛生外,郭琇琮也經常在文中批判政府防疫失能,讓郭坤木大為不滿:「我怎麼也搞不懂,我們家有錢,有地位,活得好好的!怎麼就會生出你這個老是反政府的兒子?」郭琇琮聽後也向父親反擊:「我們郭家,本來就具有反抗惡政的優良家風。但是,您卻保守、馴服,只顧慮到自己身家的安危與榮華富貴,卻全然看不到人民被強權欺壓的痛苦!」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郭琇琮蒙面並化名為「林逸俊」,主導學生的武裝組織行動,最後因為種種因素未能成事,然而也因此故未被通緝,事件後郭琇琮避至三重埔,返回家中時父親已病危,於5月6日撒手人寰,而郭琇琮與林雪嬌則因民間習俗在郭坤木百日內完婚。

林雪嬌:

「記得,剛嫁到郭家的時候,我母親擔心我不能適應大家庭的生活,於是讓一個丫鬟陪嫁。可他卻語帶諷刺地勸我,封建時代的小姐才要奴婢伺候,妳有手有腳,帶個丫鬟過來要做什麼?」

「婚後的那段日子,他常常帶著我往臺北市一些破落、陰暗的地區跑;為了要做大稻埕九間仔街江山樓一帶的社會調查,我們幾乎天天跑這個古老的綠燈後街。也許怕人家說話吧!他要我換下小姐太太的裝扮,陪他去那種地方。我們就在那裡的小吃攤上與那些女孩聊天。長期下來,他完成了江山樓一帶的社會調查報告書,對那些淪落女孩的家庭背景、身心健康狀況,做了細密的分析報告。」

老臺共廖瑞發透過長期側面觀察,最後決定將郭琇琮吸收加入地下黨,郭琇琮後又吸收醫師許強、吳思漢及林雪嬌入黨,並於1947年10月間任「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委員,隔年赴往香港參加幹部會議。在「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書記被保安司令部逮捕後,郭琇琮接任書記,直接領導臺灣大學附屬醫院支部暨所屬各支部。1949年10月,郭琇琮將臺灣地圖及黨員工作報告書交予林秋興欲送往香港,然而林秋興在基隆即被逮捕。

林雪嬌:

「十月中旬,有天晚上,三更半夜,警察和特務來家裡抓我們,外面也有好多憲兵包圍著。我立刻把孩子背起來,跟隨郭琇琮,躲到母親的房間。我們娘家是日式房子,差不多五百多坪大,母親的房間位於中間,離大廳有段距離。我母親隨手拿了一些錢和金戒指給我,要我跟郭琇琮馬上逃走。『不行啊!』我放心不下孩子,不想走。我的囝仔這麼細漢,還未斷奶哩!我怎麼可以走?我母親堅決地說:『妳丈夫既然敢做,妳做查某人的,就要勇敢承擔!人家謝雪紅都敢做,妳怎麼不敢做?囝仔妳給我放著,我會給妳飼,妳緊走!不然,妳若被抓去,琇琮也會被抓到;到時,看妳怎麼辦?』」

「她一邊講,一邊就把正在熟睡中的嬰孩從我手上抱過去,把伊背起來,同時把錢和金戒指硬塞在我的口袋裡。這時候,一直站在一旁沒說話的父親就小聲地跟我弟弟說:『你出去應付一下,說他們回去士林了,不在家;如果他們說,沒回士林,就說去臺中了......。』然後,他又對我們夫妻說:『趕緊!跟我來。』我跟郭琇琮於是跟在父親後頭,穿越一排倉庫改建的房間,走到家裡的後花園,然後從花園裡的秘密通道逃了出去。連夜離開臺北。」

郭琇琮與林雪嬌後來逃至宜蘭、羅東一帶,建立「蘭陽地區工作委員會」,此時郭琇琮除了地下黨的組織工作外,也幫在地的原住民族看病,1950年4月又轉移至嘉義,以雜貨商為掩護,最後兩人一起被捕。林雪嬌:「我們是五月二號在嘉義被逮捕的。從蘭陽到嘉義的路上,我總是感覺到列車上有很多特務;可是郭琇琮都說我神經質。那天早上,我買菜回來,又跟郭琇琮說,好像有特務在跟蹤我!可他還是認為我太神經質了。結果,那天深夜熄燈之後,特務就來抓我們了。因為那個房子沒有退路,我們也只能束手就擒了。」

當時有不少地下黨員、關係者因為蔡孝乾的因素遭到逮捕、誘降,許多黨員對蔡孝乾恨之入骨,但郭琇琮卻從未埋怨。同案涉案人蘇友鵬:「他一直不曾流露出對老蔡的一絲怨恨。郭大哥不但不咒罵老蔡,有一次還跟我說,他這一生,在做人、處事上,最欽佩的人,便是老蔡了。然而,郭大哥眼看著老蔡每次出去受審,回來沒幾天,就會送進來一批同志,也開始有點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老蔡再度被提出外受審,經過我們牢房時,郭大哥才走向前說:『蔡大哥,不要再說了,不要再擴大下去了......。』」

在判決書中記載,郭琇琮、吳思漢、謝泳鏡、鄧火生、王耀勳、朱耀𡶐、許強、高添丁、張國雄、盧志彬共同意圖破壞國體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着手實行,各處死刑;劉永福、蘇炳、李東益共同為叛徒購辦軍械未遂,各處死刑;謝桂林連續為叛徒供給金錢,處死刑。十四人於1950年11月28日清晨六點由憲兵第四團押赴馬場町刑場槍決,而這天正好也是郭琇琮的生日。

徵引書目
1.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郭琇琮等案〉。
2. 《民報》,臺北,1946年。
3. 臺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東京,湘南堂書店,1986年。
4. 興南新聞社編,《台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東京,湘南堂書店,1986年。
5. 藍博洲,《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新北,印刻文學,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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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又稱虎疫、虎烈刺,是霍亂弧菌導致的急性腸道傳染病,病徵為劇烈嘔吐、腹瀉、脫水、腹部與四肢痙攣,「亞洲型霍亂」的致死率極高,患者可能在病症發作後數小時內即離世。1919年,中國汕頭、福州等地爆發霍亂,不久臺灣也因貿易船隻的來往遭到疫情波及,短短數月內即有2,693人死亡,致死率高達70.2%。並在
1949年3月20日晚上,臺大與臺灣師範學院學生因為單車雙載遭到警察拘捕毆打,引起兩校學生不滿與抗議。隔日早晨,臺大與師院學生發起「反對警察暴行」遊行,要求警察總局道歉、賠償受傷學生、嚴懲施暴警員,並保證類似情事不再發生,終獲警察總局局長簽字同意。3月29日,各地學校學生於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辦青年營火
「戰後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要將日本文化消滅,把當時臺灣有日本色彩的東西通通拿掉,種下中國的東西。在詩的發展上,這一點比較少人考慮到。中國大陸來到臺灣的那些外省詩人,說臺灣沒有文化,沒有文學,紀弦就這樣講。那是因為日據時代臺灣作家拚命創作要留下來的文學資產,都被國民黨消滅掉了,都被封鎖起來了。」
1948年,山東流亡學校師生因共軍進攻,輾轉經青島、上海、杭州、湖南抵達廣州,後在陳情與協調後,超過五千名(有些口述記錄提到七千或八千餘人)山東流亡師生於1949年6月底至7月初,被送往澎湖、馬公島、漁翁島交由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安置。按各校校長在廣州與國防部、教育部、東南長官公署研擬的安置辦法,1
臺灣省立農學院(現中興大學),始於1919年的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1943年獨立遷至臺中南郊,並在戰後改稱「臺灣省立農學院」,俗稱臺中農學院,由東京帝國大學農經科畢業的周進三擔任戰後的首任院長。
黃圳島出生於臺中犁頭店,少年時期曾在昭和齒科醫院擔任助手,1941年受張深鑐醫師的鼓勵前往日本求學,然而不久即因戰爭的影響投入日本海軍的招募,輾轉來到海南島。戰後,日本海軍司令向中國軍交涉:「臺灣籍的軍人、軍屬是戰爭中,日本從臺灣徵召來的,因此日本國有義務把臺灣籍的軍人、軍屬帶回臺灣交給他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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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家與土地就好。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成功,卻造成了二二八的大挫敗。同文同種並不代表不會兵戎相向,民主自由法治才是王道。
隨著臺灣民主奇蹟地越發成熟,歷史的探究挖掘也變得越明朗;就好比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便是旨在還原歷史真相、平復司法不公、開放歷史檔案以及追究不當黨產等問題;或許在許多人眼裡,促轉會或者像共生音樂節這樣公開談論白色恐怖的作為好像很沒必要、認為過去的東西就是過去了,有什麼好談的? 但其實,它確實該談。
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創作時雖不以台灣故事為出發點,然而歌詞中沉默的人、突然消失的摯愛、開不完的槍都與白色恐怖有所呼應。這首歌以間接的方式批判極權統治,歌曲中對神明的憤怒、不滿,其實吼向的是白色恐怖對人的迫害。這與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的〈平安戲〉相像,批評客家人是漠視現實的旁觀者時,隱晦批判了政府
原來,國民黨青年的「探尋不同視角」,始終仍是被統治者要去理解統治者的苦衷,是沒有權力的被害者要反省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不是有權力的加害者要檢討跟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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