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很好。」
在電影片頭標題「The Insult」出現前，東尼對著妻子這麼說。其實在此已埋下後續衝突的種子，這份欺瞞是對妻子、對觀眾，也是對東尼自己的，它將漸漸萌芽成憤怒與不甘。
（圖片擷取自網路）
正片前 20 分鐘左右以及片尾的處理，皆選擇呈現了幾處施工中的城市空景，暗示電影欲談論的一大主題是「重建」，而重建本身就血淋淋地直指過去的崩毀與破碎。儘管在這樣狼藉的狀態下，負傷的人民、家與國家，想拼回原先的完整、回歸起初的生活，仍必須拖著遍體鱗傷的軀殼與心靈，經過回望自身以及對話的過程，才得以真正療癒——然拼拼湊湊卻又是另一場艱辛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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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極大的篇幅在於法庭上的攻防戲，即兩位男主角「爬梳過去與對話」的過程，隨著對簿公堂的進行，這場對話漸漸從兩人的範疇擴大為兩個「族群」。葉瑟本想硬著頭皮向東尼道歉，但在抵達修車廠時，卻恰巧撞見東尼在觀看發表仇視巴基斯坦人言論的政治節目，爾後東尼甚至氣沖沖地向他道出「夏隆（前以色列國防部長）真該把你們（巴基斯坦人）殺光！」有著巴基斯坦難民身份的葉瑟是黎巴嫩內戰的受害者，這是一場於 1975 至 1990 年橫跨 15 年的全面內戰，此言論當然使他怒不可遏，長期無歸無屬的悲慘身世又被加以蹂躪，最後他將國仇家恨集於一拳，一氣之下揍了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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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在開場戲看見於基督黨（應劇情編造的黨派，暗指黎巴嫩「長槍黨」）政治造勢場合表現地忠心耿耿的東尼，他對此的狂熱與「虔誠」也其來有自。在劇情中段，我們才知道原來東尼的家鄉達穆爾鎮（Damour）曾在 1976 年 1 月時發生大屠殺，這場襲擊則是巴基斯坦民兵為了報復先前基督教民兵對他們的屠殺而起。事發當年東尼僅 6 歲，是少數的倖存者，沿著鐵軌奔逃的恐懼，是身後已然橫屍遍野，但也看不清眼前可安頓之所在何方，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許停下，逃難成了他永恆的夢靨。像東尼這樣年幼時就生命、生活遭逢劇變的傷者，將黨派姿態轉印成個人信仰的作為，是在無法選擇戰爭與否的無奈命運之下，用以弭平心中仇恨的嗎啡，無論參與的政治黨派立場多強硬、多激進，至多也只足夠麻痹，無法根除過去的所有不堪。
起初在法庭上，葉瑟隱瞞東尼在爭端中的關鍵發言，想要息事寧人、直接認罪；同樣的，東尼也不願討論，甚或深思他想要的那句道歉，究竟是因葉瑟擅自修理他的排水管、是葉瑟對他的謾罵，還是只因他的巴基斯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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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展開與轉折走向攀附在對人性的理解上。東尼與葉瑟在對質中的語塞其實是他們共通的語言——他們都是無情戰爭的受難者——面對複雜的歷史傷痕，就如同電影中所說的那句「戰爭早在 1990 年就結束了，但在人們心中的戰爭卻還在進行」。背負著沉重過去的兩人，甚至還有其代表的族群，並非不願在戰後了結創傷，憤慨遲遲未能平息是因療傷的長路漫漫，攜著國族的原罪繼續苟活像是一種用畏懼支撐的恐怖平衡，所以情緒絕對是容易被挑起的。
在虛構的電影中，這易晃的天秤成了絕佳的舞台。東尼衝動易怒的性格、葉瑟因創傷導致的敏感，繼而藏不住的怒火也是人之常情，這微不足道的爭執卻成了和解的契機。本片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爭端推展至黎巴嫩一帶中東國家的糾結歷史，即使對這段歷史不熟悉、甚至完全不理解的多數觀眾，也可以透過審判中一來一回的論辯感受兩人所承擔的重量絕不僅僅是言語侮辱所能及。或許我們甚至能把理解這場對話的範疇從兩個人、兩種族群，再更擴大並簡化至人類與人類之間——仇恨、戰爭，終究由人而生，而人之所需的不就是歸屬感、一種相互理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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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起審判事件延燒至全國後，法庭外隨之起舞的廣大民眾也共燃起不小的怒火，這部分劇情呈現不單是想描繪基督黨與巴基斯坦人之間的積怨有多深，而是作為法庭內「人與人之間得以因相互理解而和解」的反面教材。它為我們演示了東尼與葉瑟之所以會被聚集在此，需暫留在這歷史的節點上揭開瘡疤的緣由，正是因為這些憤怒是如此輕易地被堆積。義憤填膺的群眾展示了慘絕人寰的戰爭逐漸被搭建起來的進程，編導透過事件推進自然而然地把觀眾帶來這裡，並將警惕的訊息巧妙嵌入——民生日常的小摩擦與社會、政治間的鴻溝其實息息相關，它是雙向、有足夠力量相互影響的。
最終東尼仍沒有得到他期盼的那句道歉，換得的是一個眼神的理解。願重回家鄉達穆爾並非是傷痛被撫平的象徵，而是放下了仇恨有其容身之處的荒唐期望。能夠再次提起勇氣躺臥在家園的大地，讓身子沾染泥土的氣息，沐浴在陽光下的他，想必是充滿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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