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限定釀影評|楊德昌的文藝新浪潮:《海灘的一天》的服裝和女性主體的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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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影評|楊德昌的文藝新浪潮:《海灘的一天》的服裝和女性主體的交織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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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電影中的西式時裝,時常呈現出西方文化嫁接到台灣時,對在地社會的衝擊和矛盾。而《海灘的一天》裡,楊德昌藉由人物的服裝造型,反映出近代台灣眾生由黨政軍體制過渡到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擺脫不去的徬徨無依,進而解構了人的主體性。

在此,現代化的服裝不只呈現都市人的精神麻痺,還(矛盾地)具有浪漫化的洗滌作用,細膩地紀錄了一個女性的成長,甚至和瓊瑤言情故事、莎士比亞戲劇產生對話。

以下,筆者將從都市解構、後瓊瑤愛情、奧菲莉亞現代化等三個角度,逐一解釋如何以服裝造型為媒介,重新理解《海灘的一天》的女性生命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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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時尚,與女性身體的解構

電影《青梅竹馬》中有一段存在主義式的感懷獨白:「你看這些房子,我越來越分不出它們。是我設計的、不是我設計的,看起來都一樣。有我、沒有我,好像越來越不重要了。」楊德昌在電影中,始終以四四方方、外表無異的建築和空間格局,重複著同樣的母題──「一個破碎的城市、一段破碎的關係」(註1)

《海灘的一天》聚焦在七、八〇年代經濟起飛、快速步向現代化的台北,許多投入商界的年輕人憑藉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快速累積財富,躋身中產階級,過上比上一代中產階級(軍公教)還優渥的生活。國際化、商業化使得整座城市換上了摩登新氣象,沖淡了高壓威權時代的傷痕,然而這些生活西化的新世代男女,是否真的完全拋下過去的陰霾,迎向光明的未來?

答案是否定的。楊德昌對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始終抱持悲觀的態度。

女性時尚在《海灘的一天》裡,不單純是女性成長的視覺媒介,同時也是具有摧毀力量的資本主義怪獸,消弭了體系中個體的獨特性。楊德昌應用當代時尚,無聲瓦解了女主角佳莉在精神和身體上的平衡,以及脆弱的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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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佳莉慣常穿著的白色裙裝,是她過去恬靜生活的象徵和延續。然而,當白衣遇上資本主義築起的水泥迷宮,純淨的白也產生了裂變。

以佳莉和大學同窗欣欣在超市中相遇一段,楊德昌用遠近二種鏡頭玩了一場視覺的幻術:遠距離看來,二人恰巧穿上輪廓相似的及膝裙裝和白鞋子,行走在冷白的超市空間裡,結果隨著鏡頭拉近聚焦至二人身上,答案方才揭曉──這是白色和卡其與白條紋相間的身影,在遠距攝影下,看起來卻都是白色的。

導演的影像安排十分有趣。一方面,在佳莉和欣欣的幾段對戲中,導演讓她們穿上設計近似的白色系服裝,表現出角色的相映對照關係,一同交心、療傷。另一方面,高度相似的白色服裝在遠距中,巧妙地讓她們的形象變得模糊,成為二個無甚差別的白點,消弭了她們的獨特個體性。

讓我們回顧一下佳莉婚後的生活點滴:到翻譯社上班、上插花課、購物、做家事、在外遊走,除了為結婚三週年特地穿上的白底紅色碎花洋裝,她身上通常穿著白色、米色或粉調色系的衣服。弔詭的是,這些畫面中的家具器物、室內裝潢、建物表面,多是與她衣著顏色相近的冷白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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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台灣近代時尚史,自七〇年代末開始,由於經濟起飛帶來的全球化,使得這個亞洲島國和歐美時尚市場接軌。許多歐美頂尖品牌開始進駐台灣,而平價和中高價的快時尚成衣店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新興中產階級婦女的購衣首選。

當楊德昌鏡頭下的紅男綠女,穿上標誌著現代化的服裝,個人與外在環境的界域同時被消除殆盡,認不出自我在現實社會中的位置,如一個個等量齊平的資產階級樣板人,在都市叢林中漫無目的地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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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謝釀電影八月號將楊德昌作為主題,整理了許多的資料,但,我想,楊德昌導演不是屬於情懷的,他的現代性不是一種被用來緬懷的現代性,他的現代性是前瞻性的、先驅性的,甚至遠遠地走在了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台灣電影之前。他不是一個適合被當作「已逝的」去認識的導演,而是可以用他的每一部作品,檢視我們所身處的當下。
楊導的作品都以感情生活或圍繞在其周邊的故事開展,但《青梅竹馬》應是與這最貼切的,因為它純然聚焦於一對戀人,卻又不僅止於此。這段愛情尚處於不知前途在何方的迴圈中。阿隆與阿貞在一段沒有愛的關係裡,宛若所有人在一個沒有自我意識、認同與希望的社會裡,面臨的停滯狀態是相同的,是沒辦法、也沒能力真正往前走的。
耳朵捂起來,視覺似乎就敏銳了一點,對群體與身分的印象與直覺再深刻了一點。勞動能不能算一種表演?而表演不就是勞動嗎?我嘗試和這場喜劇較真。陣頭子弟其實出自百工各行,漁工水電廟公廚師老師醫師技師設計師,喜劇的荒謬其實不荒謬,誇張其實不誇張,喜劇是真的──我們是不是就是喜劇本身?陣頭是不是就是喜劇本身?
恐怖片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也在於這個類型往往會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反映出創作當代的集體焦慮。值得注意的是,自《紅衣小女孩》以降的大多數台灣恐怖片,有志一同地將不少劇情元素集中於女性處境上,在反映出台灣社會光景的同時,也讓女性在其中遭逢的困境,就此成為了電影情感的基礎所在。
當《殺人影片》的雅澤克臨刑前希望能見律師一面,雅澤克說:「因為那時被押上車的前一刻,你從樓上呼喊了我的名字,我掉淚了。」我看到這個片段時,胸口緊揪也淚如雨下。我總覺得,奇士勞斯基願望當一個呼喚者、一個守望者,去關照眾生徬徨的生命。我已經足夠喜歡後期法國的奇士勞斯基,但更偏愛前期波蘭的奇士勞斯基。
湯姆對瑪格達的意義,不僅是提供崇拜及欽慕,替她帶來優越感,而「好好地凝視」本身,更蘊含無可名狀的龐然心靈力量──有人比你更在乎你的小事、看見你的需求,知道你何時哭泣、打翻了牛奶、時鐘沒了發條,從日常瑣碎之處展現對你這個人整體,無論好壞、美醜皆視如珍寶的包容與關注──正恰似了愛情。
我很感謝釀電影八月號將楊德昌作為主題,整理了許多的資料,但,我想,楊德昌導演不是屬於情懷的,他的現代性不是一種被用來緬懷的現代性,他的現代性是前瞻性的、先驅性的,甚至遠遠地走在了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台灣電影之前。他不是一個適合被當作「已逝的」去認識的導演,而是可以用他的每一部作品,檢視我們所身處的當下。
楊導的作品都以感情生活或圍繞在其周邊的故事開展,但《青梅竹馬》應是與這最貼切的,因為它純然聚焦於一對戀人,卻又不僅止於此。這段愛情尚處於不知前途在何方的迴圈中。阿隆與阿貞在一段沒有愛的關係裡,宛若所有人在一個沒有自我意識、認同與希望的社會裡,面臨的停滯狀態是相同的,是沒辦法、也沒能力真正往前走的。
耳朵捂起來,視覺似乎就敏銳了一點,對群體與身分的印象與直覺再深刻了一點。勞動能不能算一種表演?而表演不就是勞動嗎?我嘗試和這場喜劇較真。陣頭子弟其實出自百工各行,漁工水電廟公廚師老師醫師技師設計師,喜劇的荒謬其實不荒謬,誇張其實不誇張,喜劇是真的──我們是不是就是喜劇本身?陣頭是不是就是喜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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