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霍妮 - 基本的衝突及三個主要發展方向

Photo by Ben Curry on Unsplash

通常人們估計不足的是衝突在神經症中所起的作用。不過要發現這些衝突並非易事，這一方面是由於它們主要處於無意識中，但更重要的是因為神經症患者往往矢口否認它們的存在，那麼，使我們有理由懷疑存在衝突的跡象是什麼呢？在前面一章裡舉出的例子中，衝突的存在是由兩個都很明顯的因素標誌出來的。一個因素就是最後產生的症狀，第一例裡是倦怠，第二例裡是偷竊。事實是，每一種神經症症狀都表明有衝突存在。就是說，每一症狀都是衝突的直接或間接的產物。我們將逐步看到，未被解決的衝突對人有什麼影響，它是怎樣產生焦慮、壓抑、猶豫、遲鈍、孤立等狀態的。對成因的理解在這兒有助於我們將注意力從表現出的紊亂轉向紊亂的根源，儘管不能揭示根源的確切本質。

另外一個衝突的標誌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例裡我們看到那個人確信事情辦得不對，於他不公，但不表示出異議。在第二例裡，一個極其珍視友誼的人結果偷朋友的錢。患者有時也能意識到自己的這種矛盾表現，但更經常的情況是他看不見這種自相矛盾，而一個毫無經驗的觀察者卻會覺得那是顯而易見的。

自相矛盾是衝突存在的確切標誌，正如體溫升高是機體有病的確切標誌一樣。暫舉幾個常見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個姑娘很想結婚，卻躲避向她求愛的男性；一位溺愛孩子的母親卻常常忘記他們的生日；一個對別人慷慨解囊的人對自己卻連一分一釐也吝嗇得很；一個人渴望孤獨，但從不設法獨處；一個人對別人容忍、原諒，對自己卻苛刻、嚴厲。

與症狀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於我們對衝突的性質做出試探性的分析。比如，深度的抑鬱只暴露出一個事實：病人正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而假如一個看來溺愛孩子的母親忘記了她孩子的生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她更關注的是當一個好母親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我們甚至可以承認這種可能性，即一方面是她當良母的理想，一方面還有無意識的虐待趨勢 —— 給孩子以失望、挫折，這二者正在相衝突。

Photo by Anthony Cantin on Unsplash

有時候，衝突會出現在表面，就是說，被意識體驗到。這似乎會同我前面的斷言（神經症衝突是無意識的）相抵觸。但實際上出現於表面的只是真實衝突的變形或扭曲。這樣，一個人儘管施用有效的慣技 —— 迴避的策略 —— 還是發現他非做出一個重大的選擇不可，這時他就是處在這種有意識的衝突之中。他現在決定不下，該同這位女性結婚還是該同那位結婚，該選擇這項工作還是選擇那項工作，是維持與別人的夥伴關係還是解除與別人的這種關係。於是他經受著巨大的折磨，輾轉於對立的兩方之間，完全不能做出任何抉擇。在苦惱中，他可能求教於精神心理醫生，指望醫生能澄清自己的問題。但他必然會失望，因為眼下的衝突不過是早就在內心裡摩擦著的炸藥的最終爆炸。不沿著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認識深藏在內心的衝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擾他的問題的。

在其他例子中，內心的衝突可能外化而出現在病人有意識的思維裡，體現為他自己與周圍環境的矛盾。或者，當一個人發現那些似乎是毫無根據的恐懼和抑制妨礙著他的意願時，他可能意識到內心的衝突有著更深的根源。

我們對一個人的認識越是充分，我們就越是能夠識別出那些可以對症狀、自相矛盾和表面衝突做出解釋的矛盾因素來。但還得加上一句，這樣的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為矛盾的數量和種類眾多而紛繁。所以，我們自然要問：在所有這些各不相同的衝突下面，是否還掩藏著一個基本的衝突，即一切衝突的根源？我們能否用看待一個矛盾重重的婚姻的方法來看待內心衝突的結構？在那樣的婚姻中，充滿無窮無盡表面看來相互無關的爭吵與不和，涉及親朋、孩子、經濟、一日三餐、用人等等，而所有這些都直接發端於這種關係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

Photo by Tomasz Sroka on Unsplash

我現在著手展開我的觀點。我從神經症患者對他人的矛盾態度中看到了基本的衝突。在詳細討論之前，請回憶一下傑基爾醫生和海德爾先生舉的例子，裡面正有著這一矛盾的生動表現。我們看到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於同情、樂於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魯、自私。當然，我們並不暗示神經症分裂總是遵循這個例子所表現的方式，我僅意在指出，在患者與他人的態度上，往往生動地表現出根本的矛盾性質。

從遺傳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過頭去先討論我稱為「基本焦慮」（①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諾頓，1937年版。—— 原注）的概念。我用這一術語來指患病兒童的這樣一種感覺：孩子感到，在一個潛在的充滿敵意的世界裡，他是孤立無助的。外界環境的各種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產生這種不安全感。這包括：直接或間接的嚴厲管束；冷漠、錯誤的培養方式；對孩子個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點；對孩子的輕蔑；過多的贊揚或毫無贊揚；缺少溫情；父母之間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某一方反對另一方；給孩子委以過重的責任或任其無所事事；過度溺愛和保護；與別的孩子隔絕；對孩子不公正、歧視、言行不一；充滿敵意的氣氛，等等。

我這裡要特別加以強調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圍潛伏著虛偽。他覺得父母的愛、他們的宗教慈善活動、誠實、慷慨等都可能是假裝的。在孩子的所感中，有一部分的確是虛偽的，但其餘的則可能是他在父母的行為中感到了矛盾而產生的反應。不過通常是約束性因素結合在一起。它們或許顯而易見，或許藏而不露，所以心理醫生只能逐漸認識到對孩子成長發生作用的這些影響。

 小孩被這些使他不安的狀況困擾，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尋找應付這帶有威懾性的世界的方法。儘管他勢孤力弱，充滿疑懼，他還是無意識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對付環境中各種發揮作用的力量。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不僅發展了相應的策略，也發展了持久的性格傾向，這些傾向變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這些傾向稱為「神經症趨勢」。

Photo by Zuzana Kacerova on Unsplash

如果我們要想知道衝突是怎樣發展的，我們便不能把注意力只局限在個體的趨勢上，而是對小孩在這些狀況下有可能和實際上發展的主要方向做統觀全局的觀察。雖然我們會暫時看不見細節，我們卻能夠更清楚地觀察到患者為了應付外界環境而採用的主要步驟。起初呈現的情況可能是一片混亂，但到一定時候三個主要發展方向便逐漸變得清晰：小孩可能親近人，或對抗人，或迴避人（a child can move toward people, against them, or away from them）。

小孩親近人時，願意正視自己的無助狀態，雖然他也自我疏遠，心有疑懼，但還是想爭取他人的溫情或依附他人。只有這樣他才感到與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裡的人發生爭執，他就站在最強有力的一邊，通過與強的一方保持一致，獲得一種歸屬感、支撐感，這就使他感到不再像過去那樣軟弱無力，那麼孤立無助。

當他對抗人時，他正視的是周圍的敵意，並認為這種敵意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便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決定反抗。他盲目地懷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圖。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進行反抗。他要成為強者，擊敗別人，不但是為了自衛，也是為了報復。

當他迴避人時，他既不想歸屬，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離。他覺得他與別人的共同點太少，別人不理解他。他樹起一個自己的世界 —— 一個以大自然、玩具、書和夢組成的世界。

在這三種心態的每一種中，基本焦慮所包含的諸因素中有一種是被過分誇大了。首先是無助狀態，其次是敵對情緒，再次是孤立脫群。但事實上，這三種傾向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完全佔據小孩的整個心靈，因為在這些心態得以發展的條件下，三種傾向都必定會出現。我們從統觀中得到的，只是佔優勢的那種傾向。

Photo by Evi T on Unsplash

情況就是如此，如果我們現在進而研究充分發展的神經症，這個事實還會變得更明顯。我們都見過這樣的成人，他們身上突出地表現了前面所述的三種態度中的一種。但我們同時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傾向並沒有停止作用。在一個主要表現為依附和服從的類型裡，我們可以觀察到攻擊傾向和某種超然獨處的需要。一個主要表現為敵視他人的患者，也可以有服從的成分，有獨處的需要。而一個不合群的人格也並非不懷有敵意或不渴求友愛。

然而，佔主導地位的態度，正是主宰實際行為的那種。它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應手用來對付他人的手段。因此，一個自我孤立的人肯定會採用無意識的策略使自己與他人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因為他一旦與他人共處便若有所失，茫然無措。同時，居主導地位的態度常常是（但不總是）為病人的意識最欣然接受的心態。

這並不是說，另外的一些不太顯著的態度就是較弱的。比如常常很難斷定，在一個顯得依附、服從的患者身上，支配他人的願望是否弱於對溫情的需要，他的攻擊衝動只是表現得更間接罷了。被掩蓋的次要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這已經被許多事實證明。在不少例子中，佔主導地位的態度與次要態度交換了位置。我們在兒童中能看到這種換位，而在成人中也不乏其例。英國作家毛姆的小說《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人物斯特雷克蘭德就是典型的例子，女性的病史也常顯示出這種轉變。一個姑娘本來像野小雄心勃勃，桀驁不馴，但在她墜人情網後，可能變成一個柔順軟弱的女性，不再好高鶩遠。或者，在遭逢重大變故或不幸之後，一個孤立脫群者會變成病態的依附他人者。

應補充一句，像這一類的變化，給了我們某些啓示，以回答下述的經常性的問題：成人期的經驗是不是無關宏旨？我們是否自孩童時代起就定了型，永不改變？從衝突的觀點來看神經症的發展，有助於我們做出比通常人們所持有的看法更恰當的解答。比如有如下可能性：如果兒童時代沒有受嚴厲限制，而是任其自然發展那麼，後來的經歷，尤其是青春期的體驗，就能影響人格的成型。然而，假如兒童時代所受的影響很大，足以把孩子塑造成一個死板規矩的類型，後來的新的體驗便不可能將他改變了。這一部分是因為他的僵硬死板不讓他接受新的體驗，比如他的自我孤立可能嚴重到不讓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迫使他成為受人支配的從屬的角色。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總是用舊眼光看新問題，比如，攻擊型的人遇上了別人的友愛，則將這種友愛舉動看成愚笨的表現，或看成想從他這裡撈到好處，新得到的經驗只會加強原來已形成的觀念。當神經症患者改弦更張，表現出態度的變化時，似乎那是由於他進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後所獲得的經驗造成了人格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其實不大。事實上，發生的事情是：內部的和外部的壓力結合起來，迫使他放棄先前佔主導地位的態度而走另一個極端 —— 不過，要不是首先有衝突存在，這種改變是不會發生的。

Photo by Dan Stepinski on Unsplash

從正常的觀點看，三種態度不應該相互排斥。一個人應該是既能屈從於人，也能夠氣勢凌人，還能夠規避他人。三者可以相互補充，和諧統一。如果某一種傾向壓倒其餘，則只表明在一個方向上走過了頭。

但是，在神經症中，有好幾個理由說明何以這些態度不能協調。神經症患者不能靈活應對外界，他別無他法，只有要麼屈從，要麼對抗，要麼逃避，而不管這一行為在具體的情況下是否適當。假如他以別的方式行動，反而會感到驚惶失措。這樣，當三種態度都在他身上強烈表現出來時，他便陷入厲害的衝突裡面。

還有一個因素嚴重地擴大了衝突的範圍，這就是：上述各種態度並不一直局限在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中，而是逐漸蔓延到整個人格，就像惡性腫瘤蔓延到整個機體組織。這些態度最終不僅完全支配著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也控制著他與他自己、與生活本身的關係。如果我們不充分認識到這種支配一切的特性，我們就容易把由此產生的衝突孤立地看成一對對矛盾，諸如愛與恨、屈從與反抗、馴服與支配等。然而這只會使人誤入歧途，其謬誤正如我們想要區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制度時，就只抓住二者在一個問題上的相反特色，比如對宗教與權力的態度的不同，便以為萬事大吉了。不同的態度誠然是區別，但只顧一點不問其餘，那就混淆了這一事實：民主與法西斯是兩種迥然不同的世界，代表兩種完全互不相容的生活哲學。

衝突開始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而最終影響到我們整個的人格，這並非鮮見。人際關係有巨大的決定性，注定會規定我們的品質、為自己所設的目標以及我們崇高的價值。所有這一切又反過來作用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因而它們又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

我的觀點是，產生於相互矛盾的態度的衝突，構成了神經症的核心，因而應被稱為基本的衝突。我再補充一句，我使用「核心」這一詞，不僅是比喻它的重要，還強調它是一個能動中心，神經症從這個中心向四周發射出來。我這一觀點正是有關神經症的新理論的內核，其蘊含將在下面得以披露。廣泛地說，本理論可以看作對我們先前的觀點的擴充，該觀點是：神經症是人際關係紊亂的表現。

Photo by Vladimir Riabinin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