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選擇變性離家,我被媽媽送進精神病院|《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

2023/10/25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

《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

文/艾米‧尼特費爾德(Emi Nietfeld)


到頭來,媽媽不需要我也能製造陳述;那年春天,爸爸告訴我他要改名為「蜜雪兒」。在這番「驚天動地的宣告」過後,媽媽搬了出去,住到她在本地名下那棟雙層公寓的一樓。我則和蜜雪兒生活,於此同時父母開始進行監護權大戰。


「你感覺怎麼樣?」社工問道。這是一間擺滿箱子和公文信封的辦公室,我把雙手壓在臀部下坐著。那些檔案櫃裡想必裝著很多我這種小孩的人生背景,而這些經歷會連同散發著霉味、誘發我過敏的地毯一起,永遠鎖在這沒有窗戶的官僚體系中。


「很好。」我戒備地回答。親權評估員就跟遊戲治療師一樣想從我這裡挖祕密,他們會把我說的話解讀成他們想要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只要講錯一個字,就足以毀掉我的人生。


他們都說我因為父母離異「受創」,但其實大部分是爸爸變性為女人這件事所造成。然而,二〇〇二年那個時候,《歐普拉》(Oprah)脫口秀還不曾有跨性別人士上過節目,因此根本不會有人相信,爸媽分開其實讓我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蜜雪兒開始變性之後,變得比較快樂,也更好相處。後來她改信一位論教派,沒多久我也不信亞伯拉罕諸教的上帝,祂會把女童軍以及她們的同志愛人和墮胎者送進地獄。如果說失去信仰是一種損失,我倒是沒有這種體會。我轉去另一間位在郊區的公立學校念五年級,還在那裡學了打鼓。


「我想和蜜雪兒生活。」我告訴社工和所有聽我講話的人。


她感同身受地點點頭,但隨即提醒我他們不會考量十二歲以下兒童的意願。我才十歲大,所以我的偏好並非重點。這種流程把我惹毛了;倘若我的意願不重要,為何還要問我的感受,彷彿我的想望和情緒狀態是兩碼子事似的?也許社工本身確實在乎,但就這個體系而言,我的意願無關緊要;整個監護權評估過程看起來像笑話一場。不過幾個月的工夫,媽媽已經把一箱又一箱她快速累積的雜物搬進那棟雙層公寓的二樓,那是她專門留著堆東西用的空間。社工來做家訪的時候,我們母女倆就穿著親子毛衣,向他們炫耀我們的縫紉作品。社工覺得我們太可愛了;我沒有想到要找媽媽的碴或叫社工去樓上看看。


我升六年級開學前的那個星期五夜晚,蜜雪兒從家事法庭回到家後,就叫我打包行李。「丹在來的路上。」意思就是:媽媽拿到監護權了。


我必須搬去跟媽媽住,不告而別離開我的同學,轉到別的學校去。蜜雪兒也要搬走,去美國的另一頭生活,她說她已經沒辦法再跟媽媽周旋。那個月我還跟她見過好幾次面,但是某次講完電話之後就再也沒聯繫。我含著眼淚把「遊戲王卡牌」和圖書館的書塞進黑色塑膠袋,就此吻別了噗吉。


媽媽的車在車道上停下,大燈耀武揚威、以勝利之姿閃耀著。



我知道任何明理的父母若是站在我媽媽的立場,只要有辦法的話一定會帶孩子去做治療,但是我很抗拒。去談那些仍在發展中且我無力改變的事情,有什麼好處呢?


搬到媽媽家後過了幾個月,我們母女倆開始去做家庭療程。第一次坐下來諮商時,我才知道他們並沒有要討論我的感覺。「我要收集證據,」媽媽邊打開她的日誌本邊對心理醫生說:「以防『他』跟我爭監護權。」她一如既往,還在用蜜雪兒原本的男性名字來稱呼他。


「叫她『蜜雪兒』!」我氣呼呼地說,非常討厭媽媽和這位心理醫生,討厭他覺得做父母的把孩子拖到他辦公室,大辣辣地要求孩子提供把柄是正常事情的那副態度。


從媽媽的角度來看,我承認她確實拯救了我。沒有蜜雪兒掃我們的興,我們母女倆可以開單趟十小時的車到世上最棒的遊樂園玩,在應該要上學的日子裡玩到深夜,清倉大拍賣時盡情購物直到賣場保全護送我們出去。我們知道怎麼合唱七種語言版本的「生日快樂歌」。在連鎖藥局Walgreens的日光燈燈光下,我們假裝自己正在出演電視實境節目。


媽媽為我做了這麼多,蜜雪兒又遠走他鄉,我卻完全不知感恩。我好想念噗吉。媽媽和我身無分文,沒了奶奶的金援,還背上一身訴訟費和卡債,深陷在這棟充滿垃圾、老鼠亂竄的房子裡。我在轉過去的那間財力不足的明尼亞波利斯公立學校裡沒有惹是生非,卻一直被霸凌。聖經背誦比賽冠軍貧乏的社交技巧,再加上一身驚世駭俗的穿搭,比方說穿上蜜雪兒特別為了我升六年級開學第一天所買的漁網袖上衣和全拉鍊迷你裙,當然很容易成為箭靶。一天算下來我大概會聽到同學罵我妓女或賤人一百次。大人總是跟我說臉皮要厚一點,因為這種事情其實無法可解。


到了我十一歲生日前後,一個八年級生開始在校車上亂摸我,情況雪上加霜。一直到他威脅我又強迫我摸他,我終於忍不住跟媽媽說了。她剛下班回到家,滿臉疲憊。「那個,你有告訴老師嗎?」媽媽問道。我說沒有,她就要我去跟學校老師講;畢竟事發當時她不在現場,她無能為力。後來那年又發生其他事情,不過我已經知道最好別去打擾她。我所有朋友好像都碰過類似的經驗,可是我們沒有可參考的論述,除了在夜闌人靜時私下說說之外,沒有管道可以討論。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因為害怕獨處,就去和其他沒人顧的小孩閒晃。到了晚上我也沒辦法自己睡,便跑去和媽媽擠一張床。


「我想艾米有注意力缺失的問題。」媽媽這樣告訴心理醫生。她說她自己就有注意力缺失症,我哥哥也是,雖然他未經過醫師確診。(媽媽雖然帶他去看過醫生,但是沒有得到醫生的確診。)根據我們家的家族傳言,這便是哥哥沒去念大學,只能去輪班做保全的原因。


媽媽還向醫生出示證據:我頭髮凌亂、顛三倒四的模樣,還有經常遲到的習性。而最具毀滅性的證據就是,我在閱讀時會變得「異常專心」。


我對媽媽大吼,想阻止她把我當作不存在那般的談論我。心理醫生仔細地將媽媽說的話寫下來。他哪有理由不相信她?她是白人又能言善道,有房子、有大學學歷,有我全部的監護權。我只是個孩子,我的埋怨對他來說一文不值。於是我便像小孩那樣,拿起絨毛動物朝心理醫生丟去。媽媽的眉毛在老花眼鏡後面揚起,彷彿在對醫生說:「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後來我又去看診一次,花了一個小時,並做了簡短的問卷,便被轉介給一位小兒科醫生做藥物治療。



我的病讓媽媽精神振奮。她在政府單位工作,有很棒的福利,雖然她沒有錢讓我去上特教班或請人看著我直到她回家,但她總是有辦法帶我去看醫生。我只要胃痛、頭痛或咳嗽,都會去掛急診。通常一離開家裡,我的症狀便會緩解,但因為我們已經到了急診室,既然沒別的事情可做,就乾脆留下來。我很喜歡待在等候室,那裡乾乾淨淨的,又有一堆好看的雜誌。


雖然我們加保的醫療保險(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會留存電子醫療記錄,媽媽又認識每一位護理師,但好像沒有人注意到我們母女倆幾乎每週都會去急診室,有時候甚至一週去好幾次。這就是媽媽表現愛我的方式:帶我去看醫生,看完後吃薯條當晚餐。我努力把去急診室的夜晚盡量拖得很長,這樣就不必回去那個老鼠尿臊味瀰漫所有房間的家。


媽媽很遺憾諾亞沒有機會治療注意力缺失症。醫生曾要求和我哥哥單獨談話,他問哥哥:「你有注意力不足的問題嗎?」哥哥說沒有。媽媽覺得這就是醫生不適任的證據。「你怎麼會問一個十一歲的小孩有沒有注意力缺失症?他怎麼會知道?」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媽媽並沒有帶哥哥再去看別的醫生。


媽媽顯然對諾亞感到自責。她沒辦法讓蜜雪兒喜歡諾亞,又忙到無法強制兒子做功課,甚至連盯他有沒有去上學都做不到。等諾亞到了十七歲,考慮要不要去讀大學的時候,她忙得焦頭爛額,很難再去哪裡找有關大學學費補助等問題和給予什麼指引。媽媽有太多事情沒辦法為諾亞做,所以會覺得醫生至少可以開個利他能(Ritalin)的處方箋給他吧。


她不會再讓同樣的錯誤發生在我身上。這一次沒有醫生問我有沒有注意力缺失的問題。當我抗議我的成績一直都是,說我在學校之所以不專心,那都是因為老師教的東西我大部分都已經會了時,也沒有人肯聽進去。


小兒科醫生開了專思達(Concerta)給我。情緒失控的時候,醫生又給我贊安諾(Xanax)。我吃了幾個星期的威博雋(Wellbutrin)之後,媽媽又把她剩下的阿德拉(Adderall)給我吃當作試驗。那位負責寫我處方箋的醫生助理,似乎對我這整個用藥歷程沒有覺得任何不妥。後來安非他命成分不但害我神經緊張、流汗不止,甚至還會歇斯底里大叫,助理將這些症狀視為我有憂鬱傾向。


「你們來我住的地方看看。」我乞求那些大人,心裡很篤定只要有人看到我們的居住環境,就會明白我為什麼愈來愈悽慘的原因。


「艾米講得太誇張了,」媽媽說:「她就是被寵壞了。」家庭治療師叫我幫忙打掃,指派我做一些家事。「你可以從洗盤子做起。」


「我們家沒熱水。」我嗆了回去。媽媽坦承不諱。當時正是冬天,我們卻沒辦法洗澡。心理醫生要她解決熱水的問題,但從此沒有再提起這件事。後來那幾年碰到不少專業人士,他們都對我的生活情況心照不宣。有一陣子我突如其來地開始乾咳。「因為我們家太髒了,」我告訴小兒科醫生:「到處都有老鼠跑來跑去。」結果醫生給我開了吸入器。媽媽毫不避諱地推測我之所以偏頭痛是因為霉菌的關係,於是醫生開給我抗癲癇藥。七月的某一天,我走去廚房時踩在一個聖誕裝飾品上面,最後竟然必須動手術把刺進腳底的鑲嵌玻璃碎片取出來。醫生依然不為所動。


沒有人肯把我的話聽進去。沒有人肯相信我。沒有人會來幫我。


「我受夠了,」我對媽媽大吼:「不想再住這裡了。」我只要「歇斯底里」起來,媽媽就會打電話給護理師熱線,請他們讓我冷靜下來。就在我剛滿十三歲的時候,電話那頭有個親切的聲音建議我去庇護所。


「如果你想去被人家猥褻也沒關係,」媽媽說。我聽了有點退縮。「你以為去庇護所會比跟你媽媽住好,那你就錯了。」我們談過太多次這樣的話題:其他像我這樣的女孩不得不和媽媽的男友一起住,結果最後都不可避免地被這些男人強暴。


這一路走來,我學會運用一些新方法來應付這個過程,而這些做法也逐漸佔據我人生的重心,比方說把胃裡的東西嘔吐出來或是用安全別針劃破手臂皮膚之後會讓我平靜下來,又譬如看著自己的體重一直往下掉、離死亡愈來愈近會讓我感到興奮,這些感受開始成了我唯一的出路。


那位護理師給了去庇護所的建議後沒多久,我人生第一次來到了精神病院。我非常喜歡這裡,精神病院乾淨的空氣讓我不再咳嗽,還能奢侈地享受取之不盡的熱水和用托盤送來的三餐。從醫院回到家,我馬上就想回去。醫生開的藥愈來愈重,最後我開始吃抗精神病藥物。媽媽帶我去做辯證行為治療,跟其他青少年一起坐在桌邊大聲唸工作表。影印的紙張上用仿手寫的Comic Sans字體印著「不接受痛苦就會受苦」這句話,字裡行間堅決主張我們之所以悲慘都是出於選擇。大人斷定我們青少年的問題就是情緒控管出狀況,因此我們來這裡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習一些技巧來修正不良行為。精神科醫生灌輸我們全然接納現實的教條,但是這種東西似乎並不符合我的狀況。


我只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人想辦法改變我媽媽。我們在看診時,醫生的助理花了不少時間詢問媽媽的診斷和治療情況。她吃了抗憂鬱藥帕羅西汀(Paxil)幾個星期,但因為不喜歡吃藥後產生的感覺就自行停藥。她已經是成年人,自然不會有人強迫她服藥,但我卻因為未成年就必須聽命行事。


「集中精神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那些精神科醫生總是反覆灌輸我們這個觀念。然而看起來,專心對付可以控制的「人」才更要緊吧。



在初次確診注意力缺失症的兩年半後,也就是我十三歲時,我試圖自殺。這件事導致我必須住院治療,期間主治精神科醫生判定媽媽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媽媽因此違背醫囑,擅自幫我辦出院。她是消費者,有權挑選在女兒的病情上跟她一鼻孔出氣的臨床醫師。誰質疑她,她就讓這些人沒機會照護我。結果等回到家後,我又故態復萌,繼續自殘行為。


不過主治醫生將我的個案上呈到亨內平郡政府,但後續並沒有針對是否有虐待情事進行調查,倒是他們指派了一位社工給我,該社工專門處理已經病到造成自身麻煩的問題青少女。某天下午,這位名叫英格麗的社工就出現在我家前廊。我站到門外招呼她,讓紗門輕輕在身後闔上。


「嗨,艾米,」她雀躍地喊道,好像認識——我似的,又或者只是把其他個案的臉換成我罷了。一頭白色捲髮襯托著她布滿皺紋的臉龐我敢打賭,她歷盡滄桑的皮膚一定是因為摧毀了很多家庭所造成的。「我可以進來嗎?」

那天是平日,媽媽去上班了。我注視著英格麗那輛看起來就像政府派來的福特汽車。


這就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一刻嗎?這些年來我拜託過很多大人來我家看一看,現在終於有人來了,此時此刻就站在我面前,我只要將門打開就行了。


但接下來又如何?英格麗看過我家後會打電話通報,接著兒童保護服務處會來調查。我會坐上她的車,她先載我到某個安置處,再將我帶去某棟房子,裡面有一間擺了幾張上下鋪、專門給女生睡的房間,然後我大概會像媽媽之前警告過的那樣被性騷擾。媽媽的房子應該也會被宣告不能住人,從此她——會變得窮困潦倒,而這一切都會是我的錯。


英格麗不能強行進入我家這一點我很清楚。她讓我自己做選擇;是想洗暖呼呼的澡、穿乾淨的衣服,但每件小事都需要法官同意,亦或是選媽媽和這棟房子,她簽個名就可以給我錢、把我帶離任何地方,然後聽她一直跟別人炫耀我才小四就有「大學程度的閱讀能力」。媽媽有一條規定,那就是不可以讓別人進我們家,特別是政府單位的人。我想如果我真的放人進來的話,她大概永遠都不會原諒我。就算我做了這件事她還是有可能幫我,但我真的不敢肯定她會原諒我。


也或許這就是不曾有人踏入這棟房子的原因:別人若是獲悉真相,就有義務採取行動。他們不想打開一扇再也沒辦法關上的門,尤其是在最終可能會導致我們走向淒涼處境的情況下。


「抱歉,我不能讓別人進來,」我緊握拳頭告訴英格麗,準備好面對棘手的對話。「這是家規。」


「沒關係。」她愉快地回道。我的拳頭握得更緊了。我們坐在發霉的戶外椅上,旁邊擺著一堆潮濕的紙箱。沒有人會設法化解我那股自我保護的反抗心,把我拯救出來。就在此時我領悟到:我搞砸了。



三個月後,我剛過十四歲生日不久就去看了新的精神科醫生,這次要被送去住院,治療我的飲食失調問題。

「聽著,」伍茲醫生實話告訴我:「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讓自己好起來,那麼四到六週後就可以出院。要不然就選擇繼續生病,然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會被鎖在病房裡。」


見過這麼多高高在上的精神科醫生之後,對於伍茲醫生的坦誠我十分感謝,但我還是想爭辯。「我覺得事情不會這樣發展,並不是只要『選擇』好起來就真的會好起來。」


我受夠了大人總以為只要改變態度、用點正能量,再來個深呼吸訓練的養生之道,就能解決我亂七八糟的處境。看起來伍茲醫生也是鼓吹此論調的一份子。


聽了我的話之後,她一副我搞錯重點似地瞪著我。「你大概以為他們不會丟掉鑰匙,永遠把你關起來吧,」她揚起眉毛說道:「一定會的。」


我嘆了一口氣,翻翻白眼。精神病院全都一樣:吃強效藥的孩子逐漸適應藥物,他們在玩古埃及老鼠螺絲(Egyptian Rat Screw)紙牌的時候,研究生工作人員就在一旁監督,確保不會有人失控。過了一陣子,我會覺得這種日子很無聊,醫院又需要病床,於是便造就出小孩來來去去的循環。只是不同的是,這一次我得增重,這真是討厭,但又有什麼差別呢?


看診時間結束,伍茲醫生帶我到門口。她的手擱在門把上,停頓了一會兒。灰白的頭髮落在她臉龐周圍,她開口提點我:「選擇在你。」


《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寶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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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自《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寶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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