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1/07
張登及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英國雪菲爾大學博士候選人
此次美國堅持軍事解決海珊，已是箭在弦上。美方這種單極霸權的片面考慮，引起二戰時期抗蘇盟友的強烈質疑。
現實主義學派預言共同敵人瓦解後，既有同盟結構遲早要消滅，除非能很快找到新的強敵。面對冷戰的結束，國際關係既有典範的喪失，身為「孤獨超強」的美國，內部早有以「中國威脅」為旗號重整盟國團隊的呼聲。
只是每次美中關係出現緊張之際，國際上總是發生更令美國頭痛的事件和難題，使得北京最後都得以「軟著陸」處理。最令人歎為觀止的莫過於此次美國堅持以武力為伊拉克「解除武裝」，現在更不惜將聯合國比喻為軟弱的國際聯盟，準備將這礙眼的包袱丟到一邊。而北京這個曾經大力鼓吹「國家要解放、民族要獨立、人民要革命」，「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第三世界代言人竟然出奇冷靜，與老布希攻伊時期相比，頗有再度結交其子小布希之意。
尤其正當金正日陳兵百萬、連續試射導彈，盧武鉉也心懷二志之 際，北京不大叫「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反而是本該早在布勞福農場暢遊後就退休的老江，穩住「不搞對抗」的大局，暫時讓華府無東顧之憂，稍使小布希值回票價。美英指責巴黎「不可理喻」的同時，萊斯女士稱讚北京是個「負責任的大國」。北京保持被動，還換得小布希、席拉克、施若德、布萊爾先後致電爭取。但在國際各大媒體眼中，中國這個也有否決權的國家好像消失了。真是詭異至極。北京之曖昧甚至軟弱是否暗示什麼交易，還是中共的「獨立自主外交」將轉向親美？對於美國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竭力鞏固單極的霸權秩序，北京能容讓多久？
解釋可分為內政因素與國際考慮兩種，內政因素極大程度地決定國際考量。內政方面主要有二：第一、共黨正進行史無前例的全面接班，外事、國防與對台等工作換班銜接尚未完成。短期內不欲節外生枝。無論是元首兼黨魁的胡錦濤，還是半退休的軍委主席江澤民，都難以在外交上有突破性的創舉。第二、長期而言，中共近年雖成長快速，但內部問題嚴重。其軍事投射與外交影響力也僅止於週邊地區。除了將主要精力放在「穩定發展」外，無暇他顧。
目前北京對美國單邊稱霸的對策有幾種可能：第一，採取外界所稱的「強烈現實主義」對付美國霸權的「攻勢現實主義」。「強烈現實主義」揚棄一切意識形態，唯具體利益是問。眼下既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就幾代人咬牙「韜光養晦」，招商引資，美帝的帳稍後再算不遲。大陸決策圈與學界持這種犬儒心態的人不少。但「強烈現實主義」無法回答到底要「忍」多久的問題。何況美國已不再是中共外資最大來源，也不是最大貿易夥伴，經濟糾紛時有所聞，並非不能忍受與無法化解。倒是如果霸權日興月盛，與中共差距益大，「強烈現實主義」根本不符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教義，更別提在台灣問題上與美交易。
第二，北京打算竭力「加入」主流國際社會。申奧、世博會等的成功已經顯示中國漸漸被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所接納。最近大陸籍法官首度當選海牙國際法院院長也是一例。這將有助於根本消弭中西雙方的歷史性緊張。而美國是主流國際社會的「重中之重」，美國的首肯就是踏入全球化的金鎖鑰。何況民主人權也並非都是西方反華的工具，中共也不再一概將各類維和行動視為「干涉內政」。則配合美國取締海珊何妨？我們姑且稱這種戰略為「負責現實主義」。這類觀念近來在大陸已被廣泛討論。但它不能回答一旦霸權固執文明衝突，堅持共黨仿效海珊「改變體制」，則北京只能淪為「一廂情願」，面子裡子兩失。
第三，北京將不再韜光養晦，對美國稱霸也無法容忍。美國到處推銷 「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禍事早晚得輪到北京。巴格達只是十 字軍東征祭旗的軟柿子罷了。北京正等美國眾叛親離，很快就會乘隙反美，分化美俄、美歐、美韓甚至美日關係，並進而圖我。
其實以上各種解釋都有其道理，每種戰略設想在中南海高層與大陸知識界都有相當的支持者。但顯而易見的是，任何一種戰略都有明顯的缺點和無法回答的問題。鄧小平與江澤民大體採取第一種和第二種觀點的混合，根據情勢而有不同的偏向。但大陸民族主義情緒與所謂「新左派」反美攻伊人士屬第三種觀點；在全球化造成普遍的分配不公氣氛下，此情緒伺機湧爆非不可能，其能量如何尚難估計。
我們對華府攻伊的決策難以置喙，也無直接影響北京的籌碼。但至少可以發現，若中共濫用權力平衡以乘機興事，對我最為不利。而北京若也能深化「改革體制」，一個較為透明穩定的政體，才有更多台灣各界可以參與說服的空間。了解強權們的打算與難題，以理性的原則指導彈性的作為，面對高度不確定的世局，才會有穩健的應對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