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熹宗實錄》看天啟帝前期的治國方式和性格-以聖旨和上諭為中心-3.紅丸案(3)
一、前首輔方從哲否定弒君，左都御史鄒元標聲援孫慎行:
其實在孫慎行上疏的三天後，方從哲就於天啟二年(1622)四月十七日便已上疏辯解，但可能因為牽涉閹黨，而天啟六年編寫的《三朝要典》被定調為為翻案，打擊東林等正人的禁書，因此其中方從哲的奏疏未見於崇禎朝編寫的《明熹宗實錄》，以下補錄於《三朝要典》:
禮部尚書孫慎行有疏論臣，言李可灼進藥皇考，為臣從哲所進，致損聖躬。臣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而明之?皇考即位之後，聖衷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劇增..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官劉一璟、韓爌于內閣，言有紅鉛丸藥可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關係重大，不敢輕聽。..逮皇考疾革..上備述連日病狀為哀傷勞瘁所致，因間聞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可灼奏病原即治方甚悉。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宮外，與群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如是謂可灼為臣所薦、紅丸為臣所進乎?..惟是弒逆二字，古今極惡，神人不容，不惟臣子所不敢為，亦為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縉紳，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奉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
方從哲承認確實有先和其他閣臣見過李可灼，但並不同意進藥，亦未向皇帝引進，是光宗自己派人將李可灼叫來進藥，而且當時在場諸臣也有人贊同進藥，並非只有自己的責任。熹宗顯然同意方從哲所述，安慰他已下達廷議，要求當時在場官員據實奏明。
四月二十七日另一位東林黨人在朝中的領導人，當時任職都察院首長左都御史的鄒元標，為了呼應孫慎行重審紅丸案的主張，亦上〈乞蚤成信史疏〉，此疏《明熹宗實錄》和《兩朝從信錄》刪節較多，可能所根據的邸報原即如此。因此我採用鄒元標自身的奏疏集《鄒忠介公奏疏》的版本:
...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賞。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哲秉相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備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但聞其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盡屬夷人。...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默自檢飭，以鞭頹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罪緘口，勢所未能。君臣大事今日未明，再無有名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亦然剖斷...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臣不知忌諱，非為先帝一人計，為陛下萬壽無疆計也，為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奉聖旨:實錄據實記載，且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勑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本內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屡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知道了。該部知道。
鄒元標的觀點與孫慎行很接近，此疏甚至從未提到崔李二人，完全認為是方從哲在上下其手，並要他為丟失遼東和折損將士負責。通篇未有明確證據提到紅丸案，幾乎一口咬定是方從哲指使兩人，是典型的東林黨人論調。熹宗顯然亦不能認同鄒元標的說法，仍選擇相信舊輔方從哲的清白。只是同時仍須安撫鄒元標和其清議勢力。
二、兵部尚書黃克纘的議揭和隨之而來的攻擊:
廷議間的許多揭文和奏疏《明熹宗實錄》和《兩朝從信錄》並未計載月日，我兼採《三朝要典》的計載。期間方從哲五月再上疏辯解，希望熹宗褫奪其官銜和恩典，以證明清白，但未獲同意。
1.黃克纘的議揭(黃克纘此時職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不管理實際兵部事務)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交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症...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宮門外，有鴻臚寺丞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為可進也。及入宮問安，叩頭畢，先帝言及輔太子、擇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著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即傳取人乳、藥臼和藥以進。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外，至申，復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早，即聞上昇矣!此進藥始末，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者，據實會奏，以釋群疑者也。...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臣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今在朝者，惟冢臣(吏部尚書張問達)與臣二人，無他諉矣!僅具揭以便會奏。
尚書黃克纘在移宮和紅丸兩案中都親身參與會見光宗和熹宗，但此二案其實無關其職掌，克纘仍積極上奏陳述當時情形；相反同樣是當事人的吏部尚書張問達卻無類似的表示。黃克纘說的其實和之前熹宗、方從哲所述差不多，只是補充了一些細節，但都指出進藥是李可灼和光宗的意思，以方從哲為首的內閣都反對輕易進藥；同時不否認李可灼確實負有輕易進藥的責任。
由於攻擊黃克纘的奏疏有數篇，加上還需呈現兩封奏疏，此次廷議才會告一段落，因此留待下一篇文章內容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