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為明朝最後第二位君主，為明光宗泰昌帝(1582-1620)長子，明思宗崇禎帝(1611-1644)長兄。他在傳統正史《明史》敘述中評價極差，這多半是由於黃宗羲及其後學之東林史觀所致，據其所言是宦官弄權最黑暗時期，《明史》稱熹宗為「庸懦」。這是否為事實我尚不敢斷言，但今年開始讀《明熹宗實錄》，起碼讀至天啟三年七月，我並不認為熹宗有如此不堪，甚至在不少方面展現出盡職之形象，肯相信大臣和與外廷溝通，複雜和重要的決斷亦願意接受和尊重部院的意見。儘管《實錄》可能通過史料之揀選有美化先帝之嫌(畢竟是於其弟崇禎朝時編寫)，但我確實認識到了一個不太一樣的天啟帝，因此希望通過接下來的幾篇文章，從職責履行、遼事、奢安之亂和移宮、紅丸兩案中，藉由天啟帝之聖旨和上諭分析，嘗試建構出其治國方式和性格的幾個面向。
1.資料來源及時間下限:
我主要採用的是稻香出版社出版，由林燊祿老師點校的《明熹宗實錄》前六冊，至三十六卷天啟三年(1624)七月的內容，此版優點在於抄錄了《兩朝從信錄》、《國榷》和《熹宗原本本紀》相關記載和奏疏，方便讀者對照《實錄》的刪減內容；不便處在於沒有加上陰曆日期，僅有干支紀年，不便現代人閱讀。
其他主要參考史料為維基文庫《明史》、中華書局出版之劉若愚《酌中志》、李清《三垣筆記》和黃景昉《宦夢錄 館閣舊事》，對照資料包含手上有的天啟朝臣文集，如《徐光啟文集》、《孫承宗集》、鹿善繼《認真草》、張五典《大司馬張海虹先生文集》、張銓《張忠烈公存集》、方孔炤《職方舊草》和《楊嗣昌集》等，與《實錄》相補充和對照。
2.立論前提:
我討論的前提為儘管依照正常程上，聖旨應由內閣票擬，再由天啟帝選擇發出；但天啟朝晚期宦官擅權的記載比比皆是，《酌中志》中甚至有記載天啟帝喜好手工藝，因此太監報告緊要文書時，他便「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聽」事後只說:「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因此天啟後期的聖旨和上諭是否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見頗有疑問。據劉若愚所言，魏忠賢於天啟三年十二月月掌東廠印，才算正式掌握內廷大權，也是我選取時間範圍至天啟三年年中的原因。另一原因是《明熹宗實錄》天啟四年僅餘粱本，記載闕漏甚多。
雖說聖旨和上諭能否代表熹宗本人意思不易界定，但至少是代表其意思的正式官方文書，內容也有不少聖旨和上諭流露出情緒，很明顯是天啟帝本人的口吻，因此我還是依照這些記載作為分析依據。以下先根據皇家職責的履行統計和分析。
二、皇家職責的履行與否:
1.祭祀太廟和郊祀:
明代祭祀典禮繁多，許多皆遣勳臣、禮部官員等代為祭祀，至神宗朝，只有每年四季於太廟舉辦時享祭和南郊之交祀禮通常會由神宗親自參加，萬曆十四年後，甚至連時享祭都遣人代祭。天啟帝任內，除繼位當年內之泰昌元年(1620)冬季時享季遣官代祭外，十餘天後神宗牌位進入，亦遣駙馬代捧神主(此事當然受到嚴官責難)。天啟元年以後的太廟四時祭，熹宗幾乎每次都有親身參與，直到天啟七年年中後健康狀況惡化，才又遣官代祭。
至於郊祀禮更是自萬曆十四年萬曆帝徒步往南郊祭祀後，多年皆未參與。天啟帝採納皇祖即位三年後始行郊禮慣例，於天啟三年十一月一日親自至南郊祭祀天地，事後葉向高等閣臣上疏稱此次郊祀為「數十年之曠典」可見難得。不過之後直至去世，天啟帝仍選擇遣勳臣代為祭祀天地，並未繼續舉辦郊祀禮。
2.經筵和日講:
經筵相對日講較為正式，崇禎時閣臣黃景昉於《館閣舊事》中說參加人員包括大九卿、勳臣、各掌印官和科道官皆要參與，《明史》的<禮志>記載中記載:「春講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講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黃景昉則補充說每月逢二日則講，因此理論上以上六個月每月二日、十二日和二十二日皆應舉行經筵，每年共十八次。但熹宗也僅止於十五次左右，不算勤勞，但相對神宗、穆宗和世宗已經算認真舉行；除了神宗初年特別頻繁舉辦經筵是個例外。
日講的話如黃景昉所述，除每月朔(初一)望(十五)為升殿日，三、六和九日為常朝日，以上日子加上舉行經筵日期之外，皆應舉辦日講。日講參與人員為閣臣和日講官數員即可。日講多半於十月因天冷暫行，正月再行開講。實錄並未記錄每次日講舉行月日，孫承宗(1563-1638)於元年泰昌和天啟元年任日講官，留下的講章有紀錄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進行日講的紀錄，可見天啟即位不久便行日講；孫氏本人在天啟初年日講中的作用似頗重要，為天啟帝較喜愛的講官之一，錢謙益為其撰寫的行狀有不少日講場景的描述，不過非本文重點，於此不贅述。但天啟朝幾乎未見言官勸諫天啟帝參加日講，可見日講應該大致按時舉行。
雖然《酌中志》中記載天啟帝「生性不好靜坐讀書」，對書法似亦於即位初年認真練習，如天啟元年(1621)正月二十六日，大學士劉一燝等上疏:「文書官康寧捧到御字一幅，體勢端嚴，筆法遒勁，誠昔人所稱心正筆正之論。臣等恭視不勝懽服，且雪後嚴寒，已傳免講，而宮中深翰，不輟日程。仰見皇上典學之勤，聖功之密。臣等當傳示中外，尤不勝慶幸。」實錄還記載:「先是春寒輟講，上於煖閣中將閣臣票擬章疏親灑宸翰，批發數通。閣臣見書法日進，競前稱賀。」上(天啟帝)曰:「天寒作字較少，未能工也。俟春和時親筆硯，尚有進益。」可見初年對於功課亦無落下。以上關於參加經筵和日講一事，他已經達到大多明朝先祖的水平，甚至還更勤奮。
3.視朝:
晚明的朝會，從隆慶六年(1572)起定為三、六、九日為常朝，理論上除因重要大臣、勳臣或藩王去而輟朝外，皇上皆應參與。明熹宗上朝相當勤奮，儘管亦做不到每次常朝都參與，但除了有缺的天啟四年部分，光是有紀錄天啟帝視朝的天啟二年(1622)五月開始至天啟七年(1627)五月這四年間，有紀錄的視朝次數高達兩百次，比在位四十八年的萬曆帝只少了七十餘次，可見天啟對於常朝相當重視，只要情況許可都會參與常朝。
以上統計天啟帝履行祭祀、講學和視朝等皇家基本職責時，皆算是已達到歷代先祖平均標準，甚至算是有些勤政了，可見他對於履行職責之重視。接下來的幾篇文章將根據天啟朝的諸多事件，分析明熹宗的治國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