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一般而言是譯者走向作者的工作,是譯者查閱資料,確認書中人事物的工作。大塊新書《色爾瑪》卻反其道而行,是書中人物尋找作者,作者撰述成書之後,又再尋找譯者,書中人物主動向譯者提供協助的故事。我恰巧就是這個故事最末端的譯者。
色爾瑪(Selma Vos)是荷蘭猶太人,僥倖逃過二戰納粹迫害,戰後在劍橋大學結識中國心理學家曹日昌,婚後育有曹增義、曹何麗與一對子女。他們懷抱一個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定居北京,然而夢想在二十年內演變成噩夢,曹家就像萬千中國家庭,因文革而破碎。
增義、何麗兄妹在文革初期失去父母,之後分別插隊到河北和內蒙。他們在 1974 年獲准返回北京,之後歷經波折,終於在 1979 年離開中國,投奔荷蘭的外祖父和三個舅舅。不過他們外祖父纏綿病榻已久,在他們上飛機當日過世,他們抵達荷蘭後的第一件大事,竟然就是參加外祖父的喪禮。
增義、何麗在三個舅舅協助下重拾語言和學業,逐漸擺脫文革陰影,過著與其他歐洲人無異的安穩日子。許多年就這樣過去了,直到某一天他們意識到,當年與他們有相似經歷的人,都沒有撰述記錄的打算,為了不讓這段過去湮沒無聞,他們開始尋找作者,Carolijn Visser 就是他們找到、交託過往的對象。
增義、何麗在 2008 年初見 Carolijn Visser,《Selma》成書出版在 2016 年,並於 2017 年獲得荷蘭 Libris 歷史獎。2020 年,Carolijn 和我共同的朋友 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帶著《Selma》來找我,他說,這本書絕無在中國出版的可能,但作者也好,書中人物(曹家兄妹)也好,都希望見到這本書至少能以中文面世,請我代為嘗試詢問台灣出版社的意願。
我將《Selma》的英文簡介寄給幾個出版界的朋友,但並不抱任何期望。果然,兩年就這樣過去了,直到《上下游》副刊總編輯古碧玲將這本書介紹給大塊出版社。
2022 年底,大塊出版社與荷蘭 Atlas Contact 簽約後,Carolijn 與 Lambert 同來造訪,那是我們初次見面,她送給我一本《Selma》,在封面頁題字「So excited you will take Selma to Taiwan!」。不久後我開始翻譯這本書,增義與何麗從書中走來,出現在我面前,協助我將荷蘭文寫成的文革故事譯成具有足夠時代感的中文。
2023 年 12 月中,我帶著新出版的中文版《色爾瑪》去阿姆斯特丹 Carolijn 家裡,將書分送 Carolijn、Lambert、增義與何麗,並邀請大家在我的書上簽名。喝著慶祝香檳的同時,我們談起下一步的計畫:按照檔案學家的建議,將這些年來增義保存的書信、文件、照片等轉移到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當然,屆時中文版的《色爾瑪》也會收入檔案。這書最末有作者 Carolijn Visser 的謝詞,簡述她撰寫本書的原因,也有我的譯者後記,說明這本書從荷蘭文譯為中文始末,是我們留給未來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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