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歐洲鬼地方》作者莫妮卡．布萊克來臺演講（中） 巫術只是單純的迷信嗎？都什麼年代了竟然還有巫術審判？

距離使用德語的地區最後一次女巫審判和處刑已經過去將近百年，為什麼戰後西德又會出現這樣的巫術審判並鬧上法庭？中世紀的獵巫和這段時期的巫術審判有什麼差別？前一篇提到的神醫和這些巫術指控事件竟然有相同的歷史因素嗎？研究戰後德國的歷史學家莫妮卡．布萊克(Monica Black)教授的新書《歐洲鬼地方》(A Demon-Haunted Land)中文版今年三月在臺灣出版，她近日受邀來臺訪問，本篇為她在中研院兩場演講的第二篇側記。

只有好人才能得救？

葛粉現象揭示隱而未顯的創傷鬱悶，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他們跟隨的奇蹟治癒者所表達的宗教訊息：向善拒惡，而且更重要的是——好人才能得醫治。葛洛寧的語彙和行徑顯出濃厚的基督宗教色彩，然而強調理性論辯的千年宗教，對於善惡的神學討論其實遠為複雜。布萊克就點出，基督宗教神學觀的其中一項重點是墮落／有罪與救贖／寬恕的緊密關聯，人因不完美而墮落，因此需要也能被寬恕、救贖。

然而葛洛寧的信念與教會官方的神學理念相悖，他甚至曾拒絕一位求醫的婦女，並指對方是邪惡之人，將她趕出集會。女子的牧師後來寫信給巴伐利亞信義會(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Bavaria)的議會，表示女子陷入「精神與宗教上的困惑」，認為自己被魔鬼附身。葛洛寧將疾病與罪惡深切連結，並且否定治癒的可能性，可能導致女子在宗教／道德上的自我懷疑與厭棄。為什麼葛洛寧要採取這樣的極端框架？

敢於直言德國迫害猶太人罪行的傳道者蔡司

從另一位同時期的著名傳道人身上或許可以窺見線索，赫爾曼．蔡司(Hermann Zaiss)是從刮鬍刀業務半路出家的傳道者，他在1950年代的佈道中沒有否定治癒的可能性，將之定義為恢復自然和諧。他進而明確指出打破德國和諧的具體罪行，甚至將德國戰死的人數與屠殺猶太人的數字相關聯：

我們的同胞猶太人遭到了鄙視、嘲弄、毆打與搶劫（水晶之夜就是一例），之後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六百萬名猶太人慘遭殺害，而兇手就是我們。

兩相對照或許可以說葛洛寧以一種詭異、隱誨甚至帶給人傷害的方式，指涉蔡司敢於明確碰觸的禁忌話題：有罪的人在我們之中，甚至我們都有罪。布萊克關注到另一個與此相關的顯著現象：巫術指控。最後一件在歐洲德語地區的女巫審判發生在1782年，為了巫術上法庭的詭異程度不亞於拋棄現代醫學奔向神醫的葛粉。藉由布萊克的闡述，我們已大略理解為什麼德國人民更傾向遠離醫生，那麼相互猜疑甚至指控他人運用巫術，背後又有什麼隱情？

以巫術解釋世界秩序

提到巫術和獵巫，一般印象可能是未開化、教會壓迫、仇女等，但德國戰後的案例顯然並非如此，指控者與教會權威未必有關，有時候甚至是會「施術」的人指控他人。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區分，是指控他人者被告上法庭接受審判。因此在講述她找到的案例以前，布萊克先提出對巫術意涵的一種解讀，她介紹了人類學家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對中非阿贊德人(Azande)的研究，對阿贊德人而言巫術無處不在：

花生作物凋萎，是有人下了蠱；在灌木叢中捕不到獵物，是巫師搞的鬼；女人們費盡苦力卻只在水池中撈出了幾條小魚，也是巫術害的；……王者對人民漠不關心，仍是巫術在作祟；……任何時候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且有關其生活中的任何活動的失敗或不幸，也可歸咎於巫術。

雖然布萊克在演講中唸出這段文字引人發笑，但阿贊德人並不是無法認清事實或察覺因果關係，當穀倉倒塌壓死乘涼的人，他們很清楚是白蟻啃咬導致坍塌。然而這未必能解釋為什麼是特定時刻、壓死了特定的人。白蟻作為直接原因，而巫術則是事件的終極原因，對阿贊德人而言巫術是作為一種神義論(theodicy)[1]式的解釋體系，來解釋無法完全以其他知識解答的不幸或變動。這樣的解釋體系當然不只出現在中非，在德國的民俗醫療傳統中，對疾病的解釋也延伸到超自然界，並且經常暗示或歸咎於道德瑕疵。

阿贊德巫醫

疾病也意味著有待解讀的徵兆，人類學家格哈德・威爾克(Gerhard Wilke)觀察到在關係緊密的農村中，疾病經常與道德有關，並且在更宏大的秩序中有特定位置，暗示著人們需要「自律」、「善盡本分」，以維繫群體的恆久發展。而在1930年代的民俗調查中，德國東北部以漢堡、德勒斯登、但澤[2]圍成的三角地帶，有八成的人表示自己所屬的群體有「誦咒」（德文Besprechen）習俗，也就是一種以祈禱和念咒幫助治療的儀式；而在南部和西半部的巴伐利亞[3]、下薩克森、黑森與符騰堡等邦，也都有至少四成以上的人們表示當地流行誦咒習俗。而在戰後被劃分為西德的地區，有九成的人相信施術作法者的存在。

念念有詞的治療者

對旅館主人漢斯與爾娜[4]夫婦來說，家具工人沃爾德瑪．伊柏林（Waldemar Eberling）應該就是這樣的人，他唸著咒語、比劃手勢為他們的女兒祈禱治療後，醫師也查不出病因的身體馬上就好多了。伊柏林還有一些奇特的治療方式，他會把剪刀和蕁麻放在孩子床上、將棉絮和縫衣針塞入鑰匙孔、囑咐女主人觀察孩子們床上的羽毛是否有變成花環或黃冠的形狀，因為那可能表示了疾病的源頭。要是羽毛結成心型就不得了，那代表有人正在施法對他們圖謀不軌，必須趕快燒掉。

不過大多時候伊柏林開出的處方和醫生沒有很大差別，「多喝點酪乳」、「多吃點鯡於」、「你應該戒菸」、「你應該少喝點酒」，或是用藥房買得到的香草粉末燃燒薰香，基本上都是一些幫助身體調理的建議。而且他基本上並不跟他的病人收費[5]，但人們通常會以贈送食物、菸酒作為回報。但他確實有時候會順勢指涉到巫術與陰謀[6]，而其中的一次指控引發了後續的法庭風波，相關訴訟的資料還保存在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的國家檔案館中。或許是因為上訴到最高法院，這是當時的報章雜誌稱數量龐大的巫術指控案件中，唯一能找到有詳細紀錄的。

幾次的暗示與巧合導致了謠言開始散播，受害者是馬森太太和前任村長克勞斯，馬森太太是漢斯夫婦家對面的鄰居，漢斯在聽伊柏林說詛咒化成的惡靈會在夜半徘迴之後看到屋外閃過人影，又在隔天遇到馬森太太時見她面色慘白，因此認定對方就是詛咒自己孩子的女巫。大概有些疑神疑鬼的漢斯，又在某次前村長騎車經過時，誤會了伊柏林和他朋友之間的對話，而也把克勞斯當作伊柏林口中的「邪惡力量」（布萊克反覆提到，伊柏林從未提到巫術、女巫、巫師這些詞彙，但人們都知道他在指什麼，或是會如此理解）[7]。

巧合的是，前村長克勞斯剛好和這個城鎮的黑歷史與政治鬥爭有關。另一位希施太太在伊柏林詢問：「他們家是否有與誰交惡？」時，提到她的公公在納粹時期是村長（克勞斯的前一任），她認為戰後負責去納粹化中的財產重分配的新村長克勞斯對他們家不公，想摧毀他們家。在希施太太看來，克勞斯就是伊柏林所謂的邪惡勢力；然而在警察報告中指出，希施太太的家庭仍是當地最富有的農家，也可以想像他們仍然對村里事務仍有影響力。

伊柏林為兒童治療（翻攝自布萊克教授演講簡報）

抗拒公開化

可憐的馬森太太在得知這些私下傳播的流言蜚語後幾近崩潰，雖然兒子協助報警但喪失行為能力的馬森太太慘到無法做筆錄。在人際關係緊密的社群中，巫術指控具有極大的社會效應，雖然已不再有巫術審判，也不會有人燒死女巫，但是遭受指控者可能被群體排擠、失去工作和原有的關係，乃至需要搬遷等。也因此即使是司法上的受害者，也可能低調避而不談，馬森則是因為財力不足而無法提出指控，但是有點權勢前村長不會放任這些人對他的胡亂抹黑，整件事情因此進入司法程序。

在警方的調查報告中有一點值得注意，人們彷彿在懼怕什麼，而刻意避免談起這些話題，正如涉入其中的人們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巫術」或「巫師」。對於這個事件，警方歸結為只是因為農村迷信，本來就容易出現這種狀況，他們也認為這跟去納粹化或是戰爭的過網沒什麼關連。但布萊克從這些報告中嗅出了不對勁，如同葛洛寧現象，她認為巫術指控有獨特的時代因素。

雖然報紙報導和當時研究的數字莫衷一是，而且媒體可能傾向誇大，但是考慮到案件的影響程度不一，以及指控者與被指控者可能都希望保持低調的狀況下，戰後十年間的巫術指控確實是暴增的（或許每年至少有幾十起到上百起之間）。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擴大了人們對於隱藏惡意的恐懼，而使他們更常相互指控？

[1] 源自基督宗教的哲學／神學術語，探討全善的神創造的世界為何會發生罪惡、不幸的問題，試圖調和二者。更簡單來說就包含了探討為什麼好人會遭遇不幸、我們是否需要行善的問題。

[2] 葛洛寧的家鄉，也曾是納粹重要發跡地。

[3] 葛洛寧發跡地，宗教氛圍濃厚。

[4] 布萊克補充說，根據德國法律在一百年內的法律案件被公開引述時不能將全明暴露出來，伊柏林已可算是公眾人物，因此算是例外。

[5] 也或許是為了規避《民俗治療禁令》。

[6] 布萊克以口語化的口吻重現她的理解，那個情況就像在討論病情和處置對策的過程中，伊柏林可能會提問：你們家有什麼敵人嗎？是否與人交惡？如果對方回答有，那麼他可能就會順勢提出：是有人圖謀不軌、有邪惡力量籠罩。這類暗示性的話語導致了後續的事件。

[7] 布萊克也提到，葛洛寧也會使用類似的暗示性語彙。她也在會後討論中打趣地類比美國在某些議題上的噤聲態度，如果有人問關於種族歧視的問題：你知道誰歧視他人嗎？你對黑人有什麼看法？人們表面上或許會說：「我對此一無所知」，但私底下他們恐怕什麼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