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在今年1月中，經濟學人在緒論最後的一篇文章，是台灣目前還較為陌生，卻發人省思的議題！無條件捐贈(No-strings giving)，我們清楚賺錢有其困難性，但似乎現在獲得捐助也更加困難。
📖導讀與介紹：
遠在鍍金時代，Andrew Carnegie以及 John D. Rockefeller等大型家族就已經擔憂所捐贈之款項被浪費或著濫用，如Carnegie就曾表示：「每捐給慈善機構的1000美元中，就有950美元“花得不明智”」。到了千禧年後，微軟創辦人Bill Gates等新一批企業慈善家設定了複雜的申請程序及獲贈者必須嚴格遵守每年需揭露資訊之規則來制止浪費。於2006年，經濟學人將之定義為慈善資本主義( philanthrocapitalism)。
然而根據近期Forbes報導，美國排名前400名的富豪捐出的財富僅占其財富總和的6%；而根據2022年統計，美國私人基金會的資金總額接近1.2萬億美元，捐助人建議基金（一種慈善家的儲蓄帳戶）的資金總額為2300億美元。
由上述可見，大量資金被指定用於行善，然而這些文書工作顯然阻礙了捐贈進程，也造成了無法使慈善需求者快速取得捐助資金。
幸運的是，從新冠疫情到烏克蘭和以哈戰爭，一系列危機促使捐贈者意識到必須要迅速將資金送到需要幫助的人手中。其中亞馬遜創始人Jeff Bezos的前妻MacKenzie S. Tuttle就是代表人物，其在離婚獲得鉅額財富後，將慈善事業的繁重工作外包給了顧問，簡化了捐贈流程，每年發放數十億美元，而且幾乎不附加任何條件。這種「無條件捐贈」顛覆了巨額捐贈者長期以來的認知。也帶給我們3點啟示：
1.慈善家不必事必躬親，慈善家再也不必辛苦地建立基金會和雇傭員工打理。
2.只要進行了適當的評估調查，慈善家就可以信任受贈方會把錢用在刀刃上。
3.慈善家不必做出所有決定，因為第一線工作者往往對如何解決問題更有發言權。
💡觀點與洞見：
從繁文縟節的捐助程序到無條件捐助此種新慈善商模出現的現象，當然也與全球政經情勢變動脫不了干係。聯合國最新一份研究就指出，全球政經情勢的變化讓貧富不均的問題也更加擴大，預計到2050收入最高的1%人口會持有全球財富的20%。
而美國也有一份鍍金捐贈的報告揭露，62位曾經簽屬由比爾蓋茲及巴菲特發起的「樂施誓約」的億萬富豪，在過去10年根本沒有做到自己宣示要捐出自己財富的一半，反而將資金輸入自己名下的基金會，致自身資產又增加了一倍。
在全球經濟顯露衰退跡象後，很顯然，人們對於超級富豪的慈善事業態度正在轉變。就連台灣的貧富差距都日漸擴大，台灣去年的每年家戶所得差距高達6.15倍，加上連續三年的高通貨膨脹吃掉了薪資成長，台灣人的痛苦指數也再度飆高。
當然，本文在此也並非宣揚「無條件捐贈」應該被推廣，畢竟總會有捐贈者想要親自參與其中。其實富豪們無論使用甚麼方式回饋社會，都僅是其經過考量後認為其採用之方式是最有效的使用自身金錢，進而讓獲贈者改善其生活(對於贈與之資金，獲贈者當然也有權自行配置)。因此，只要付諸慈善行動者，我們都應該給予其點讚！
然而本文進一步想探究的是，「無條件捐贈」與「影響力投資」的共同點與差異。所謂「影響力投資」，被廣泛認可的定義涵蓋三大核心原則：
1. 投資者不僅追求財務收益，同時也期望自己的資金能對全球社會或環境問題帶來正面的改變。
2. 追求的不僅是利潤，還必須有明確的社會或環保目標。
3. 上述改變還需有一套明確的評估標準。
正是這種對財務回報的期待，讓影響力投資與純粹的慈善活動畫了一條界線。
本文認為，從追求社會責任的角度來看，將資金投入社會、環保及健康相關領域，相較於直接進行慈善捐助，無疑能帶來更豐厚的投資回報。即便這些領域的發展速度不及其他商業活動，這樣的投資策略仍舊比單純捐贈更具前瞻性和效益。
而這兩種方式是否同時需要同時併存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兩者本質上提供了不同的途徑來改善人們的生活。根據 IMD 的見解，影響力投資旨在創造明確預定的社會效益，並透過分析方法來衡量其影響。相對地，「無條件捐贈」與注重多年長期戰略的影響力投資不同，其更注重於提供即時救助。換言之，慈善可以被視為對當下情況的直接且情感化反應，通常是短期行動，旨在應對緊迫的危機，亦即無論是透過金錢捐獻還是自願服務，慈善的目標都是立刻伸出援手。
綜上所述，無條件捐贈和影響力投資領域因疫情等全球危機而加速發展，但面對廣泛的世界問題，單靠少數人的努力不足。特別是Z世代，正以全球網絡和對社會經濟成效的關注，成為變革的推動者。其支持具有深遠社會影響的品牌和產品，渴望找到解決當今重大挑戰的方案。預計未來幾年將出現更激進、更包容的慈善和影響力投資方法。
By：陳炳譽
原文出處：“No-strings giving” is transforming philanthr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