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Misérables：Kazimierz的猶太人與Gaza Strip的巴勒斯坦人

Amon Goeth 在1943年奉命到Kraków南部建造Płaszów勞動集中營時，面對一群軍官，說了一段經典的演講。大意是說六百年前 Kazimierz III (1310/1333– 1370) 收容來自歐洲各地的猶太人。他們一無所有地來到Kraków，落腳定居後，從此在商業、科學、教育、藝術各方面都興盛起來。如今那一切將走入歷史，成為六百年後的謠言，而且你們參與其中。

這是他在電影〈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 中的演說，儘管是透過電影的重現，仍令人毛骨悚然。因為事實正如他所說的，歷史真的被徹底改變了。在波蘭境內約有二百七十萬（或有一說是二百八十萬）的猶太人死於二戰期間。在這種殘酷血洗淨化過程後，波蘭成為單一種族的國家，就如同日本一樣。正如 Goeth 一開頭所說的，年輕人會好奇地問起有關今天的事。

1993年〈辛德勒名單〉上演前，猶太人被屠殺的苦難命運，僅能從文字與有限的照片獲知，所以這部電影所呈現的影像在當時確實震撼我的想像力。我在2010年的8月終於踏上了波蘭國土。Kazimierz剛好位在我於Kraków下蹋的飯店附近。它就是如今我們已知的猶太人區，以Kazimierz III 為名。我按圖索驥，逐一探訪猶太人曾經住過的住宅與聚會的會堂。當時走在這個飽受傷痕累累的街巷，頹廢荒蕪之感油然而起。如今它們的主人已不復存在。我不禁揣想，住在這裡的新主人可曾見過原主人的幽靈不時徘徊此地，仍不願離去。猶太會堂正如猶太人的特殊臉部特徵，從它的外觀很容易辦識，而且密度之高，可見當年猶太人之繁盛。

二次大戰後僥倖逃過集中營屠殺的原住民僅存二千人左右，還包含被

Oskar Schindler 營救的人。但之後波蘭被蘇聯佔領又歷經一次反猶整肅，他們多半設法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國。從此猶太人在此地的生活痕跡被根除，拔地而起。直到蘇聯集團瓦解，有資金注入，頹廢已久的猶太會堂才得以機會整修。有些房子被改建成旅店或餐廳，提供猶太人飲食或音樂表演。例如 Helena Rubinstein 的老家 (圖一)，她便是該知名保養化妝品牌的創辦人。

圖一：Helena Rubinstein的老家

早在德國的納粹開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之前，零星「屠殺」或「驅逐出境」對猶太人而言並不是陌生的命運。殘酷的是，兩千年來的顛沛流離成了無法擺脫的宿命。當時多半未即時逃亡的人，不是警覺心不足，就是不知還能逃到那裡。他們的工作、家人或財產都早已深根於這片說德文的土地。尤其很多的猶太人早已改信，與一般基督徒的生活無異，完全與日爾曼人同化，根本從未想過猶太人的文化或宗教與他們何干。

奧地利最富有之一的 Wittgenstein 一家就是個明顯例子之一。大家長Karl是工業鉅富，雖然告誡子女不要與其他猶太人往來，甚至通婚。但幼女Margaret還是嫁給了美國的猶太人。她的父母在她婚前曾委託畫家Gustav Klimt為她畫了一幅肖像 (圖二)，不過她本人一點也不喜歡這幅畫。Karl身後留下巨額財富，日後成了他孩子們的救命丹。除了Margaret因婚姻關係成為美國人，以及幼子，也就是知名的哲學家Ludwig，他多年留在英國，又獲得經濟學家John Keynes的幫忙，終獲得英國護照。另外三名子女Hermine、Helene與左手鋼琴家Paul與納粹爪牙多方斡旋，才得以安然渡過危機。當Paul被迫要求離開教職，也不能公開演奏，驚恐突然發現自己流著猶太人的血液，即將大難臨頭，便當機立斷設法離開奧地利，幾經輾轉才逃到美國。但納粹派律師一路殺到紐約與Paul談判，威脅他一手交錢，一手換人，也就是他的大姐與二姐Hermine與Helene。姐妹倆先前還異想天開設法捏造祖父是私生子的證明，絲毫無猶太人血統。

圖二：Margaret Stonborough-Wittgenstein, 1905, Gustav Klimt, 179.8 x 90.5 cm, Bayerische Staatsgemäldesammlungen - Neue Pinakothek München

大姐Hermine個性內向，不善交際，終身未嫁。而二姐Helene則不忍離開病危的丈夫。她們除了待在維也納，什麼地方也不想去。但是僥倖地留下來，眼看著身邊的猶太人一個個被捉去，再也沒有回來過，住在沒有猶太人的第三帝國，恐怕日子不好過，納粹官員是這麼告訴這兩位老太婆的，但她們倆真的熬下來了。而Paul和其他多半幸運逃出去的猶太人再也不願意回到曾經熱愛的「祖國」了。Paul曾經參與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差點死在俄國的戰俘營，最終失去右手。他的母親當時終日擔心，立志要當鋼琴家的Paul會自殺。因為更早之前，她的長子死得不明不白，人間蒸發，謠傳可能是自殺。二子因受不了同性戀醜聞也自殺了。幾經交涉，Paul終於被放回來，沉寂一段時間。為了希望重拾職業生涯，他花錢請當代知名的音樂家為他寫了好幾部《左手鋼琴協奏曲》。如今我們有幸能聆聽到其中最知名的作品便是 Maurice Ravel (1875–1937) 所寫的。

清晨走在Kazimierz猶太區，人煙稀少，天空灰色陰霾，不禁回想起黑白電影〈辛德勒名單〉中的場景 (圖三)。最後走到了新墓園 (圖四 & 五)，看到堆擠在一起，零亂的墓碑，從上面的日期可推測有許多是死於二戰期間的受難者。再仔細端詳發現上面雕刻的人名有些是我熟悉的以德文拼寫的猶太人姓氏，如Schwarzer、Tenenbaum、Liebeskind、Hilfstein、Weissberg、Gottlieb等等。我很欣賞的一位畫家Maurycy Gottlieb (1856–1879）竟然也在其中。可惜他年紀輕輕，為情所困而自殺。在他短暫的生命中，留下許多作品，多半描繪當時東歐猶太人的精神生活寫照。波蘭於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後，Kraków被劃分到Habsburg家族統治下的神聖羅馬帝國版圖之下，直到1918年波蘭才重新出現在地圖上。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橫掃歐洲，瓦解神聖羅馬帝國，有限度的解放猶太人，使之可以自由遷徙。為便於管理與課稅，要求他們使用固定姓氏，他們多半主動或被動選擇德文為其姓氏，便不難了解這一百多年來他們與日爾曼人同化之深。可悲的是，正因如此，反而帶給他們無比的災難。他們過於相信與日爾曼人在文化與精神上完全同化，說穿了是建立在一廂情願的基礎上，反而薄弱了他們的危機感。

圖三：Remuh 會堂，是目前Kazimierz內唯一仍有運作的猶太會堂，曾出現在〈辛德勒名單〉電影中。

圖四：新墓園內的景象

圖五：新墓園內的景象

更早之前，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 所提倡的猶太人啟蒙運動，便是鼓勵猶太人務必學習德文，才能融入日爾曼人的生活。在他年輕苦學的時代，他的老師並不允許學生追求宗教以外的學問。尤其一旦被查獲擁有德文書籍，便會即刻被驅逐出境。在那種既排外又不容於當時社會的傳統信仰桎梏下，Moses Mendelssohn秘密自學成功，成為一代哲人，被譽為日爾曼人的Socrates (ca.470–399 BC)。他寫的書籍享譽歐洲，也被翻譯成法文出版。連當時的普魯士大王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 也不得不忽視他的存在（起初他對Mendelssohn以德文書寫的書籍毫無興趣，因此故意忽視他的請願，因為當時德文在他眼中是販夫走卒使用的語言，難登大雅之堂。而國王本人法文講得比德文還流利，所以連他所建的忘憂宮還是以法文Sanssouci命名的。）。在他第二次請願後，終於下召使他成為受保護的猶太人。Mendelssohn家族祖孫三代可以說是與日爾曼人同化最典型的縮影之一。他的孫子Felix從小就是個音樂神童，被稱為日爾曼與猶太的完美混合體。就連大文豪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都忍不住要親自見見這位天賦異稟的小猶太人。而他寫的最膾炙人口的一首藝術歌曲《乘著翅膀的歌聲》 (Auf Flügeln des Gesanges)，該歌詞正是Heinrich Heine (1797–1856) 的作品。有人形容Heine從來沒人像他一樣擁有日耳曼爾人與猶太人雙重性格。他為了在普魯士求得一官半職，含淚之下秘密改信，仍事與願違。甚至一度埋怨如果Napoléon沒被打敗，我又何必委屈自己改信，成了族人的叛徒。

Gustav Mahler (1860–1911) 的音樂也是體現這種「共生同化精神」很好的例子。他的作品雖在德、奧派系的架構下，卻孕藏著最深層的猶太元素。他為了追求在維也納的指揮生涯而改信天主教，但骨子裡還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他的第一號交響曲的第三樂章是迴旋曲式，該B段交錯著波西米亞曲風與猶太民謠，在大小調交替與對比下，其中大調的猶太音樂由雙簧管與喇叭交叉著，所營造的氣氛，就像走在當年熙來攘往，商業繁忙的Kazimierz猶太區。音樂中所流瀉的生活寫景如此栩栩如生，但此景如今僅能從歷史照片中體會。該樂章的原文標示是 Feierlich und gemessen, ohne zu schleppen，一般對Feierlich的翻譯是「莊重的」，但它還有另一層意思是「歡慶的」，用來形容這段猶太民謠倒是十分貼切。緊接著到了第四樂章，突然排山倒海如暴風雨般的音樂迎面而來，令人十分震撼，似乎預視了猶太人的命運，安和樂利的生活即將戛然而止。這種莫名的恐懼在Franz Kafka (1883–1924) 的作品更能隱約可見。或許連他們本人也說不清楚，不可名狀的恐懼感究竟從何而來。他們所處的世紀之交，已經瀰漫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排猶氣氛。他們如先知般預感命運的風暴即將來臨，唯一幸運的是，在有生之年，見不到自己的同胞遭受的最大悲劇。

雖然Mahler真正醉心的是作曲，可是做為樂團與歌劇院的指揮也是他無法割捨的工作。他當時指揮的作品多半都是德、奧音樂家所寫的，包括批猶最甚的Richard Wagner (1813–1883)。Mahler所詮釋的Wagner一向受到好評，幾乎是當時最頂尖的。其實直到今日，對於德、奧音樂家所寫的作品，我們發現猶太裔的演奏家與指揮往往是最佳詮釋者。我怎能相信他們的靈魂彼此是不相通的呢？這二、三十年來一直是令我魂牽夢縈的課題。如今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許多人並未改名，仍帶著德文的姓氏，他們的子孫或許不一定懂得德文，卻成了世代相傳永不能磨滅的印記。

2001年 Daniel Barenboim (b.1942) 試圖打破「禁忌」在以色列演出Wanger的作品，但那僅僅是曇花一現，仍需要更長的時間與包容才能讓住在這片狹小國土的人忘卻悲傷與仇恨。凡喜歡古典音樂的人，幾乎沒有不認識曾經是小神童的Barenboim，他七歲時就已經在家鄉Buenos Aires辦了第一場獨奏音樂會，後來獲得獎學金，僅九歲便前往歐洲進修。1954年他在Salzburg聆聽德國指揮大師 Wilhelm Furtwängler (1886–1954) 的音樂會，並接受他的接見。這場景猶如當年Goethe見到小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那一刻的再現，Furtwängler 預示這個十一歲的小男孩簡直是個奇蹟 (Der elfjährige Daniel Barenboim ist ein Phänomen)。當時Furtwängler還邀請Barenboim到德國與他的樂團合作，但Barenboim的父親鑑於二戰才剛結束幾年，雖然生為猶太人，還不曾讓小小的Barenboim知道Holocaust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更別提讓他踏進德國境內了。可惜當年11月底，Furtwängler便過世了。

1999年 Daniel Barenboim 與好友巴勒斯坦裔學者 Edward Said (1935–2003)在德國的Weimer創立「東西詩集交響樂團」(West-Eastern Divan Orchestra)[1]，成員來自以色列、巴勒斯坦，與其它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希望能夠透過音樂的交流，超越意識形態、種族、政治立場等等不同與衝突的藩籬。他不只是個全方位的音樂家，他的人道關懷的胸襟，更值得我的景仰與欽佩。

如今在Kazimierz，猶太人的活絡生活景象已經無法歷史重現，相對於今日的Gaza strip，巴勒斯坦人也遭受同樣的命運。歷史總是一再重現，時間也無法告訴我們答案，悲劇何時能終止，解鈴還需繫鈴人！

平心而論，在第二次大戰之前，沒有比德、奧兩國人民更了解猶太人了，他們心裡再清楚不過這個特殊民族的靈魂深處，最深層的黑暗面。這兩個以日耳曼人為主的國家，其人民眼睜睜地看著自從猶太人被解放後，這一百多年來他們是如何以蠶食鯨吞的方式，掌控著工業、金融業、製造業、文化、藝術、新聞等等領域，尤其他們的人數占總人口還不到1%。

當這些猶太裔的鄰居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他們，究竟被送到何處，德國民眾其實多半一點也不在乎。他們保持沉默，或許受到納粹政權的壓迫。即便戰後，多半也不願意向後輩子孫透露內心中最真實的想法。那個最深層的黑暗面就是發生在今天的Gaza strip。回顧這二、三十年來，研究猶太與德國之間交織又複雜的歷史，如今我才恍然始悟，原來當年德國人的沉默，有他們的苦衷。沒說出口的，往往是他們最懼怕的scenario。

在舊的世界，猶太人可以運用軟實力逐漸掌控一切資源，但是當他們有了自己的立足點，甚至得以心願建國之後，再也沒有任何底線可以阻擋他們如何強取豪奪這片土地，逼迫與強壓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訴諸暴力是最終的手段，沒有最殘暴，只有更殘暴。這也說明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當年為何不認同「猶太復國組織」(Zionist Organization) 的精神領袖 Chaim Weizmann (1874–1952) 選擇在巴勒斯坦建國，卻又無視於當地的阿拉伯人早已根深蒂固於當地。

由於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六百萬人的犧牲，博得全世界的憐憫，對於他們在巴勒斯坦建國的過程，對於原住民的暴行，袖手旁觀，完全漠視，甚至縱容，就連聯合國也束手無策，其任何的決議案皆無法阻止以色列的我行我素。對於一個曾經遭受六百萬人大屠殺的民族，總是大聲疾呼提醒世人這歷史的教訓，更是自認是受到史上最大迫害的民族而自居，似乎得到一種「特權」，逼迫另一個弱小民族，只為取得自身的生存空間與建國的土地。這種無限上綱、無窮無盡又令人恐懼的「情緒勒索」，不允許世人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有任何的批評，否則就被扣上「反猶」的帽子。

我們必須了解「哈瑪斯」為何會逐漸演變成一個以暴力導向的政治組織團體，部分原因幾乎與當年納粹從一個小黨演變成邪惡的執政黨相同。每當我們一味譴責「哈瑪斯」的暴行與邪惡，卻長年以來，昧於良知，國際的現實與冷眼，漠視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生存權，這才是助長哈瑪斯最終訴求於暴力的真正理由。

每當我看到發生在Gaza strip慘絕人寰的景象，所見之處，如斷垣殘壁，一再受阻礙的人道救援，根本緩不濟急，簡直是人間煉獄。以色列軍人的暴行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底線了，然而，想要完全消滅哈瑪斯，就像當年納粹想要完全滅絕猶太人，根本都是做不到的。以暴制暴，從一個民族的苦難轉換到另一種民族的苦難，只有助長彼此的民族仇恨，冤冤相報，何時了? 容我引述 Arhron Bregman[2] 在 X 的貼文：Isreal can not “finish” Hamas. It is not something one could do with bullets. Hamas is an idea. You don’t kill ideas with bullets. You kill ideas with better ideas. 然而這個better ideas為何，至今仍看不到啊！

我實在無法想像，不管是透過大規模空襲，針對Gaza strip狂轟亂炸，或者地面攻擊的軍事行動，這些犯下殺害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平民的士兵，在他們百年之後，何有顏面面對曾經死在德國集中營的先祖：我們的犧牲為你們博得全世界的同情與幫助，經歷兩千年的顛沛流離，終得以完成建國的心願，你們卻和納粹一樣，犯下連禽獸都不如的罪行。

[1] 這個樂團名稱是源自於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詩集《West-östlicher Divan》，當時Goethe閱讀波斯詩人Hafez (1325–1390) 的翻譯作品，有感而發而作的詩集。

[2] 1958年出生於以色列，現任教於倫敦國王學院，著有《被詛咒的勝利：以色列在佔領區的歷史》(Cursed Victory: 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等書，專注於以色列與中東衝突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