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時公開

第二篇  領導の奧義

克己修人

在上篇，初步引出了一種視角，用東方文化，主要是中國正統文化為主體的文化來重新認知當前的企業領導和治理。並且舉了一個例子，以企業經營的基點——社會之公器來對應最高管理者的以公為先的素養。

伊藤肇（琪輝序）認為，日本實業家能夠佔據一方，讓二戰後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中國經典的影響力，功應居首！

事實證明日本那些執各界牛耳的巨頭，在經營上、管理上，無不把中國經典中的名言，奉為金科玉律，躬自踐行，遂成大業。

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

《貞觀政要》開篇《君道第一》，核心是點明作為領導者，胸懷為公、以大義為先的心智，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這個是最為重要自我修養。

如果說要更加通俗直白，那麼作為領導者的第一要義，便是克己修人：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識別身邊的誘惑，放下自己的身段，廣開言路，真正的視自己為人民的“公僕”，下屬的“助手”，這樣才能得到真正下屬的擁戴，從而得到王的榮耀。

山本七平解釋《貞觀政要》時候，引用了西方一個諺語：掌權三年，就會變成愚蠢的人。他感歎這叫做“權利者的陷阱”：權力對上位者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成就事業，也可以毀掉自己。

這實在是因為：水可載舟，也可以覆舟啊！

太宗說：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億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民。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後思恭，傾己勤勞，以行德義。此為君之體也。

(寬文本《帝範》卷上)

太宗說：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政要》卷一）

所以，領導者自我修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麼，有什麼辦法，避免掉到這個陷阱呢？

《貞觀政要》給出了答案：

需要上位者（君）仁愛兼聽，

下位者（臣）敢於直進忠言，

君臣自始至終各盡其責。

這便是公司治理運作的第一要義。

何君達對《貞觀政要》是這樣認識的：“大體而言，全書之基本精神可分為二，一為必須登用人才，並且廣納其意見；二為必得匡正己身，嚴戒奢侈浮華，務以安民利生為念。”

為什麼需要廣納人才和廣開言路？《貞觀政要》中有一個例子：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太宗文治武功都很出色，從十七歲開始就一直帶兵打戰，功勞很大。史書甚至形容其有“不怒自威”的氣勢，然而，術業有專攻，工匠告訴他關於如何判斷弓好壞的方法，太宗之前是不知道的。天下之大，君王不可能事必躬親。企業經營也是如此，作為領導人，有很多細節是不知道的，也是不可能掌握的，所以，需要虛心的廣開言路——求諫。

太宗在《帝範》《納諫篇》總結說：

夫王者高居深視，虧聰阻明，恐有過而不聞，懼有闕而不莫補。所以設鞀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虛心，佇忠正之說。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義可觀，不責其辯；其理可用，不責其文。至若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引裾卻坐，顯之以自非。故忠者瀝其心，智者盡其策。臣無隔情於上，君能遍照於下。

昏主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以罪。大臣惜祿而莫諫，小臣畏誅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極荒淫之志。其為雍塞，無由自知。以為德超三皇，材過五帝。至於身亡國滅，豈不悲哉！此拒諫之惡也。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一共發佈了二十八份“罪己詔”，被評論為中國歷史上最能內省、自責、遷善和改過的皇帝（何君達語）。

然而太宗卻沒有因為發佈“罪己詔”影響了“威望”，恰恰相反，被尊為了“天可汗”！

以種植來比喻企業的經營，

為君之道，心懷天下，這是格局，是打基礎，把稻田平整，是一種自我修養。

待臣以禮，虛心聽諫，營造上下同心的氛圍，是對種子施肥，除蟲，呵護稻穀的成長。

關於領導者的“仁”，還有一個精闢的案例：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 而心不明 。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人性至察，做事情容易苛求細節。“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

這句話太宗也是表明心跡，棄權術，不用法家、韓非子 “懷疑”和“不信任”的哲學。

守屋洋先生描述成功的領導者特徵，總結為三個字：“仁、明、武”。

苟悅在《兩漢記》之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篇對人主有下面的論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

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已為己：是謂王主。

克己恕躬，好聞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

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

勃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

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

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

擁有直進忠言的下屬

再次，第二要義，便是組織分工中，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臣子明白“為臣之道”。

什麼是“為臣之道”？

為臣之道的第一條就是忠，怎麼理解這個忠？忠於什麼？完全聽從君王的話，就是忠嗎？這當然不是這樣的。《貞觀》給出了實例：敢於直進忠言，同僚不要相惜顏面。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 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茍避私隙，相惜顏面 ，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逄、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唐初，延續隋朝實行三省制度。中書省制定軍國政令，門下省審核駁議，尚書省執行。三省之間也是有著隱隱的制衡關係，這擁有了「三權分立」的影子。 同時三省六部制減少了決策失誤，提升了辦事的效率。太宗認為組織存在分工，一個很重要的好處是可以互補。

這裡需要明確一點，職責分工不是鼓勵內鬥（內卷）；如果組織裡面的小組，忘記了公司的大義（社訓、企業精神、價值觀），互相內鬥，結黨營私的話，久而久之公司就會衰敗了。對此，孔子形象的描述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第一要義和第二要義，這是相互照應的，君有大（仁）義，臣忠於君。正所謂“君君，臣臣”，君主和臣子有各自的職責和本分。君待臣以禮，臣侍君以忠，如此君臣一體，上下同心！最終達到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最後一個要點，是作為上位者的不爭之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亦不如不得。」魏征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雲『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雲『帝何力』於其間矣。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出田，逐獸於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釣射之憂。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不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對於上位者，最高的境界是，下面的人不知道你的作用：帝利于我何有哉！

至此，君臣合為一體，上下同心，組織便運作平穩高效，可以在商場大風大浪中乘風破浪長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