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蒂芬．羅奇
權宜話術
一項陳述是真或假，往往難於辨析。真相最終要由時間驗證。科學上的謬誤，須由科學的新發現來糾正。同理，「假新聞」（fake news）可經事實去推翻，政治上的死胡同也可另闢新徑來避開。不過，推翻不實論述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川普任期結束後，美國出現種種政治活動。從中可見，僅僅基於事實提出反駁，也許還不足夠。謊話一再重複，就會讓人深信不疑。在網路社群媒體大行的時代，有科技手段來替人重複撒謊，效應更是前所未有。一項不實的論述，若一直不經挑戰，就會自我實現，直到經驗使之站不住腳為止。可是，到人們醒悟那一刻，不實的論述早已活出自己的生命，改寫並生出自己的那段歷史。
如今，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有一件事絕對不假：關於中國的負面說法大量存在。這和美國民意的普遍趨勢是相互呼應的。美國皮尤（Pew）民調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在二○二一年中，足有七六%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對比起二○一八年美中貿易戰開打時，該百分比上升高達二九%，創下二○○五年有此調查民意以來的歷史新高，不可謂不驚人。
中國對於美國的態度也飽受負面情緒之困。多年以來，中國希望擁有匹敵美國的經濟實力，也希望進駐與美國相當的全球霸主地位，但觀察美國事務時，仍然帶有一己之見。中國恐懼自己的成長和發展會受美國的規限，深信二○一八至二○二一年的貿易戰將延續至未來，也一心認為自己仍要抵住美國日益濃重的保護主義及國家主義，在狹縫中謀求生機。
與此同時，中國不少人已徹底相信美國衰落論。在過去二十年危機與不穩之後，這一說法尤得認同。關於美國，中國有一項最終極的不實論述：意識型態大戰中，社會主義終會勝過資本主義。此說的堅固，映射出美中衝突的一個截然不同的層面。可以看出，兩種意識型態已被對立起來，兩種價值體系都根深蒂固、不容動搖，彼此幾乎沒有讓步的空間。中國共產黨只要仍然執政，就不可能捨棄這種在意識型態上具戰略作用的話術。
美中關係已深受傷害，若繼續互以不實論述相向，結果只會有禍無福。美國堅持中國是全球威脅，而中國認定美國是其主要威脅，兩種看法行將交鋒，一觸即戰。對於雙方而言，不實論述的背後都有再合理不過的恐懼情緒，再強硬的行動也都出師有名。你來我往之後，美中雙方的確已發生真真切切的衝突。
事情何以至此？簡單來回答，就是因為錯生的恐懼。恐懼是最烈的侵蝕劑，能破壞任何關係，於人如此，於經濟亦然。美國的恐懼源於美國勞工和家庭的經濟憂慮。人們長期害怕失業，害怕低薪，恐懼之深，已讓美國曾引以為傲的製造業活力大失。這些就業恐懼又與龐大的貿易逆差交互作用。在許多人看來，逆差代表就業機會從國內流向國外製造商，有傷大國存在感。中國經濟驟然崛起，本就構成美國逆差的主因，再加上不少中國低成本製造的產品恰恰能取代美國本土產品，無疑更讓美國民眾難以接受。
美國的恐懼論，也是一種政治上有額外吸引力的話術。美國兩黨都急於將個別事件串成因果鏈，並加上一個重點。按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美國經濟的大規模潰敗，不僅要歸咎於中國貿易擴張，而且也顯示中國種種不公、霸凌甚至不法的經濟侵略；中國的大國地位，正威脅著珍貴的美國夢，也眈視著美國的環球領袖地位。
這種陰沉的說法，特別有利於無力面對美國勞工困境、急於逃避責任的美國政客。在全國無數民眾苦於經濟困難時，憑此三言兩語，美國政客就可以推卸責任。針對中國的說法一出，人們就會忘記要留意美國數十年來一直有預算赤字，本地儲蓄常年不足，貿易逆差連年不下。這樣的經濟困境是自找的，可是恰能用政治的權宜話術來化解，聽起來還相當可信。這番充滿權威而不實的論述堪稱經典，也確實已發展出自己的生命軌跡。
中國也有同樣跡象。中國領導層長期焦慮，正想利用對美貿易戰來消解情緒。十九世紀中後期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即中國所謂的「百年國恥」，曾經深深傷害民族尊嚴，無異於國殤。有此長痛，中國民眾和共產黨領導人自然害怕西方會再次來襲。不安至深，就催生出一套對美國不實論述的政治話術。
上述一切，足以展示美中意外衝突的重大現場。若不是雙方慣以充滿不實論述的話術相斥，漫天的謊言就不會互碰，撞擊就不會發生。美中衝突步入險境，也並不是一次無心之失。美國前總統川普一直刻意激化美中矛盾，讓衝突升級。川普憑的也不是一己之力。美國還有許多聲音，一直將溫水煮蛙的經濟重壓和囿於國家主義的政治外交混為一談。在川普展示的世界裡，美國要再次偉大起來，唯一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國。論述的後續發展就是關稅戰。結果，世界兩大強國已在經濟事務上近乎瀕臨決裂。
令人詫異的是，拜登繼任總統之後，幾乎沒有做過什麼來反轉論述。究其原因，仍然是政治上的權宜話術。拜登和川普兩任總統雖無共通可言，但兩人在燃沸美國民意的中國威脅論裡面，都一樣是傀儡，也一樣是主帥。
美中失和的根源，可溯至以下幾個最引起爭議、最關乎全球經濟的問題。中國的崛起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或說「下一個中國」的經濟，很可能愈來愈以消費者為主導、服務業為基礎、創新為驅動力。中國有潛力在整個二十一世紀上半葉長踞全球經濟增長之冠，成為全球總需求的最大來源。正面來看，中國的發展趨勢會帶來機遇。中國的中產階層迅速冒升，其他地區大可把握機會，從中獲利。而環顧全球，除了美國及其龐大的世界級商業軍團之外，又還有誰更有地位去搶占先機呢？
然而，劍的另一刃同樣鋒利。中國的崛起有益於他人，也會因此有損美國和其他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民眾利益。這種憂思流傳已廣，美國更是盛行，觀其核心，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擔心失業、減薪，每個國家都會擔心最終付上沉重經濟代價。
經濟上的不安感，還不是恐懼的全部。雪上加霜的是，兩個史上罕見的「黑天鵝」事件即小概率的大震盪已迎面撞上，在極短時間壓縮至速爆。第一件事是二○二○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大流行。現在，美、歐在內的大部分主要經濟體已在疫後復甦，中國本土卻仍與變種病毒搏鬥。疫情緩和之後，流行病毒的震盪必將留下廣闊陰影，長期影響個人、企業和公共財政的行為模式。世界被疫情碾壓，再從疫情走出，現在必須學會與病毒共存，緩解餘震，也要學會排遣籠罩整個二○二○至二○二一年的集體恐懼。單靠胳膊上那一劑，絕不可能藥到病除。
第二件事是疫症爆發兩年後，即二○二二年打響的俄烏戰爭。表面上看，這是美俄王者對決的典型場面，但其實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中國剛剛簽下對俄「無上限」的夥伴協議，旋即置身槍來彈往之間。中國若按照協議、甚至超乎協議地去支持俄方，就難逃西方的譴責。所謂譴責，顯然不能不引發制裁之類的實質懲罰。如此一來，美中衝突將更加嚴重。
兩個事件的雙重震盪後，若中美任何一方比對方更掙扎，那麼彼此之間已然激烈的指罵勢必升級。舉例來說，美國政客一直不肯放過新冠疫情源於中國的說法。按他們的邏輯，病毒既然源於武漢，那麼一切已知及未知的惡果，都應怪到中國頭上。有了這套說法，就沒人去考究在整個二○二○年裡，美國如何因政治考量而拒絕應對疫情，以致最後無力招架。這時把矛頭指向他人，當然是權宜之計；「他人」當然就是中國。同理，對烏開戰一事，中國本無角色，但俄羅斯是剛剛刷新友誼的夥伴，又事關重大軍事侵略，中國光是默許就足資譴責，更別說去助攻。
事情會怎樣發展，沒人能說得準。對於現狀，當然不乏其他的論述方向，經濟狀況尤其應另作解讀。股票市場波動已久，亟需一場強而有力的經濟復甦，才能迅速好轉。通膨率和利率若一直上揚，經濟前景就不會樂觀。戰亂若持續不止，大國頻發衝突，未來的世界也不會有轉機。
不管後事如何，兩大強國的對峙升級，無疑會影響深遠。兩個國家是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背後有意識型態之別，也有時間觀念之分。所謂「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主張先消費、後儲蓄。大致就是因為這種心態，美國國內儲蓄長期不足，而國內儲蓄正正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種子基金。
相比之下，中國採取長遠發展策略，一直從豐足的國內儲蓄取資，一邊大興國家大型發展項目，一邊擴大產能、基建，加深人力資本，扶助本土創新，配合發展方向。中國的大問題是如何逐步建立近於美國的消費者模式。對於美國而言，同樣大的問題是能否參考中國模式，恢復儲蓄能力，以推動有利於未來經濟增長的投資項目。
想法的差異有著顯著的現實後果。美國重視短期成效，帶來日益深重的儲蓄與外債問題。美國儲蓄不足，但仍熱衷投資，尋求增長，惟有不斷舉借外債。外資尚未進入，美國已常年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對外貿易亦處於不利位置。相比之下，中國一直以國內儲蓄為未來發展的基礎，與美國形成強烈反差。不過，中國的儲備過高也有反作用。比如說，中國因貿易盈餘龐大，一直廣受國際批評，說中國重商主義嚴重膨脹，已導致不公平貿易。
可見，美中在經濟事務上的價值觀念確有差異。在兩國經濟互相依存的趨勢下，這一差異逐漸顯著起來。八、九○年代，美中經濟各取所需，完美契合。當時中國剛經過二十年動盪，經濟低迷，亟需新的增長方式；美國礙於停滯性通膨，經濟增長緩慢而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美國的製造業轉移至中國，有助美國公司縮減成本，提高利潤，穩定商品價格，消費者生活水準也得以提升。九○年代末至千禧年初那一段短暫時期，因有美國的龐大需求，中國經濟透過出口而蓬勃增長；另一面，從中國進口的低成本商品，亦令美國消費者購買力大大提升。那是一段互惠互利的蜜月時光。
此一時彼一時。往日的緊密互賴，今日已成近身互搏。在全球供應鏈上，中國越攀越高。美國希望獨占的一些高端產品和新型產業，在中國已成熟起來了。反觀美國，民眾仍然困於經濟憂慮，難以振作；美國領袖無能也無意推行改革，只偏執於中國威脅美國未來存續與繁榮的政治話術。
事情發展下去，「下一個中國」將帶來不可避免的變化，全球社會的應變方式將直接影響美中論戰的走向。中國知道，經濟行穩致遠，是完成發展目標、解決對外衝突的關鍵。中國專注以人工智慧帶動本土創新，是近年發展的重心，也是達成二○四九年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宏大目標的關鍵。這一目標也附帶著挑戰。中國的國企負債急需改革，金融體系仍然落後，有待開放。這些轉型未完成之前，中國是否已具備全面科技創新的實力呢？
同樣的問題，也可供美國思考。儲蓄的難題不解決，美國可以持續發展嗎？儲備不足，無法大行投資，無法展開科學研究，那如何能立於創新的前沿？美國確實需要讓經濟紮實起來，不能用老辦法去處理新問題。美國必須對未來有新的一番設想，未來的圖景一樣要包括崛起的中國。美中衝突能否解決，取決於兩國如何在解決自家問題的同時，也一起為彼此解難。
目前全球氣氛充滿焦慮，凡事皆不確定。一旦發生衝突，大家更覺得迫在眉睫，非解決不可。我們正共同面對一系列併發的挑戰。疫後的全球復康，歐洲的軍事衝突，都不是易事。令情況更複雜的是種種科技突破、政治動亂、金融市場的間歇性震盪，還有最近對全球衛生和氣候安全的憂慮。這些才是真正的難題。若不實的論述繼續瀰散，難免會讓人迷失，看不到至關重要的危機。
但對於美中兩國而言，不實的論述總藏於政治話術中，危機更大。政治手腕再高明，操弄的也只是權力，無益於經濟好轉，也無助於地緣策略。權鬥越是依賴不實論述，不實論述就越難根除，長此下去，就形成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意外的衝突將更難避免。還有最大的危險是，不實論述實在太魅惑人心，人們有上一次錯信的經驗，未必能在下一次去偽存真。美中雙方的不實論述已引發劇烈衝突。找到解決辦法，是避免永久損傷的唯一出路。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新的方案。
✦內容取自《意外的衝突：美中「冷戰2.0」，全球地緣政治衝突下的明天》／寶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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