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根本不存在》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倘若濱口龍介的《在車上》、《偶然與想像》是關於「溝通」的故事，那麼《邪惡根本不存在》想探討的就不僅止於溝通，而是溝通的失敗，與「充滿敵意的自戀」。
當電影進行到三分之一時，我們可以得知，小鎮居民正在與企業集團溝通露營區的規劃與汙水等問題，「平衡」一詞便是接下來各個角色試圖追尋的契機──小鎮居民不希望打破上下游的生態平衡，企業員工希望能夠彼此共榮、一起賺錢。其中，產生最大衝突的分別是主角巧和企業員工高橋，後者代表母公司與當地村民協商，但企畫過於簡陋，導致溝通失敗（例如汙水排放、管理人員缺乏等）；為了實現共榮（拉攏人心），高橋接受主管的建議，意圖延攬頗受村民仰賴的巧擔任營區管理人員，為了理解當地人，高橋也決定離職、搬到村莊居住，與巧一起共事。
儘管巧不動聲色，但這份來自高橋的善意卻讓人稍感不快──這也許是電影標題的第一次點題，沒有邪惡，只有用善意去逼迫人的庸常；高橋自以為是的善意，某方面來說是另一種傷害。
《邪惡根本不存在》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充滿敵意的自戀」意味著，這份自以為是的理解與關懷，在本質上並沒有將彼此的位置視為平等，而是用善意不斷侵擾他人生活的安寧與平和。這份自戀其實飽含著自戀者絲毫沒察覺到的，會讓人警覺與受傷的敵意；而這種行為勢必會打破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邊界（禮貌、安全感、理性），當真正的平衡被打破時，人們會以暴力來糾正──「糾正」一詞我們可以用 redress 來理解，即是將獵物的屍體拖回自己的路上。這一切都必須回歸正軌。
電影最後是關於野鹿的隱喻，溫馴之人會在受迫與保護幼子時展現攻擊性，這是電影的第二次點題：沒有邪惡，只有被傷害之人的反擊。從電影開頭不斷響起的獵鹿槍聲，如同契柯夫的槍，到了電影結尾終於發揮功效──失蹤的女兒在原野上和一對中彈的野鹿母子相遇了，看似關於野鹿的隱喻即將展開──但弔詭的是，身為父親的巧，明明有時間救女，卻藉機試圖用手臂勒死高橋。當高橋倒地，鏡頭一轉，原野上並無野鹿的蹤跡，只有躺在地上，鼻孔流血的女兒。這段我們有兩種詮釋：一是中彈的野鹿是一種幻視（vision），實際上是女兒中彈倒地，野鹿是巧腦中的聯想；二是將野鹿保護幼鹿的隱喻連結到巧與女兒的親情，但實際上爸爸所保護的幼兒是村子，而非女兒。他必須在兩者之間選擇，如果巧與高橋救了女兒，外鄉人便有進駐村莊、打破平衡的藉口，這個隱性的抉擇讓他痛苦不已；我們可以藉由搖晃看天空的鏡頭，以及巧在湖面上尋找蹤跡時的緊張侷促來判斷，也許當他看到野鹿母子時，不論幻視或真實，早已下定殺戮的決心。
又或是，此刻的「野鹿困境」並非與子嗣有關，而是與困獸有關。
《邪惡根本不存在》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野鹿的隱喻分為表裏兩層：表面上，當我們得知野鹿是不攻擊人的（如同村民對高橋一行人充滿敵意，但依舊待之以理），但當野鹿遭遇危險成為困獸，或是孩子成為困獸，便會生出攻擊性；裏層，當女孩失蹤，我們誤以為情節將會導向第二種行為時，我們都錯了：當村中所有人，從下午找到晚上，都找不到女孩，下一顆鏡頭便是父親和高橋在白晝依舊的原野上，見證女兒與野鹿母子的對峙：其中一隻已經中彈，而女兒凝視著牠們，緩緩褪下頭上的毛帽，好像想為野鹿敷蓋傷口，如同巧一行人在尋找女兒的過程中，與高橋同行的職員被樹枝劃傷，讓巧被迫暫時停止搜索，將她帶回家包紮──這可能是人類最直觀的，被廣義稱之為「善」的選擇，但實際上，這種世俗倫理的善，是巧累積殺意的開始。外鄉之人的到來，讓他錯過了接送女兒的時機，但巧也自知理虧，因為自己時常忘記接送女兒，而且身為村中重要人士，不得不承擔起照顧外來者的責任。在無數選擇之中，巧已即將面臨倫理的極限。
此時，身為父親的巧已經伸手阻止過高橋，讓他不要輕舉妄動，但腦中暨有理想與善意的高橋在看到女孩準備觸碰母鹿時，按耐不住衝動、準備營救；巧猛然竄出雙臂，將他勒斃直至吐沫。當一切結束，身為父親的巧再度抬頭，看見女兒橫躺在原野上，左鼻孔的血瘀塊也許在暗示我們一件事：關於野鹿的兩個隱喻，父親遭遇到的是前者──他才是那隻孤獨的困獸，被外鄉之人以善意逼迫讓渡一切的平衡。邪惡根本不存在，因為我們都被文化框架的善壓迫著，當有人用充滿敵意的自戀侵擾自身的平衡，為了保住安身立命之所，人不得不做出選擇。
《邪惡根本不存在》電影劇照／東昊影業 提供
劇照提供／東昊影業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