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囉我是書寧，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期待已久的個人沙龍面世，即管聊聊我的成長，順便談談香港的教育。
我出生於草根家庭，家中仰賴父親一人為樑柱，每天朝十晚十做勞力工作，支撐起四口之家。幸得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我們得以廉宜的租金，在一戶兩百多平方英尺的房子度過春秋寒暑。廚房是母親的領地，現實是，除了她也再難多擠一個人在其中做炊事。我們基本上沒有「客廳」，因為雖有一座沙發，但是那也是我的狗窩。我們就在彼此的床邊吃喝、打罵，孩提時也是在床邊的小桌子默默學字做家課。
大約三歲多，父母在附近找了一家私人營辦的幼稚園，開始了漫無止境的學習旅程。雖然說是「私立」，但是這不等同於其他由私人營辦的高級學府。因為在香港，幼稚園教育基本上都是「民營」的，小學開始才會有「公辦/資助」的學校，實行義務教育。時日甚遠，我已忘記那家幼稚園背後的營辦團體，只記得它座落於小商場之中，後來商場翻新，昔日那唱遊的回憶、在農曆新年扮「大頭佛」的畫面、在端午節坐在人手製的龍船模型的模樣，都一一被蓋上新漆，成了一家酒樓，再變成了一間快餐店。
轉眼間到了學齡，依稀記得當年父母在幼稚園老師面前，討論着我該入讀哪一間小學。那時候，我用食指在空中比劃數圈，然後落在學校名單的其中一行，結果就在九月成了那家的小一新生。
當然，真實的程序比這把戲複雜得多了。
在香港曾經有一種說法：「贏在起跑線。」於是，不少父母在孩子出生以前，已經為孩子籌謀，希望孩子能考進優質的幼稚園、小學、中學，將來入讀大學。因為香港的學校派位方法，其中一項正是依據家庭的居住地區，孩子會派到相應「校網」內的學校。難怪不少夫婦慎選住處，甚至「優秀校網」成為房仲的重要推廣口號，把某些地區的樓價推得水漲船高，實是其來有自！
至於我，混混噩噩地進了那一家被公共屋邨環抱的小學。我最感恩的是，在那裡遇上了很多有心有力的老師，願意多花時間去教導其他老師可能不願意花時間的內容，而且能因材施教。舉例而言，中英雙語均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基礎課程內容，這令不少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詫異，驚歎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不過，有人也批評香港的英語教育過度着重「語法」部分，失卻了文化內涵，結果只具其形，不具其神。可作日常溝通，卻未必能與外國朋友深入對談。猶記得當年除了學習和背誦英文單字，老師還多花時間給我們講解英語的基本句子結構。於我而言，實在是一理通百理明，平時重重複複練習的語法內容，也頓時有了安頓的根基。
當我在小六那年，再次面對轉銜的挑戰，這一次我終於不是隨意點選，但是我的決定也令班主任感到意外。在香港，粗略而言，中學可以根據學生的學術水平分為三個組別：第一組別（成績最好）、第二組別和第三組別。這分類方法可說是鐵定的事實，卻從來沒有人實際地知道整個香港的學校分組名單，主要是靠家長和街坊口耳相傳，慢慢形成好的與壞的口碑，還有「Band幾」的說法。除了原區升學，學生還可以跨區上學，皆因香港實在太小了，說是「跨區」不過是十來分鐘的車程，有的校網甚至只有一街之隔。
當時我的老師都以為，我會選擇跨區挑戰一些成績更好的學校。其實我也有跟父母實地了解過，只是因為學校實在離家大遠（要半小時……當時來說很遠了！），最後還是決定在原區找一家不俗的學校，並順利入讀。
回想起來，我真是有夠幸運。或者說，命運給了我最好的安排。在大學進修時讀到有關「大魚小池效應（Big-Fish-Little-Pond Effect）」（Marsh & Parker, 1984），意思是成績較好的學生在一般學校就學會有較高的「學術自我概念（Academic Self-Concept）」，而研究也發現這樣的學生會有較高的學術成就（Marsh & Hau, 2003; Marsh & O'Mara, 2008）。我在中學時期並非毫不費力，但是在努力的過程中，與同儕的差距沒那麼巨大，彼此之間縱有競爭、互有先後，但仍能保持進步的動力，而不是被困難和競爭壓力打垮。
我在目前的教育工作中，不時耳聞目睹好些家長為了「催谷」孩子入名校，搶佔「第一組別」的光環，結果犧牲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的關係、家庭和睦，不禁要問：「這樣值得嗎？」
三次的轉銜之中，除了第一次我完全沒有選擇（也太難了吧……當時我只有三歲），我很感恩我的父母在我升小學和中學的過程中都給予我很大的信任與自由去選擇。那時候雖然沒有「條路自己揀」那種易水送別的悲壯和勇氣，但是我仍有很強烈的「主導」感覺。當我面對學習、朋輩、升學等不同的困難時，我亦能專注地探索和了解不同的可能，比較不同的前路，最後支取家人和信仰的勇氣去踏上前程。
也許情緒困擾的其中一個關卡是當事人無法看見「可能性」和出路。如果我們能從小開始讓孩子學懂開闊眼界，真實的體驗面前有許多支路，會否讓孩子接受的教育不再一樣？即使面前「山窮水複」，也能「坐看雲起」，漸漸用思緒闢出新路？
話有點多，思緒也隨文字綻開。第一篇暫且作結，期望繼續寫更多篇文章吧。
參考資料：
Marsh, H. W.; Hau, K. T. (2003).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on academic self-concept: A cross-cultural (26-country) test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cademically selective school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8 (5): 364–376.
Marsh, H. W.; O’ Mara, A. (2008). “Reciprocal Effects Between Academic Self-Concept, Self-Esteem, Achievement, and Attainment Over Seven Adolescent Years: Uni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Self-Concep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4): 542–552.
Marsh, H. W., & Parker, J. (1984). “Determinants of student self-concept: is it better to be a relatively large fish in a small pond even if you don't learn to swim as wel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 213-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