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地理條件與氣候環境往往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而隨著人群的移動和交流，也漸漸形塑出屬於「當地人」的特色及文化。 俄國人民的飲酒傳統與相關的文化風俗正是天時、地利、人和下，相互交錯展現出來的產物。
酗酒的標籤並非俄國人所專屬，然而，其失控的的飲酒秩序卻廣為人知。伏特加，作為高度數的烈酒，更是在資訊快速流通的社會進一步連結起群眾對俄國的刻板印象。而要想探討酒精在俄國社會帶來的後果，則不得不回首在歷史長河中，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的生命歷程。
地處高偉，氣候寒冷，生活在此的人們透過酒精來汲取所需的溫暖是合情合理的抉擇。以斯拉夫民族為主的人群在傳統上會釀造蜂蜜酒來招待貴客。蜂蜜酒不僅度數低，不會違背宗教所擁護的信條，同時也因原料完全天然可供人體吸收，因此在俄國人民心中佔有重要地位。直到中世紀後期，伏特加這類經過蒸餾的酒精飲料透過商業活動傳入俄國，才慢慢演變出俄國人民人手一瓶伏特加的形象。事實上，伏特加最初用於醫療手段，但與此同時，也被信仰東正教的人們視為「活水」及「生命之水」。隨著時間推進，漸漸地，伏特加除了一開始的醫用目的，也開始挾帶宗教性質而被加入到酒品的飲用當中，最後即演變成大規模的伏特加釀酒運動。其實在中世紀後期，俄國原有的蜂蜜釀酒業便因原料、成本、做工費時等問題而逐漸式微。因此以黑麥、小麥、馬鈴薯等糧食作物作為主要原料的伏特加因原料取得及生產便利，而開始被大量製造。與此同時，仿間流傳著暢飲烈酒即勇敢、豪放的作為，追求灑脫與帥氣形象的人們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對伏特加的需求增加。
除此之外，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因摩擦引起各種規模大小不一的戰爭及隨之而來的生活壓力，也促使人們選擇透過酒精來麻痺自我，以躲避現實。俄國人民的解酒基因與西方白人相似，飲酒當下與後期幾乎不會帶來不適，相反地，則會出現其所渴望且享受的那種飄飄然的感覺。換言之，由於沒有酒精不適應的情況發生，因此容易忽略身體帶來的警訊，進一步出現過量飲酒和酒精上癮的結果。
簡單來說，俄國社會失序的飲酒問題根植於生活條件下所迫的「借酒取暖」及「借酒澆愁」。此外，酒精的高取得性與低價格，再加上人們所投射的正面形象，連結並加深了俄國人民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普遍酗酒所衍生的人民健康議題和社會治安問題也開始一一浮上檯面，成為俄國當局領導者所須面對及解決的問題。然而，酒精不論是在正式亦或是非正式場合皆與俄國文化有著錯綜複雜且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對同樣嗜酒的領導者而言，禁酒令實在難以上行下效。更何況，經由壟斷、專賣、包稅等措施也使得政府所徵收的酒稅能達到總額的三成，同時作為重要的軍事、建設，及戰爭資金來源。相互權衡之下，的確難以乾脆地對酒精及背後龐大的金錢利益說不。而透過酒精易成癮及令人放鬆的特性，也能「酒後吐真言」，繼而探聽出人們對於時政及當政者的想法與意見，甚至是不滿及陰謀。因此也可說酒精作為俄國上位者分而治之的領導手段之一，強勢地出現在俄國歷史當中。從彼得大帝到凱薩琳大帝，再到史達林，都能在其治理下，看見伏特加的身影。
換句話說，伏特加這類高酒精濃度的酒精飲品在這數百年的時間裡早已並非單純的經濟商品，它深入俄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牽一髮而動全身」，是難以輕易解決的問題。但在漫長的歷史上，也並非沒有領導人嘗試解決普遍酗酒所帶來的危害。尼古拉二世與戈巴契夫就希望能根除伏特加及其衍生出來的問題，只不過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在過往的政策上，不乏有針對酒精濃度、販售時間、地點和對象進行規範的法令及政策，也曾透過禁止提倡飲酒的廣告、政令宣導與配額制來控管數量，更曾經經由入罪化來禁酒。但最顯而易見對國家帶來的困擾便是財政收入的銳減。此外，明面上的交易限制也讓黑市跟走私貿易活絡起來。同時顯示出一般民眾為了取得伏特加等酒類必須花上更多金錢與時間，緊接而來的則是犯罪率的上升及假酒、劣質酒的氾濫。比如貧困的人因追尋酒精帶來的快感，卻因買不起或買不到真正的酒，因此轉而尋求香水、鞋油、工業用酒精等物品來做為酒精的替代品。而隨著私釀人數的增加，將糖作為原料加進去一起製造的需求也隨之增加，進而影響日常生活用品的供需。
也就是說，禁酒令的立意良善，奈何它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並沒有比較少，因此有關當局的禁酒政策都不得不宣告失敗。一直到近代，俄國政府由普丁掌權，其以不嗜酒、熱愛運動的健康形象出現在群眾面前，加上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與人們健康觀念的與時俱進，使得現在政府的政策宣導與規範皆有一定成效。尤其在俄國前領導人葉爾欽因伏特加屢屢在國際場合鬧出笑話，某種程度上也讓群眾對飲酒程度有所衡量。總的來說，過去政府針對酗酒所採取的做為雖因財政收入銳減與人民心裡依賴度仍高等因素致使成效不彰。但隨著時間推進，人民健康意識與觀念的建立，將使現今的相關政策得以產生效果，且待時間來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