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系列──畫──最終回
國畫和書法是中華文化的精髓,與歐美種類繁多的繪畫作品不同,國畫講究的是意境美。
1.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是宋代畫家張擇端的一幅手卷。它主要是描繪北宋時期首都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的人民日常生活和景觀。該作品通常被認為是慶祝清明節的節日氛圍和世俗喧囂。
畫卷從右到左閱讀,並採用散點透視的構圖,以連續的場景展示了社會各個層次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從富裕到貧困,以及農村和城市的經濟活動,並提供了時期的服裝和建築一瞥。該畫被認為是所有國畫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畫中共有814個人物、28艘船、60隻動物、30座建築、20輛車輛、8輛轎子和170棵樹。其中,宋代原作中只有大約20名女性出現,除非有男性陪同,否則只有社會地位較低的女性會出現在戶外。可見宋代社會對婦女「拋頭露面」的限制。
後代藝術家製作了數百個複製品、副本和甚至偽造品,每個都遵循了原始作品的整體構圖和主題,但在細節和技巧上有所不同。多個世紀以來,宋代原作一直被私人收藏家保存,直到最終歸還公共所有權。相傳,這幅畫曾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特別喜愛之作。1924年,溥儀被迫離開紫禁城時將其攜帶走。該畫於1945年被尋回,現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擇端,字正道,北宋著名畫家,京東東路密州諸城縣(今山東省諸城市)人。
張擇端早年在開封學畫,曾在北宋宋徽宗時供職翰林圖畫院,專事繪畫,因為丟失官位家居,以賣畫為生。宣和年間任翰林院待詔,擅長「界畫」,尤善畫舟車、市街、城廓、橋架皆獨具風格。
他的代表作有《清明上河圖》、《煙雨風雪圖》、《西湖爭標圖》、《春山圖》和《武夷山圖卷》等,其中《西湖爭標圖》和《清明上河圖》被時人選為「神品」。唯一流傳於世的作品便是這幅《清明上河圖》。
2.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
《富春山居圖》是宋末元初畫家黃公望的作品,創作於1347年至1350年,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山和水的布置疏密有致,墨色濃淡乾濕並用,用墨秀潤淡雅,但氣度不凡、極富變化,是黃公望的代表作,獲後世讚譽為「畫中之蘭亭」、「山水畫第一神品」。
總長約690公分,畫作非一氣呵成,黃公望在題跋提到這幅畫從至正7年一直畫到至正10年,他會隨身帶著依興致添加筆墨,反覆畫了好幾年,使「富春山居圖」前段和後段不盡相同。
《富春山居圖》全圖明末原為董其昌收藏,之後董其昌轉賣給吳正志,騎縫印是吳正志所蓋。清初順治年間,畫傳給其子吳洪裕。吳洪裕過世前,決定把智永的「千字文」和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藏品當作陪葬,這些畫丟到火爐時,姪子吳貞度從火堆搶救「富春山居圖」,但畫卷已經被火燒成一大一小兩段,原卷首小段經過修補後稱為「剩山圖」,橫51.4公分,高31.8公分,佔原畫1/14,後段畫幅較長,稱為「無用師卷」,橫636.9公分,高33公分,佔原畫12/14。
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痴、大痴道人、一峰道人,平江路常熟州(今江蘇省蘇州市常熟市)人,元朝畫家。
黃公望曾任小吏,延祐二年(1315年)九月,因張閭貪污事被牽連入獄,開釋後入了全真教出家,並與張三丰、莫月、冷謙等道友交往,隱居在常熟小山頭(今虞山西麓)。至正十四年(1354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常熟逝世,葬虞山西麓。
黃公望,尊為「元四家」之首。成名時.已是全真道士。其學識淵博,工書法,通音律,能詩文,鍾嗣成說他:「公之學問,不在人下,天下之事,無所不知,薄技小藝亦不棄。」50歲才開始學繪畫,曾得到趙孟頫的指教,陶宗儀說他「畫山水宗董、巨」。黃公望自稱為「松雪齋中小學生」,重視寫生,常在風景名勝地隨筆摹寫,其水墨山水尤為出色,創立了淺絳山水,代表作為《富春山居圖》,鄒之麟在題跋中稱此圖「筆端變化鼓舞,右軍之蘭亭也,聖而神矣」其著作有《山水訣》是山水畫的重要理論著作。黃公望是元代的著名畫家,其中倪瓚和王蒙都曾向他請教過,他的畫風對宋代以來的畫法有創新,對明清的山水畫發展有很大影響。明代評論家王世貞評論說他的畫法「無筆不靈,無筆不趣,於宋法之外,又開生面。」山水畫於「大痴、黃鶴(王蒙)又一變也。」
3.明代仇英的《漢宮春曉圖》
《漢宮春曉圖》是明代畫家仇英創作的一幅絹本重彩仕女畫,現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漢宮春曉圖》以人物長卷畫,生動地再現了漢代宮女的生活情景。其用筆清勁而賦色妍雅,林木、奇石與華麗的宮闕穿插掩映,鋪陳出宛如仙境般的瑰麗景象,極勾描描述敷之能事,體現了作者積極向上、熱愛生活的人文思想,也表達了他對宮廷浮華美好生活的讚美。
《漢宮春曉圖》是仇英平生得意之作,亦被譽為中國「重彩仕女第一長卷」。
仇英,字實父,號十洲,明代畫家,原籍江蘇太倉,後移居蘇州。生年不詳,吳門四家之一。
吳門四家,是指四位著名的明代畫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
仇英早年嘗為漆工、畫磁匠,並為人彩繪棟宇,後為文徵明所稱譽而知名於時。後來仇英以賣畫為生,周臣賞識其才華,便教他畫畫,仇英臨摹宋人的畫作,幾乎可以亂真,例如《清明上河圖》。 其女仇珠亦為畫家。
仇英作品題材廣泛,擅寫人物、山水、車船、樓閣等,尤長仕女圖,擅長界畫。
仇英畫蹟流傳不多,現傳仇英作品,多為後世之模本,皆市井偽託之作。其作品有:《南都繁會圖》、《金谷園圖》、《漢宮春曉圖》、《右軍洗硯》、《職貢圖》、《文姬歸漢圖》、《柳塘漁艇》、《桃村草堂圖》、《上林圖》、《觀瀑圖》、《梅石撫琴圖》、《秋江待渡圖》、《九歌圖》、《子虛上林二賦圖》、《赤壁賦圖》、《桃源仙境圖》、《陸羽煎茶圖》、《孤山高士圖》、《王子獻移竹圖》、《修禊圖》、《蕉陰結夏圖》、《桐陰清話圖》、《趙孟頫寫經換茶圖》等。
4.清代郎世寧的《百駿圖》
《百駿圖》是義大利籍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創作的繪畫作品。此圖稿本為紙質,原作分別收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紙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絹本)。
此圖共繪有100匹駿馬,姿勢各異,或立、或奔、或跪、或臥,可謂曲盡駿馬之態。畫面的首尾各有牧者數人,控制整個馬群,體現了一種人與自然界其他生物間的和諧關係。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義大利人,天主教耶穌會修士及宮廷畫家,寫實畫風紀錄了清朝初期至中期的宮廷人物與景色。
郎世寧自幼受到良好的藝術文化氛圍的薰陶,青年時期隨Carlo Conara學習繪畫與建築,摹仿老師和在米蘭收集的畫作。
他一開始是在義大利的教堂畫壁畫。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Giuseppe Castiglione前往中國。他先在澳門學習中文、並以「郎世寧」作為漢名。之後,郎世寧被康熙帝以藝術家的身份召進宮中,他成為宮廷畫家後,每天都在畫室作畫。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在北京暢春園駕崩。雍正帝即位後,施行禁教政策,下令驅逐在中國境內的傳教士,不過只有在宮廷服務的傳教士例外,因此他不僅沒有受到驅逐,反而受到更高的禮遇,因為他擁有生動現實的繪畫風格,受到雍正帝的青睞。這一段時期,他創作了《聚瑞圖》、《嵩獻英芝圖》、《八駿圖》等作品,展示歐洲明暗畫法的風格,使歐洲油畫技藝在宮廷內盛極一時。雍正帝下令擴建圓明園,他參與圓明園的規劃設計,負責繪製園林建設的藍圖,也畫出不少裝飾殿堂的作品。
1728年(雍正六年),郎世寧完成一幅重要委任畫作「百駿圖」,郎世寧從劇場畫法的透視感,呈現出皇帝的百匹駿馬活動的野外風光。在百駿圖中,郎世寧馬上讓大家看見自己的獨創性──聯合義式方法與中國的美學。郎世寧的方法,是用交點透視(linear perspective,或稱直線透視法),讓透視視覺跟中華畫空間的方式結合。所以一幅畫裡,有的部份遵照透視的規定,也有別的部份遵照等角投影(axonometric isometric projection),中國畫家用的,或在別處遵照空氣透視(atmospheric perspective),用水墨,液體的顏料。例如用在畫像和顏色的對照。
1735年(雍正十三年),雍正帝駕崩,乾隆帝繼位。由於乾隆帝雅好藝術,郎世寧更加受到重用。他曾多次陪同乾隆帝出巡,出席各種重大場合,創作一批極具歷史價值的藝術珍品,代表作如《乾隆大閱圖》。他繼續擔任圓明園西洋樓的建築設計,還曾一度擔任掌管皇家園林工作的奉宸苑苑卿一職,官居正三品。
1747年(乾隆十二年),郎世寧推薦同為來華宣教的法國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蔣友仁,被乾隆帝任命為圓明園「大水法(即噴泉,包含作為噴頭使用的十二生肖獸首)」設計者。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曾為郎世寧舉辦七十歲大壽,證明他在宮中頗受禮遇及恩寵。晚年亦為乾隆帝及其后妃留下不少的肖像。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郎世寧去世,享年78歲,追封侍郎銜。葬於滕公柵欄。
郎世寧雖然最初以傳教士的身份來中國,但自雍正帝禁教以來,他並沒有因此被逐出紫禁城,反而極受禮遇,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在清朝宮中擁有宮廷畫師的職位。
郎世寧的一生大半待在中國,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約計有五十年。他不僅為後世留下大量珍貴的畫作,而且對中西文化交流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他的宮廷畫作品融合中西繪畫藝術,不但表現出西方繪畫中的寫實、立體、注重線條和結構等特點,也表現出傳統繪畫的傳神與韻味,在數十年的探索中,致力於融合中西方繪畫技法於一體,創作出獨特的畫風。儘管擁有一定的藝術價值,然而他的繪畫作品較為重視技巧而非藝術的探索,因此不論在東、西方均未被視為偉大的作品。
另外,他參與圓明園的規劃設計,其內部的建築、環境和式樣採用了西方藝術巴洛克式風格,而裝飾細節上則有具有東方藝術神韻。他引進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開創的明暗寫實畫法,並改用膠狀顏料在宣紙上作畫,也就是今日的膠彩畫作法。他曾上書請求康熙帝開辦學習用西方透視原理來繪畫的繪畫學校,但不被採用,後來與同時代的官員、學者年希堯一起出版了一本《視學》,是中國第一部西洋透視學專著。
郎世寧的代表作品有《八駿圖》、《聚瑞圖》、《嵩獻英芝圖》、《乾隆大閱圖》、《百駿圖》、《弘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戰圖》、《十駿犬圖》、圓明園西洋樓等。後世藝評家認為他「畫馬」最為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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