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條紋衣的男孩」是一部以二次大戰納粹屠殺猶太人為背景的電影，沒有意外的其也是一部讓人心碎的電影。觀看的過程裡，不時會想起「螢火蟲之墓」這部動畫片，其透過小孩去描繪戰爭的另一個面向而讓人儆醒。「穿條紋衣的男孩」也是透過小孩的雙眼，訴說著這場歷史悲劇，一如電影所強調的：「純真的雙眼，看盡殘酷的世界」。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八歲的小男孩布魯諾，在二次大戰期間其父親為納粹將領，因為職務調動的關係而必須舉家遷移柏林。由於必須與友伴分離，重感情的布魯諾感到不捨，卻仍得遵從父母的決定。透過電影的側寫慢慢勾勒出事實的真相，布魯諾的父親乃是因為管理集中營的緣故而調職，而他們舉家也因此搬到集中營附近的住宅。無法上學、沒有玩伴，至此布魯諾更顯得寂寥與落寞。
此時，電影拋卻了歷史事實的敘述，轉而透過布魯諾好奇的雙眼與感受，開始勾勒著一個八歲小男孩所以為的真實。故事的精彩或許就在於八歲小孩所認知的世界，必定有其相當地侷限性。再加上布魯諾也可算是富裕家族中的小孩，養尊處優的狀態裡，更加限制了其生活所接觸的現實面。就這樣以其內心的圖像配合著感官的接收，再佐以良善的純真本質，所謂的事實與殘酷突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解釋。
以集中營來說，由於對整個歷史發展相關訊息的匱乏，所以布魯諾也只能以其所擁有的資訊搭襯眼睛所見的實相，推估其所以為的狀態。以當時的狀況來說，既然其全家搬遷到遠離城鎮的郊外，那麼就地勢而言，從其窗外望去的木造建築與圍籬，布魯諾便將其解讀為農莊或農園。以此為藍圖，其所建構的世界當然迥異於集中營的史實。例如身處在農莊之中活動的人群，無可置疑地必定是農夫，只是那統一樣式的簡陋穿著，又引發其新的疑惑。而這位單純地小男孩，推敲的結果竟是這群農夫可能過於偷懶，因為時間已近中午，他們竟然還穿著藍條紋的睡衣，可見他們非常晚起。
另一段很特別的事件則是，布魯諾在家中盪鞦韆時不小心摔落，結果由被分派至他們家中幫忙的猶太人柏威爾幫其療傷。由於其觀察到家中的父親以及另一位軍官科特勒少尉叫喚柏威爾時，不僅非常不客氣，甚至都用鄙夷的態度對待他。所以可想而知地，其也單純地將柏威爾視為一位地位卑下的幫傭之人。既然如此，想當然爾即便柏威爾用心地幫其傷口進行包紮，布魯諾仍感到不放心。而直嚷著要等母親回來帶他去給醫生診治，當柏威爾表示無此必要因為其就是一位醫生時，布魯諾再次感到矛盾與不解。之後聽聞布魯諾陳述其心中對此的想法時，突然有種哭笑不得的感傷。「大人真奇怪，總是不能下定決心做他們想要做的事。就像柏威爾一樣，他以前是個醫生，但是為了削馬鈴薯而放棄。」
上述的童言童語，若搭襯著歷史的現況，著實讓人印象深刻。而這部片子便是透過那顛覆性地對比，讓人更為深刻地感受到當時許多作為的荒謬與離奇。其實，那不單單早已超乎一個孩子所能理解的範疇，那也打破了大家對於人性的理解與思維。
而故事絕不僅止於此，喜歡探險的布魯諾，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不顧大人的勸誡，獨自前往其心中所以為的農場，並且幸運地遇見了避坐在角落的另一位小男孩薩謬爾。對於極端渴望友伴，而且對於新生活早已感到單調枯燥的布魯諾來說，那彷彿是上天所賜予的最佳禮物。而對於薩謬爾而言，朋友的需要當然亦不容忽視，但是其面對的還有更為迫切與直接的生存需求。所以，與其說其很渴望與布魯諾交朋友，毋寧說其更渴望布魯諾所帶來的食物，以期能協助其擺脫飢餓的威脅。不管怎麼說，一個天真無邪衣著亮麗的小男孩，與一個對世界充滿疑惑不安，穿著藍條紋衣的男孩，就這麼開啟了一段獨特卻讓人心傷的友情。
承接著上述的鏡頭觀點，布魯諾遇見薩謬爾時，仍然抱持著八歲小孩除了玩樂之外，沒有其他要緊的事。所以，其立刻表達想要參與數字遊戲的念頭。即便薩謬爾表明，那並非數字遊戲只是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數字罷了。在對「囚犯」沒有任何概念的情況下，布魯諾仍然對此感到新奇不已。
故事繼續發展，隨著許多訊息的加入，布魯諾心中的疑惑也不斷增長。諸如家人將其房間可以看見「農場」的窗口封起來，可是其幾次跑到農場找薩謬爾卻不覺得那有何特別。再者薩謬爾對於食物飢渴的臉龐，更是漸漸衝撞著其原以為每個人的生活都與其一般無憂無慮的想法。而家教老師對於猶太人的仇視與嚴厲批評，與其所接觸的柏威爾、薩謬爾、甚至薩謬爾口中所提的父親，明顯有所抵觸。
更有甚者，當布魯諾的爺爺抵達其新的住居與他們及科特勒少尉一同用餐的過程中，因為觸及科特勒少尉的父親選擇在戰時離開祖國前往瑞士的議題，而挑起了叛國那碰不得的敏感神經。此時餐桌上的氛圍顯得緊繃與不安，柏威爾卻偏偏在幫科特勒倒酒時打翻了酒杯。這給予科特勒轉移話題的機會，也給予其發洩心中不滿的機會，當然因為柏威爾猶太人的身分更給予科特勒宣示效忠的機會。就這樣在餐廳的外頭，哀嚎與求饒聲迴盪著，即便布魯諾的母親哀求其父親，卻沒人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由於沒有親眼目睹，再加上在布魯諾的生命記憶裡可能從來沒有發生過，甚至目睹過毆打致死的暴力行為，於是其仍然沒有直率地接受事實，而是帶著更大地疑惑面對這一切。
故事的轉折，在於有一天布魯諾突然發現薩謬爾竟然出現在他的家中。原因是家中需要有人擦拭高腳杯，而那需要一隻能夠伸進酒杯中的小手。兩人相遇場所的改變，讓布魯諾一時間不知如何應對。其先是象徵性地宣告著：「我們不應該是朋友，我們應該是敵人。」可是其隨後便又拿起餐桌上的餅乾請薩謬爾吃，沒想到就在此時，那帶著肅殺之氣的科特勒再次出現。其凶悍地指責薩謬爾偷東西吃，心生害怕的薩謬爾隨即表示那是布魯諾請他的，布魯諾是他的朋友。科特勒轉而怒視布魯諾，畏懼害怕的布魯諾立刻反駁否認這一切。可是返回房家後布魯諾隨即後悔不已，因為他背叛了當時他唯一的朋友。幾番掙扎，其仍然決定回到餐廳面對這一切，可是薩謬爾已經不在那了。
帶著懊悔與不安，布魯諾即便幾次跑到集中營仍然沒有看見薩謬爾的身影，一如其在家中也不再看見柏威爾。另外，相信其在事件發生之前與薩謬爾的對話也必然不斷在其心頭浮現。「你不以你爸為榮嗎？」這樣的問題在不久之前，布魯諾必定可以大聲回應。一如其在第一次見到薩謬爾時，便曾自豪地表示其父親的工作，主要再讓更多人過得更好。可是這段日子，其心中的疑惑已經讓其無法如此肯定去回答這樣的問題。
不久，突然有許多位軍官來到布魯諾家中，顧不得父親的告誡，布魯諾一心想要釐清內心的困惑。所以他趁人不注意的時候，爬到高處從窗外偷窺父親與其他軍官在房內的活動。沒想到他們剛好在觀看關於集中營的宣導影片。片中滿溢著歡樂的氣氛，又是足球賽、又是咖啡館的。這一切讓布魯諾心中的疑惑一掃而空，其不僅重拾對父親的信任，也找回原本對於人性的信賴。看著電影中會議一結束其父親步出房間，布魯諾隨即衝去深情地擁抱父親時，其實很感慨、卻也很傷感。很怕，這個八歲的孩子如果發現那影片其實是造假的，那麼他是否還能承擔那關於人性的背叛與墮落。
不管怎麼說，那當下帶著重建的信心與快樂，布魯諾更加擁有面對薩謬爾的勇氣。即便當其看見薩謬爾臉上的瘀血與疤痕，仍然鼓起勇氣尋求友誼延續的可能，並且努力地嘗試彌補曾經犯下的過錯。所以當薩謬爾提出其父親失蹤的訊息，布魯諾隨即表示願意進到集中營內幫助薩謬爾尋找父親。這個決定背後，除了想要贖罪的念頭之外，再看過影片後，布魯諾也深深地以為集中營不過是一個社區無須掛懷。所以當薩謬爾提出得要穿著其身上的藍條紋衣時，布魯諾也不以為意。
就這樣兩個藍條紋衣的男孩開啟了故事最末的高潮，卻也是讓人不忍卒睹的悲劇。更讓人心痛與不捨的是當布魯諾發現了影片中的虛假時，其內心該是何等的悲傷。其父親大概怎麼也想不到以欺騙為出發點的宣導影片，在當時或許只是自欺欺人的手段，但是他卻騙了其最在乎的兒子，一個八歲男孩純真的心靈。
回到電影一開頭所引用John Betjeman的那段文字：「在理智萌芽的黑暗期之前童年是以聽、嗅與視覺來衡量。」其不單單點出了這部電影的精髓，也透過電影以另類的方式控訴著所謂理智或許並不如我們所以為的完美。許多的戰爭，往往皆打著民族主義的大纛，彷彿透過那至高無上的信念便得要摒棄其餘的想法，甚至關於人性、關於慈悲、關於憐憫。布魯諾的父親如此，祖父如此，甚至其家教與科特勒上尉不也如此。思考的箝制，導致了對於真相的視而不見；對比著，處於思考萌芽期的不足，而需依賴感官去拼湊的事實真相。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或許未必可以簡單地得到結論。可是，至少在人性的氛圍裡，看見了純真的價值、嗅聞到單純的美好。
可不是嗎？電影中的兩個小男孩，分別處在天堂與地獄的境遇，卻因為友伴的渴望而有了交集。更在那荒謬的世界裡，因為對人的相信、因為對情的需要，而不自主地反抗著大人所強加於其上的分野。對照著布魯諾的姊姊，那因為理智的萌發反而逼使自己需得合理化所思、所見，甚至為了避免衝突而放棄了純真，其實感到不捨。但換個角度來想，如果他沒有這麼做，可能便會像布魯諾的母親一般，在服從與人性上困頓掙扎，苦不堪言。
什麼是理智？如果說這部電影充盈著控訴理智的氛圍，也可說這部電影歌頌理智尚未萌芽之前的單純。因為單純，單純地從感受去理解與表達，單純地從人性本然中去相信，反而少掉了外在價值所強加的應然。當然，這會兒不是去否定理智的價值，只是若過於仰賴理智，少掉了反省，那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聰明的人類在面對理智與非理智的衝突時，往往會用合理化的應對機智，讓一切照著自己所期待的方向解讀。少掉了感官的直接與可能引發的衝突，那關於人性存有本質的精彩也可能隨之壓抑與忽略。孩子的眼睛，看見了什麼，很多時候他們看見的才是所謂的事實與真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