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罪與罰，更準確來說，我在秋天看了罪與罰——
坦白說，這真的不是個適合閱讀這本書的季節。
我把映著文字的手機螢幕關掉，隨手塞進背包裡面，在風中跨上摩托車，朝遠方騎去。
初秋的涼風鑽入安全帽的縫隙之中，給昏熱的腦袋帶來少許慰藉，一時間我彷彿成了那名戴著彆扭帽子的年輕人。
那些文字是從喉嚨濃痰裡抽出的綠絲，被織成一張蜘蛛網，而安寧就是他網上的獵物。
奔馳的摩托車被紅燈攔住，紅色、赤色，赤色、赤⋯⋯「貧窮不是罪，但赤貧，赤貧難道不是罪嗎？」我想起書中馬美拉多夫在酒館的自白。
赤貧當然是罪。
在現代的街道上，隨著交通號誌秒數的倒數，我眼中的九等文官正在喋喋不休，為了追尋痛苦而痛苦的自己痛苦，周圍車水馬龍的交通聲都像是在嘲笑那名虛幻的肥胖男子。
人們在貧窮的時候還能保有道德良知，但在赤貧的時候，在連衣食都無法保證的時候，知識與道德照射不到的縫隙就滋生出罪孽。
綠燈了。
我騎著摩托車橫過鄉間小路，綠色的草枝層層彎下身子，輕靠在鐵欄杆上，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出一層過於鮮脆的綠。
草葉的兩面是不同濃度的綠色，這是當然的，但這幅景象卻不禁讓我停在路邊，就這麼坐在摩托車上凝視許久。
表現出來的模樣，與實際上的模樣到底有什麼區別呢？乍看一體兩面，實際上只是因為某些因素導致深淺不同⋯⋯是什麼因素呢？
我陷入沒有意義的思考之中，這或許是我的壞習慣，但是是刻意培養起來的習慣。為了寫作，必須隨時確保「好奇心」的存在，同時觀察著構築這個世界的任何元素，這也是我之所以不喜歡陽光，卻依然會選擇在假日出門的原因。
但說起來，寫作或許也是種自相矛盾的事情，我認為文學是從痛苦中淬鍊而出的靈魂結晶，然而多數情況下，真正痛苦的人已經無力執筆，寫作於是成了有錢人的「閒暇興趣」，而人道關懷都被鍍上一層「生存者餘裕」的外膜。
那麼我又算什麼呢？戴回了安全帽，繼續策車往朋友的住處前去。
友人從南部上來，為了逃脫家庭的窘境。我見過他的父母兩次，不是壞人——但對朝夕相處的友人而言卻不見得。我想許多時候，距離能保持美感，即使是有血緣關係的家人，太過親暱也會導致摩擦與愛意變質。
他住在十三樓。我們談論了幾天前的地震、俄烏戰爭的影響、英國政權的動盪帶來的幣值波動⋯⋯後來他回了房間去，留我一個人在客廳的沙發上歇息。
這並不是待客怠慢，正相反，因為我們明白彼此的性格與為人，所以給了彼此獨處的時間與空間，他能安心地讓我待在家中，而毋需顧及安全，也毋須讓一切「賓至如歸」；而我也不必應付主人家喋喋不休的問候，試著在無止盡的現實中將自己釀為話題。
我需要的只是轉換一個環境，強迫著自己保持新鮮感（即使它總像是變色龍一樣迅速隱匿），讓大腦處於輕微的刺激之中。
我半倚在沙發上，佐著一杯半涼的茶水，打開手機繼續看著《罪與罰》。我想起芥川龍之介曾經在《齒輪》裡面多次描述過這本書，他曾說過如果將主角的人生或多或少更改一下，就成了他的人生寫照。
⋯⋯我又何嘗不是呢？
我與羅佳的相似處過多，例如拚命用功卻顯得有些目空一切，又例如與誰也不怎麼來往，連靠母親接濟生活的地方也是這麼相似，以至於我在看這本書時，往往感到胃部如暴風雨中的海浪翻騰。
正當我百感交集時，善良忠厚的老朋友「拉祖米欣」從房間走了出來，向我開口：「冰箱沒有什麼食材，我們得出門一趟。」
「好。」我匆匆答覆，關上了那面勾起我百般繁縟思緒的「窗」——即使過了百年，文字依然能夠橫跨時空，一面小小的液晶螢幕成了窗戶，靈魂的吶喊則是被折起的紙飛機，這是只能從過去到未來的單向通行。
拾起了紙飛機的我匆匆將其塞進口袋，卻又在站起身來才發現，口袋其實只剩下幾張發皺的粉色鈔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