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這位老化石終於在一陣令人窒息的哀鳴中結束了他的發言。「我很榮幸成為……傑克……傑洛米……?」他轉頭望向螢幕外的某人,「他叫什麼名字?」接著是一片尷尬的沉默。他隨後瞇起眼睛,盯著一疊文件,將它們湊得幾乎貼到鼻尖。找不到答案後,他乾脆信口胡扯:「我很榮幸成為傑奇的導師。(我不叫傑奇,你這混蛋!)願他的退休生活充滿與他卓越的學術生涯相符的嚴謹和求知精神,並願他繼續在我們高尚的文學真理追求中,為未來學者指引方向。」
高尚的文學真理追求,荒謬!就像瑪麗.安東尼追求麵包分配改革一樣! 2020年3月14日。在我們全都變成螢幕裡的像素的前一天。愛默生的辦公室依舊散發著皮革精裝書和學術優越的氣味。他一開始就沒浪費時間寒暄。「我聽說你在上柯薩科娃教授的課。」他的聲音冷得可以凍結地獄。「『心理分析與文學』?哼。『維吉尼亞.伍爾芙專題』?哼。」每個「哼」聲像法官的槌聲。「那不是正經文學。真正的文學是提升人類精神的。華茲華斯對自然的神聖存在的理解。莎士比亞捕捉人性本質。那才是文學。」
是啊,你這自負的老白盎撒新教徒。沒有什麼比富有的白人寫關於水仙花的詩,而同時他的同胞在煤礦中死去,更能彰顯「神聖存在」了。也沒有什麼比讓未成年男孩穿緊身褲演女性角色更能捕捉「人性本質」了。但至少他們不是寫關於精神疾病的猶太婦女,也不是寫無意識的俄羅斯人,對吧?
「如果你想把導師換成柯薩科娃教授,」他繼續說,毫不掩飾他的輕蔑,「我不反對。」
我整個人都在顫抖。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愛默生——下一任系主任的預定人選,學術禮儀的守門人,我們這個小封地的白盎撒新教徒之王——生氣了。而在學術界,生氣的白盎撒新教徒就像生氣的黃蜂——他們不會立即蜇你,但他們會確保你後悔打擾了他們的巢穴。
他讓沉默延續,可能是在回憶他如何在某個常春藤聯盟的學術貴族學校學到這個權力展示的技巧。「你不需要現在就決定,」他終於說,聲音中帶著虛假的慷慨,「把時間拖到月底……考慮一下你的學術軌跡。」
考慮你的學術軌跡。翻譯過來就是:考慮清楚是否要選擇錯的導師來做學術自殺。選擇這位穩固的、幾年後會審查你的終身職申請的白盎撒新教徒男性,還是那位沒人知道、沒人在乎的東歐女學者?這個選擇既清晰又充滿壓迫。
我坐在那裡,想到尤金的滿臉瘀青,想到薇琪的月亮吊墜,想到柯薩科娃的深淵。想到那些被壓制的聲音,因為它們不符合愛默生狹隘的「真正文學」定義。
第二天,我們全都被隔離了。世界永遠改變了。但在那一刻,在那間辦公室裡,象牙塔裡依然是老一套——由老白人決定什麼算是文學,什麼算是知識,什麼算得上是一個值得擁有的職業生涯。
尤金被毆打的隔天,我發現自己回到了加州利弗莫爾的童年臥室,周圍是泛黃的蝙蝠俠海報和對曾經的自己而言意味深長的AP英語獎項。
我一進門,爸爸就沒停止過談論市場。他孤注一擲押在了特斯拉上——抵押了房子,清空了退休帳戶,用人壽保險借了款。現在他在客廳裡像困獸般徘徊,時而恐慌,時而拼命自我安慰。
「封鎖會讓車市崩盤,」他喃喃地說,然後馬上自我反駁:「可是如果換個角度想,大家可能會避開大眾交通工具,對不對?他們會想要買自己的車。而特斯拉又不只是汽車公司,它是科技公司!科技才是王道!你看Zoom的股價!去年誰知道它是什麼,現在每個人都在用。還有SpaceX!馬斯克都要去火星了,天啊。中國人連病毒都控制不了,可是馬斯克要上火星!」
他做著那個手勢——一種緊張的動作,表示他離崩潰可能只差一次股市大跌。「而且,千禧世代超愛特斯拉的。他們每個人都假掰地說要拯救地球什麼的。不是說你,」他瞄了我一眼,因為我算是這家裡的標準環保主義者。「股價一定會上漲,一定會的。不然的話……」他話沒說完,也不需要說完。
湯姆從史丹佛的機械工程課程回來,帶著他的科技樂觀派見解。「特斯拉的電池技術領先其他人好幾年耶,老爸。他們的AI能力真的超狂。而馬斯克,他就像有腦袋的川普。我敢打賭他以後一定會參選。讓美國再度電氣化!」他為自己的笑話哈哈大笑。
他們開始分析即將到來的選舉,聽起來更像是在開CNBC的投資策略會議,而不是政治討論。
「拜登對綠能補貼比較有利,」爸爸說。「這可能會讓特斯拉股價漲得更高。」
「對啦,可是川普對整個市場比較有利啊,」湯姆反駁。「而且他很討厭中國,這對特斯拉對抗中國競爭對手也很有幫助。」
我坐在那裡,聽著家人把民主的命運簡化成一個股票投資策略,想到尤金的傷痕累累的臉,想到他脖子上那個彎曲的十字架。想到我父親對美國技術霸權的絕望賭注和我弟弟對億萬富翁救世主的崇拜,這不過是同一個國家幻想的不同版本——相信某種金錢和技術的組合能夠拯救我們。
「你說呢?」湯姆突然問我。「拜登還是川普——誰對特斯拉更有利?」
我想到愛默生的最後通牒,想到柯薩科娃的深淵,想到那些其實根本不是選擇的選擇。想到即便在這裡,離校園三千英里,我依然無法擺脫一種感覺,即一切——政治、教育、宗教、愛——都被簡化成了市場計算。
「我認為,」我小心翼翼地說,「我們問錯了問題。我們應該問技術絕對主義的社會成本,問財富集中化的道德影響,問人類——」
「BAZINGA!」爸爸打斷我,模仿著謝爾頓.庫珀那鼻音濃厚的口音和特有的頭部歪斜。「哦瞧瞧,湯姆,你哥哥以為他在演《宅男行不行》!文學不是科學!」
湯姆試圖扮演調停者,他那從史丹佛修煉出來的客氣,掩蓋不了他的傲慢。「聽著,理想主義是很棒啦,但——你那人文學科的教父,那個鬍鬚濃密的德國人,不也是這麼說過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得先保障物質基礎。」
他拿出他的iPhone 11 Pro Max(用一部價值1200美元的手機講述物質基礎的諷刺顯然對他毫無意義),找出一篇文章。「看看?這就是你選擇上層建築而非物質基礎時會發生的事情。」
那是一篇關於UCLA的一位天體物理學講師的報導,他無法負擔房租,只能住在車裡。堂堂天體物理學家,無家可歸。在我眼前,湯姆手機上的文字模糊成了一串學術恐怖:持有博士學位,講授六門課程……收入是平均薪水的一半……校長加薪30%……學生每年學費34667美元……
「他可是理科教授耶,」湯姆特別強調,好像我可能沒抓到重點一樣。「你想想看,他們會付給你們這些做文學理論的人多少薪水啊?」
我不必想像。我知道他們付我們多少。知道愛默生為什麼一直強調「學術禮儀」的重要性——因為禮儀是我們唯一負擔得起的東西。知道為什麼柯薩科娃住在那個沒有任何私人物品的簡樸辦公室裡——因為當你靠著每月的工資生活,無法積累回憶。
那位無家可歸的天體物理學家說的話在我腦中迴響:「教書是我的絕對熱情。」天啊,我聽過多少次這句話被用來對付我們?熱情作為薪資的替代品。對教學的熱愛成了剝削的藉口。整個該死的系統在我們的理想主義殘渣上運轉,而行政人員加薪,學生背上了債務。
爸爸的臉柔和了一些。「聽著,兒子,我沒有說要你放棄文學。只是……在追逐夢想之前,先想想怎麼養活你的夢想。夢想可不接受食物券,你知道嗎?」
急於換個話題,我問湯姆有關艾瑪的事。「怎麼樣?那首十四行詩有幫助嗎?」
湯姆的笑聲足以讓牛奶酸掉。「艾瑪?哦,淦!她現在和一個叫里奧的傢伙在加州過得超爽。開著保時捷Taycan,還綁著那種很噁的男式髮髻,搞得像個假武士一樣。」他語氣裡滿滿都是對成功對手的那種酸。「那個混蛋以前就是在柏克萊的車庫賣大麻的。結果2018年大麻合法化,咻一聲他就變什麼『大麻企業家』,還搞了一個有夠蠢的梵文名字,賣有機高級大麻。」
「我敢說,他們現在一定在馬里布的海景別墅,」湯姆繼續說,滿臉寫著怨恨。「應該就在無邊際泳池旁邊做瑜伽,喝那種超貴的康普茶,然後盤算下一趟要不要再去峇里島搞什麼『養生之旅』。她老是在Instagram限時裡考夭什麼『豐盛的顯現』──有錢嬉皮現在叫數錢都要用這種詞哦?」
「還有啊,上次聽說,他們買了一台特斯拉。」他偷偷瞄了老爸一眼。「Model X,就是那個帶蠢到爆的鷹翼門的車吧?搞不好就在裡面抽他們的手工大麻,聊什麼脈輪啦,投資組合啦,還是其他莫名其妙的鬼東西。」
「女人就是愛壞男人,」湯姆總結道,像是剛發現了人生大真理一樣。「他是不是毒販根本沒差,只要他是個有錢的毒販就好了。」
我想說些安慰他的話,比如說錢買不到幸福啦,真愛是值得等待的啦,或者品格比財富更重要啦。可是這些話放在我們這個後疫情、幾乎快世界末日的年代裡,聽起來根本是屁話。最後我也只能勉強擠出一句:「太糟糕了。」
湯姆冷笑了一聲。「是啊,至少我不用再為她寫什麼十四行詩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童年的床上,望著我八年級時貼在天花板上的夜光星星(它們還在,依然微微發光,像垂死的理想),我做出了有關我「學術軌跡」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