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二〕睡衣

「我到底去不去？」拉斯克尼科夫站在十字路口，彷彿等待旁邊的人給他一點意見，可是周遭一片死寂，就像他一路走來，踩在腳底下的石頭絲毫沒有反應。他感到孤獨。。。

“Shall I go there or not?” thought Raskolnikov,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horoughfare at the cross roads, and he looked about him, as though expecting from some one a decisive word.  But no sound came, all was dead and silent like the stones on which he walked, dead to him, to him alone…

我認為機智是個了不起的東西，沒錯，它是自然的榮耀，也是人類生命中最重要的慰藉，可是它究竟還能耍出什麼樣的花招呢？可想而知，像我這樣糟糕又年老的調查員還要挖空心思拆穿所有的伎倆，我勢必快要迷失自己了，畢竟我只不過是個普通的人啊！事實上，人性卻成了我這個可憐的調查員最好的幫手。年輕人一心想玩弄心機，哪顧得了這些？

…wit in my opinion is a splendid thing, it is, so to say, an adornment of nature and a consolation of life, and what tricks it can play!  So that it sometimes is hard for a poor examining lawyer to know where he is, especially when he is liable to be carried away by his own fancy, too; for you know he is a man after all.  But the poor fellow is saved by the criminal’s temperament, worse luck for him!  But young people carried away by their own wit don’t think of that…

在罪案小說裡面有一種人，叫做安樂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意思就是在謀殺發生以後，這種偵探只要坐在安樂椅上，安靜地思考一段時間，抽個菸打個毛線什麼的，就可以知道兇手是誰，甚至可以想出抓兇手的辦法。換句話說，在小說裡情節推展的同時，其他人因為謀殺死人忙得人仰馬翻的時候，這種人那樣無所事事卻總是對事實胸有成足的樣子，就是那個偵探故事裡面引人入勝的要素。在【罪與罰】裡面，偵辦拉斯克尼科夫所犯下的兇案的警察，叫做波非瑞（Porfirey），這個人在小說裡面與拉斯克尼科夫只有三場比較長的對手戲，並且在最後一次會面的時候就指認拉斯科尼科夫為殺害阿麗娜的兇手。這個其貌不揚的偵探自一出場就是一副安樂椅上躺得滿舒服的樣子：

波非瑞的模樣就像待在家裡，穿著睡袍和乾淨的內衣，腳上蹬著一雙便鞋。他大約三十五歲，中等身材，體態肥胖。

Porfiry Petrovitch was wearing a dressing-gown, very clean linen, and trodden-down slippers. He was a man of about five and thirty, short, stout even to corpulence.

這段描述出現在拉斯克尼科夫在犯案後與偵探的初次見面，拉斯克尼科夫藉由一個朋友的引薦來拜訪這名警察。在這個拜訪之前，波非瑞已經開始懷疑年輕人就是兇手了（他從同事口中得知，拉斯克尼科夫在警察局聽到謀殺案時就昏倒了，而且之後這個患病的年輕學生也跟那個警察同事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好像這個人知道更多謀殺案的事情似的），甚至為了更確定自己的懷疑，他在這場會面之前也去查了拉斯克尼科夫在期刊上面發表的文章，想要知道這個嫌犯心裡到底在想什麼。整個說來，波非瑞在小說裡面登場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好要面對殺人兇手了，更重要的是，這個偵探在面對殺人犯的時候，穿著睡袍跟內衣。

波非瑞隨意的打扮很適合他與拉斯克尼科夫會面時輕鬆自在的態度，雖然他們討論的話題非常嚴肅，波非瑞說他念過拉斯克尼科夫寫的一篇文章，文章當中有一個奇特的論點：

所有的人被分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兩類。平凡的人活著的時候，必須唯命是從，沒有犯法的權利，因為他們都是平凡的人，但是，不平凡的人有權利做出不法的勾當和各種犯罪行為，追根究柢是在於他們是不平凡的人。

…all men are divided into ‘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y.’  Ordinary men have to live in submission, have no right to transgress the law, because, don’t you see, they are ordinary.  But extraordinary men have a right to commit a crime and to transgress the law in any way, just because they are extraordinary.

對於波非瑞所發表的心得，在場其它朋友都覺得這種言論太狂妄了，可是拉斯克尼科夫不僅同意他在文章裡面的確有這樣寫，還加以解釋：

人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低級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說他們僅僅做為繁殖同類的材料，而另一類人是天賦異稟和具有才華的人，能在當時社會發表新的見解。但是這兩類人有明顯的區別，第一類人是一種材料，他們大都天生保守，循規蹈矩，活著就是服從，而且樂於聽命於人。在我看來，他們有服從的義務，因為那是他們的使命。他們也認為這是無損尊嚴的事。第二類的人，他們都會犯法，根據他們的能力，都有可能成為破壞者。。。第一類的人保有這個世界，而且人數與日俱增，第二類的人推動這個世界，引導它走向目標。

…men are in general divided by a law of nature into two categories, inferior (ordinary), that is, so to say, material that serves only to reproduce its kind, and men who have the gift or the talent to utter a new word.  There are, of course, innumerable sub-divisions, but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both category are fairly well-marked.  The first category, generally speaking, are men conservative in temperament and law-abiding; they live under control and love to be controlled.  To my thinking it is their duty to be controlled, because that’s their vocation, and there is nothing humiliating in it for them.  The second category all transgress the law; they are destroyers or disposed to de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ir capacities…The first category is always the man of the present, the second the man of the future.  The first preserve the world and people it, the second move the world and lead it to its goal.

拉斯克尼科夫這樣的回應帶有一點挑釁的情緒在裡面，他表達出自己可能犯罪的意向，卻也能夠確定說，警察人員因為完全沒有掌握到實際證據，也無法懷疑到他的身上來。可是，在這樣的討論進行當中，內衣外面罩著睡衣腳上穿著拖鞋的波非瑞幾乎就已經確定了，拉斯克尼夫就是殺害阿麗娜與麗莎的兇手，他知道這些理論外表看起來的整體性不過是要掩飾一個愛思考的大學生的受挫心靈。這個年輕人不甘願在社會上當作一個平凡的人，不想要給別人欺壓，也不想這個世界沒有他自己心目中所理想的秩序，波非瑞瞭解到個性極端的年輕人為了執行自己心目中的理論，更為了要反擊自己不停在這個城市裡面接收到的抑鬱，到頭來一定會犯下重大的錯誤。所以，到後來，就算有另外一個嫌疑犯被捕，一個倒楣的油漆工撿到阿麗娜遺失的財物拿去典當，在案發當天也是徘徊在犯罪現場，對於警察局來說幾乎是個人贓俱獲可以結案的情形，波非瑞還是堅持，這個呆呆的工人不會是兇手，兇手就是跟他沒打過幾次照面卻讓他印象深刻的古怪大學生拉斯克尼科夫。

其實拉斯克尼科夫做案的手法應該算是天衣無縫，他殺了老太婆以後，把兇器跟贓物都藏得好好的，沒有人可以找到，可是在他完全處理完這些細節，確定沒有人可以依據任何物理證據定他的罪的時候，他遊走在聖彼得堡，卻常常感覺到孤寂的心情。對於他這樣的心情，波非瑞坐在他的安樂椅上面（或說包在他的睡衣裡面）應該是可以想到的，就像在他與拉斯克尼科夫第二次的對話當中所提到的，不管他會碰到罪犯如何機巧的計謀，對人性的了解總是他辦案最後的依歸。也許真如拉斯克尼科夫的理論裡面所講的，真有這兩類人，一類默默遵守法律，甚至必須要承受大環境加諸於身上的痛苦，就像馬拉梅杜夫一家人一樣，而另外一類可以破壞法律並且制定新的社會規範，就像拉斯克尼科夫念玆在玆的歷史人物拿破崙，或是這個大學生自己努力要去做的那樣。可是，不管這個世界分成幾種人，那全部都是人，都是必須聚在一起而且一輩子互相影響改變的的無數種性格。你一個毛頭小子要真的覺得殺害一個老太婆可以建立什麼樣的社會新秩序（也許可以警惕世人不要私據錢財。。。），你那個獨斷獨行的腦袋總是忘記說，自己的意識在這個人來人往酒臭汗臭交雜的城市裡面不斷改變著。既然你因為這個罪孽深重的城市犯下了謀殺，在浪蕩街頭的同時持續感受人群的無情與自己的寂寞，你遲早會跳出來昭告天下自己幹了什麼事情。所以真的要抓到你這樣的罪犯，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不理你。

拉斯克尼科夫與波非瑞的第三次見面，也就是這個偵探與兇手在這本長篇小說裡面的最後一次對手戲，波非瑞表達他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拉斯克尼科夫的確是殺人兇手以後，拉斯克尼科夫感到很驚訝，一方面驚訝自己的計謀給拆穿，另外一方面則是驚訝於波非瑞為什麼在知情之後還不逮捕他，難道他不怕犯人跑了嗎？這時候罪案小說史上面最精彩的對話就出現了：

「萬一我逃跑了？」拉斯克尼科夫問，十分古怪的笑著。

「你不會逃跑。村夫野婦會逃跑，時髦的改革派人士會逃跑，因為他們是別人思想的走狗。。。如果你逃跑，有什麼可以支持你？逃亡途中你要做什麼？逃亡對你來說是這樣艱辛而且卑劣啊。。。假如你逃跑了，你會自己回來。沒有我們，你就沒有辦法活下去。」

“And what if I run away?” asked Raskolnikov, with a strange smile.

“No, you won’t run away.  A peasant would run away, a fashionable dissenter would run away, the flunky of another man’s thought…what will you run away with?  And what would you do in hiding?  It would be hateful and difficult for you…If you ran away, you’d come back to yourself.  You can’t get on without us.”

一個調查員必須在研究犯罪的領域裡面經過一段相當的成長，才能達到這樣的洞見。這段對話的智慧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是面對年輕的謀殺者，他一眼看穿了拉斯可尼科夫的矛盾，這年輕人雖然在客觀環境上布置了所謂的完美犯罪，卻永遠逃不了內在的矛盾，在宣稱自己是不同於一般人的冠冕言論裡總是在等待著他人的認可，就好像孤獨地做完像是革命的謀殺動作後，卻還總是渴求他人的認同，這段對話顯示波非瑞在面見拉斯可尼科夫的時候，一直都看到拉斯可尼科夫帶著一把染血的斧頭像個孩子一樣與長者求取認同。波非瑞在這個對話表現的第二個層面的智慧，是對待外在的世界，他深知這個現實人間的各個冷暖人情都是這個謀殺的幫兇，是這個年輕謀殺者不願意離開的泥沼。 在說這段話之前，波非瑞很感慨地形容自己是個「見過世面，有感情，明白事理，但已經消耗殆盡的人」（I am a man with nothing to hope for, that’s all.  A man perhaps of feeling and sympathy, and may be of some knowledge too, but my day is over.）作為聖彼得堡的一個執法者，他對於這個地方壓迫在人（尤其是有點理想的年輕人）身上的無情作為並非沒有了解，當他把自己的想法滲透於這個街道上的熙熙攘攘，並且把他的行事步調完全配合這個城市的呼吸的同時，他深知有些作為根源於人群，也絕對逃不出人群，也因此，他那種安樂椅偵探的形象，是帶有一些滄桑味道的，他氣定神閒的態度，那樣為聖彼得堡的社會秩序盡一點心力的不得不然當中，其實是有知覺到，他自己，還有這個城市，有些東西確實是消耗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