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 Netflix 的《絕望者之歌》，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沉重。這部電影改編自 J.D. Vance 的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講的是一個年輕人從破碎家庭中掙扎翻身、進入菁英世界的故事。表面上它像是另一則美國夢的例子，但對我來說，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見美國工人階級的崩壞，以及整個社會在價值觀、制度與文化上的深層裂痕。
J.D. 的家族來自肯塔基州的阿帕拉契山區——一個典型的「鐵鏽帶」地區。他的成長過程充滿毒癮、暴力、離婚與情緒崩潰。唯一支撐他走出深淵的，是那位毒舌卻堅韌的祖母 。電影沒有粉飾這個世界的混亂與悲傷，也沒有把他的人生包裝成某種輕薄的「正能量」故事，而是忠實呈現了階級困住的痛感與那份無法輕易擺脫的孤影。即使他後來成功考進耶魯法學院，走進菁英世界，他仍無法卸下來自家鄉的烙印，那份混合著羞愧與責任的情感，纏繞著他成為一種更深的孤獨。
看著這些畫面，我不禁想到川普在競選時高喊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對於鐵鏽帶工人來說，這句話聽起來就像是一個久違的承諾——他們終於被看見了、被重視了。川普描繪了一幅願景：工廠會回來，工作會回來，尊嚴會回來，榮耀也會回來。但現實卻遠比口號更複雜。
事實上，川普的政策本質上是一場美國國安戰略：為了因應全球供應鏈風險、科技戰與未來的地緣政治衝突，美國勢必要把某些戰略性產業拉回本土。他只是把這些原本就要做的事情，包裝成「幫你討回公道」的語言，換取選票，甚至選了J.D. Vance 作為他的副手。而那些鐵鏽帶的選民，也甘願相信了這樣的說法——因為那是他們在現實世界裡唯一還能抓住的希望。
但這些回流的產業，往往是高度自動化的智慧工廠，所需要的早已不是扛鋼板、鑽螺絲的工人，而是懂機器語言的工程師與系統維護人員。製造業「回來」了，卻不是為了接住那些早已被丟下的藍領階級。他們所熟悉的世界，早已被新技術無聲替換，他們沒有人再教、也沒機會再學。於是他們被留在原地，繼續活在那段沒有出口的過去裡。
這讓我想到經濟學家熊彼得所提出的「破壞式創新」（creative destruction）。在資本主義的語境裡，我們總是歌頌創新如何點燃未來，卻很少有人願意回頭去看那些被破壞留下的廢墟。破壞式創新的每一次「創造」，都是以「摧毀」為前提——老的產業、舊的技能、人的角色與社會定位，全都可能被捨棄在過去的斷層中。矽谷、特斯拉、AI、數位平台的崛起，看起來像是一場華麗的進步盛宴，但我們是否記得，那些曾經在底特律工廠工作一輩子的勞工，今天在哪裡？站在廢棄鐵門前的他，接下來要去哪裡？
川普的出現，本質上就是這些人對「破壞」的反撲。他們可能知道自己無法真正搭上新世界的列車，但至少他們希望有人能替他們說話。川普不一定能實現那些承諾，但他會講他們的語言。他的出現像是一面鏡子，讓這些原本沉默的人突然發現自己還存在、還有聲音。他們的選票不是投給希望，而是投給對體制的憤怒、對菁英的抗議、對被遺忘的復仇。
但我始終覺得，這些人的痛苦並不是只來自於失業與貧窮，更來自於心理層面的崩解。他們早已被教會：“人的價值，來自你能不能賺錢；你能創造產值，就有人尊重你；你沒有產能，那你就活該被遺棄。”這樣的價值觀深深扎根在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文化裡，把人變成了一件工具。一旦不能工作，他們就覺得自己毫無意義。這是一種徹底的異化，也是一種精神世界的消亡。
而這樣的命運，不會只發生在工廠工人身上。隨著 AI 的迅速發展，連中產階級的白領也難以倖免。當一台機器能寫出合格的報告、合約與程式碼，我們又該如何證明自己的存在？如果我們還繼續堅持「工作＝價值」這種單一思維，那未來幾十年，整個社會都將陷入集體的心理崩壞。那時，我們都可能變成下一個鐵鏽帶。
真正該被提出的，不是「創造更多工作」，而是「重建人類價值的多樣性」。一個人的價值不該只被定義為產能，而可以是理解、陪伴、創造與存在本身。我們需要新的文化、新的制度、新的敘事去支持這種轉變。如果我們沒有同步創造出人性、安全與尊嚴的緩衝機制，那這場由創新所驅動的資本盛宴，終將變成一場只屬於少數人慶祝、多數人沉默的盛會。而這樣的世界，誰又能真正安心地活在其中？
在我眼裡《絕望者之歌》不是一部教你如何出人頭地的電影，它像是這個時代遞出的一封信，以溫柔包裹著沉痛，向我們提出那個無法逃避的問題：如果我們不重新思考「人為什麼而活」，那就算這世界再怎麼進步，也終將是一場空虛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