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後一年，她被診斷出乳癌。
那時我們還住在鄉下，醫療條件遠不如城市。
媽媽想快刀斬亂麻，不想冒險，說不保留，直接切除。
但醫生卻說：「可以保留啦，這種我們處理得來。」
所以，每週二她就去「開刀」。真的，不是複數，是連載的那種刀。
我們年紀小，搞不清楚什麼叫「保留」、「切除」，只知道媽媽回家時總是很虛弱，
像個手機快沒電，插著插座也充不飽。
我不知道她做了幾次手術，也不知道她忍了多少次痛。
直到某天，醫生終於說：「不行了，得全切。」
這話說得太晚了，像是你拼命補作業，結果老師說：「這單元不算分。」
媽媽後來為了化療，一個人先搬去城市的大醫院治療，
我們留在鄉下，由爸爸一邊照顧我們，一邊收拾搬家。
大姐、哥哥先轉學，爸爸帶我們搬到城市裡一間三房兩廳的房子。
我們終於又團聚了——只不過是在藥罐子與病床之間。
爸爸每天上班，休假時就牽著媽媽的手去回診。
但化療沒做幾次就被醫生喊卡了：媽媽有地中海型貧血，再做下去會引發敗血症。
治療流程改成：吃藥，長期觀察。
我記得當時醫生語氣平淡，就像在說：「你這台手機不能快充，改用慢的。」
媽媽從沒抱怨。她的笑容照樣出現在餐桌旁，也出現在我們考試考爛時。
那笑容就像一種「日常濾鏡」，你永遠看不出來她哪裡痛。
但有一次，她真的撐不住了。
那天她說不舒服，我們陪她去掛急診。
從內科到外科、再到胸腔科、轉去婦產科，然後繞回內科——
我們在醫院裡繞得比便利商店打工還熟路。
每個科都說「這不歸我處理」；
每位醫生都走得比話快。
那時我還小，卻第一次體會到什麼叫「在需要幫助時，發現世界很忙。」
最後我們放棄了，回家，拿出主治醫師開的管制藥。
媽媽喘得厲害，痛到講不出話。
她吃了一顆，說不夠；我們就又給她一顆。
沒有人教我們劑量，也沒有人教我們怎麼做，
我們只是想：「不要讓媽媽再那麼痛，就好。」
我後來常常想，那天如果有人停下來看我們一眼，是不是會不一樣？
但我也知道，現實不是這樣的。
現實會說：「人太多，請耐心等候。」
那一晚，她的痛稍微緩了些，我們一家坐在客廳，像剛經歷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媽媽笑著說：「沒事啦，媽沒那麼容易被打敗。」
我們都點頭，但我心裡很清楚：
她的笑容從來沒說謊，而她的笑容，那天比以前更用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