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典藏藝術雜誌》推出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系列專題，讀後讓我深有共鳴，但同時也有不同的見解。
當公共資源的掌舵者在媒體與國際舞台上被塑造成文化英雄時，我們是否忽略了：美術館的核心，從來不該是館長個人，而是全體社會民眾的文化權利與知識建構？
近年來，國內多所公立美術館陸續與國際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引進歐美大型展覽，試圖打造「與國際接軌」的文化形象。這些展覽雖然吸引大量人潮、獲得媒體關注，卻也反映出一種值得警惕的現象：文化資源與權力過度集中，逐漸模糊了公共藝術教育與在地文化耕耘的初心。
一、當聲量超越使命：個人形象是否凌駕於公共責任？
當館長的名字頻繁出現在記者會、論壇與外訪報導中，我們不禁要問：
· 這些國際交流，是否真正深化了公眾的藝術理解與知識傳播？
· 所引進的資源，是為藝術而來，還是為強化個人與其網絡的影響力？
· 作為文化政策的執行者，他們的發聲對象是全民，還是少數？
在這樣的操作邏輯中，美術館不再僅是藝術推廣的場所，而可能淪為彰顯個人文化資本的平台。與其說我們在見證藝術外交的成果，不如說是在目睹履歷與象徵資本的建構，而這正可能稀釋了對本地藝術家、觀眾與藝術教育的基本責任。
二、國際展覽是交流，還是對本地創作的忽視？
我們樂見國際展覽成為文化對話的一部分，但當公立美術館全年幾乎被「進口展」填滿時，問題便浮現：
我們是否在默許一種隱含的價值判斷——「國外才是標準，本地尚未成熟」？
事實是，臺灣藝術創作能量充沛，無論攝影、繪畫、複合媒材或新媒體領域皆具高度創新。遺憾的是，策展機制不透明、典藏預算低落、教育活動遭邊緣化，使本地創作在資源邊緣掙扎，難以被真正看見與支持。
相信很多人並非反對國際展覽，而是呼籲更健康的比例與合作模式。真正具意義的國際交流，不該建立在排除在地的基礎上，而應透過策展共構、雙向對話與知識共享，讓臺灣藝術在全球語境中被理解與欣賞。
三、誰來壯大全民的藝術知識？
美術館應是知識生產的基地，而非單純的展覽櫥窗。它應成為社會大眾親近藝術、理解歷史、培養美學素養的重要場所。這需要更強化的教育策劃、多元觀眾參與策略，以及與本地策展人、學界、創作者的深度連結。
若美術館領導階層將重心放在形象營造而非知識建構，忽視教育資源的拓展與制度設計，無論建築多宏偉、展覽多華麗，都可能淪為文化資本的展示場，而非全民知識的孕育所。
四、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館長？
公立美術館不需要更多媒體上的文化明星，而需要真正願意推動制度改革、優化資源分配與深化藝術教育的文化工作者。國際展覽固然重要，藝術外交也非不可為，但更關鍵的是：我們能否在每一次決策中，始終回應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你，究竟是替誰發聲？」
五、教育人員法適用於美術館館長，是否合宜？
目前臺灣多數公立美術館館長聘任仍依循《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將館長視為教育體系中的一員。然而，該法規原為正規學校教師聘任與升等設計，強調學術資歷與教學經驗，並不適用於文化機構的專業實務需求。將教育人員制度直接套用於美術館、博物館，不僅錯置法源依據，更忽略文化治理的本質。
美術館職責遠超教學推廣，涵蓋藝術策展、典藏管理、行政運營、觀眾發展與國際交流等多元面向。以教育體系標準限制館長人選，容易排除具實務經驗、文化管理能力與跨領域視野的專業人才。這樣的制度不僅窄化館長專業組成，也抑制內部人才升遷及外部創新能量引入。
《博物館法》雖於2015年通過，卻未對「館長遴選機制」及「專業人員」提出具體規範，導致現行體系多沿用教育人員慣例。面對文化治理多元挑戰，已是正視制度錯置與結構性問題，建立更具彈性且符合實務需求遴選制度的當務之急。
【專題】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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