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凱凱案，很多人義憤填膺，發起上街抗議，希望要求法官從重量刑，不然無法平民怨；
近期的大罷免議題，也是因為立委對於法律的訂定，使民眾失望，又因為預算的刪減，使得行政方面缺乏經費、做事窒礙難行，以至於有民間團體發動罷免，希望讓那些立委下台；
就連某些支持武統的中配被遣返，也是有其相關規定。有人覺得處理得太輕，應該全家都註銷國籍；也有人覺得處罰的太重，不該直接遣返。
也因此讓我想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法律跟人民要的不一樣？」
我之前看了【底層邏輯】這本書，裡面有提到一個說法：
以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說，造成社會成本增加的一方，才是錯的。
例如A把B騙去C的工地殺掉，以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如果C的工地有好好上鎖，就不會成為犯案地點。
因此會立法讓沒有把工地上鎖的C，給予處罰，讓以後的預備犯增加犯案困難度，那就不會在國內的各個工地發生命案。
因此雖然不是C犯案，但藉由增加犯案成本或困難度，讓未來的工地犯案率下降。
這個說法蠻有意思的。
如果照這個理論來說，那各國的立法，應該用經濟成本的角度，來訂立法規才是。
但實際上，有嗎？
如果增加犯罪困難度，把保母的相關法規，以及督導制度訂立嚴謹，凱凱案可能就不容易發生；
如果立委制定相關的法案，有考量到行政費用及支出，那社會的成本會下降，也不會有大罷免活動；
如果對台灣不友善的言論，例如主張武力攻擊台灣人的內容，都能嚴加管理，並確實執行註銷國籍，或是以內亂外患罪處理，那我相信在各個用流量博聲量的自媒體或直播主，都不會用這種方式，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讓他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那為何我們的法律並不是用經濟學家的角度來制定的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的立委或議員，本身就不是經濟學家。
而且，他們真的需要用經濟學家的角度看事情嗎？
他們是選民選出來的沒錯，但他們優先要顧及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接著是金主。
他們每個法條也不是都自己擬出來的，還不是各個利益團體寫好，讓他們在立法院或議會表決？
至於選民的意見，有很重要嗎？
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的代議士是由人民選出來的沒錯，但我們的法條，從來都不是以民意為基礎訂定的。
反倒代議士及其背後政黨和金主，才是制定法條的操控者。
而那些代議士或官員，何時會真的快速制訂法條？
答案就是跟他自身利益迫切相關的時候。
例如憲法訴訟法，這爭議很大，但也影響國家的權力制衡，使得台灣陷入動亂；
或是財劃法，導致中央及地方的經費預算有困難，造成財政有問題。
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其實也很簡單：學習瑞士採用直接民主制度。
反正台灣也才2千多萬人，加上現在網路發達，學習瑞士現有制度完全沒有問題。
只要我們採取直接民主，改設立立法局，每個人都可以提議案，每個有投票權的人都有機會投票，拿回屬於人民在憲法中提到的「創制權」，我們就能改善代議士把控台灣法律的現況，真正做到還權於民！
希望台灣能在制度上，越來越貼近人民。
